司馬遷在《史記·夏本紀》中兩次提到稻:「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與益予眾庶稻鮮食。」
意思是,大禹叫伯益發放稻種,教導群眾在低洼潮濕的地方種植水稻。
這一記載在新砦遺址和二里頭遺址的考古中得到了驗證。
考古工作者對上述兩遺址的土樣進行「浮選法」統計,發現按重量計算,稻米的權重皆為85%左右,粟和黍加起來的重量權重僅為15%。
這裡可能隱藏著二里頭王國崛起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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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0kaBP期間,全球各地發生了一場降溫事件。
當時,歐洲阿爾卑斯山地冰川重新活動,北美地區發生嚴重的乾旱事件,西亞地區的降溫幅度堪比新仙女木事件最冷和最為乾旱的時期。
在中國,同樣如此。證據如下:
貴州董哥洞、湖南蓮花洞、湖北神農架山寶洞、遼寧本溪水洞等石筍δ18O顯示,4.2~4.0kaBP期間是一個顯著的弱季風期。東北金川的泥炭纖維素δ13C顯示,在4.2kaBP左右該區有一次大的氣候轉型,氣候從之前長時間的濕潤狀態轉為之後的乾旱狀態。
原理很簡單,中國東部的氣溫、降水的變化,主要受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的控制。
當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變弱,雨水帶自然轉移,變得更加靠南、靠東。從而使得東邊和南邊的雨水增加引發澇災,西邊和北邊的雨水減少引發旱災。
當東、南、西、北要麼發生旱災,要麼發生澇災,久而久之,人口就會慢慢向中部地區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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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轉移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一開始是,氣候巨變使人口和資源失衡,造成本地區內部競爭加劇,最終導致大型聚落的誕生。陶寺、石峁等超大型聚落的誕生,即與此有關。
當氣候惡化加劇,為爭奪生存空間,地區之間就會由協作而變為鬥爭。陶寺被毀,就與石峁人群南下有關。韓建業認為,這一考古事件,對應文獻所言的稷放丹朱,未必如此,但背後一定是北方人向中原遷徙。
在陶寺南方,石家河文化遭到毀滅,對應文獻上的禹攻三苗,也與氣候變化有關。
《墨子·非攻上》:「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於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震」。
夏冰,即天氣降溫。地坼及泉,即乾旱。這意味著長江流域出現乾冷天氣。
基於考古發現,中原人群似乎並沒有向南方遷徙。所以,戰爭並非總以佔領對方地盤為目的,也有保護自己不被侵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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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0kaBP的降溫事件,造成了整個社會的大崩潰。
例如,在內蒙古岱海地區,老虎山文化由於氣候的影響而發生衰落,該地區留下200餘年的空白;在西遼河流域,小河沿文化曾發生衰落,不少地區出現文化空白。
研究表明,從龍山時代到二里頭時代,黃河中下游的聚落總數量從1669個驟降至180個;山東地區的聚落總數由677個降為44個;晉南地區聚落總面積由2000萬平方米降為不足300萬平米。
大崩潰同樣波及到嵩山南北地區,雖然程度弱一些。
但不同於其他地區,大崩潰之後,嵩山南北尤其是洛陽盆地,人口快速增加。
據統計,二里頭時代,洛陽盆地的聚落總面積超過2000萬平米,相比龍山時代,上升了八成左右。
此時,該如何養活他們?
其實,新砦遺址和二里頭遺址人群中,稻米在飲食比重中的超高佔比,已經在告訴我們,當氣候巨變時,中原地區的糧食結構,因為不單一,兼具南北特徵,所以更能緩解災情。
簡言之,北方種植粟米,氣候巨變後只能退耕還牧,南方種植水稻,受災後什麼也做不了。只有中原地區,雨水少時種植粟米,雨水多時種植水稻,旱澇保收。(基於當時「東亞雨神」南徙,中原地區的平均雨水量要比過去多一些。故此,水稻在二里頭糧食比重中較高。)
當中原地區在氣候巨變時的農業優勢體現出來後,人群遷入是必然的。
伴隨著人口的增加,是財富的聚集,以及政治的統一。
於是二里頭王國就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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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堯舜時代,中原遭遇大洪水。鯀治水九年,禹治水十三年,終於成功。在這二十二年里,雖然人們可以通過搬家的方式來躲避洪水,但糧食問題難以解決,因為粟和黍不適合生長於雨季。
這就是為何大禹「令益予眾庶稻」。
彼時,大禹等人認識到水稻的重大作用,所以中原地區的人們才能在龍山大崩潰時代損失最小,並能在隨後的時代,快速崛起。
不得不說,誕生於長江流域的水稻,是二里頭王國崛起的最大功臣。
畢竟,那可是85%的口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