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人善於走南闖北經商做生意，在全國各地成立了280多個溫州商會。全國各地都有以溫州命名的商場、商貿城，有的城市還出現了以溫州命名的街道。有媒體做過一番統計，以「溫州」地名命名的馬路有59條，其中34條叫溫州路，25條叫溫州街。
眾多的溫州街中，唯獨中國台北的溫州街與眾不同。
台北溫州街位於台北市大安區，鄰近兩所台灣高等學府，「台灣大學」和「師範大學」。胡適、殷海光、台靜農等知名學者都曾在溫州街居住過，其中殷海光（李敖的老師）的故居依然得以保留。
台北的溫州街至今無大規模地產開發，保留了「古早味」的原生態風貌，是一處兼具文藝與市井氣息的文化地標。
眾多學者居住的溫州街被台灣的作家寫了又寫，《溫州街的故事》《溫州街上有什麼？》等作品，成為台北文學的重要一頁及年輕世代的心靈史。因此，台北溫州街不僅被台灣青年提了又提，還聚集了全亞洲最多的獨立書店。
台北的溫州街與各地的溫州街相比，絲毫沒有濃郁的商業氛圍，顯得最有文藝范。這讓我好奇台北溫州街的取名由來。
原來，台灣光復後，開始了對台灣各城市的街道重新命名工作，廢止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充滿日式風格的路名和地標。
負責規劃台北路名的工作的規劃師，「簡單粗暴」地將一張中國地圖覆蓋在台北地圖上，中軸線對準中山路，把台北分為東西南北4個區位，按中國地圖相應的方位，以省份、城市、山川為藍本，從北到南、由東至西重新給台北的大街小巷命名。
因此，溫州街附近還有永康街、麗水街、瑞安街、泰順街差不多把整個浙江的地名都搬了過去。
可誰也想不到，淺淺的海灣阻隔了兩岸近80年的交流。以大陸各個城市命名的街道，能讓台灣的老兵一解鄉愁。在台灣長大的堂哥告訴我，我大伯時常帶他去溫州街吃上一碗溫州大餛飩。堂哥一直以為，在溫州街頭肯定遍地開滿了餛飩店。前些年，我特意帶他去溫州寺前街品嘗學林餛飩，這是他才發現有著百年歷史的學林餛飩與台北溫州街的溫州大餛飩無論是大小，還是形狀都完全不一樣。
台北到溫州直航航班開通後，溫州起飛不到一小時就降落在桃園機場。這大大拉近了溫州與台灣的距離。溫州這座靠山面海的城市，在語言和飲食上與台灣有諸多相同之處。980多萬的溫州人中，有160多萬人使用閩南語。喜歡海鮮的溫州人做出來的菜肴與台灣菜差別也不大，難怪台灣長大的堂哥第一次來到溫州，就感覺與台灣無異。
溫州人與台灣有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不僅是因為在80年前的台北街頭出現了溫州街，還由於兩地在地理上的相近，加上氣候、飲食、文化以及宗教信仰上與台灣有諸多相似之處。來溫州創業的台商，也不少。遍布溫州大街小巷的東池便當，也是一位台灣青年創立的。東池便當新穎的包裝方式以及選用優質的台灣池上大米，吸引了很多溫州顧客。
台灣高校對大陸開放招生時，也吸引了大量的溫州學生前往台灣上學，據統計，溫州前往台灣上學的學生在全部陸生中比例高達90%。兩岸開通直航期間，許多溫州的文藝青年，在周末相約去台北的街頭過周末。他們或者去看電影，或去台北的溫州街打卡喝杯咖啡。在台北悠哉悠哉的渡過周末之後，再趕回溫州上班。
現在許多台灣青年在溫州創業，他們把台灣青年所喜歡的項目、產品帶到溫州，介紹給溫州的年輕人。溫州也敞開胸襟接受流落在外的遊子前來創業，歡迎他們和溫州的年輕人一起在溫州揮灑著青春的汗水。
從80年前台北街頭刻下的「溫州」二字，到南麂島漁民遷台時帶走的方言與漁歌；從大伯帶堂哥在溫州街吃餛飩的鄉愁，到周末直航航班上背著書包往返兩岸的文藝青年——那些刻在路牌上的「溫州」，煮在碗里的「溫州」，飛在雲端的「溫州」，早已超越了地理的坐標，成了兩岸溫州人心底最溫暖的共同記憶。
或許正如《溫州街的故事》扉頁所寫：「海可以隔，山可以阻，但同根同源的血脈，會順著一碗餛飩的熱氣、一聲熟悉的鄉音、一條以家鄉命名的街道，悄悄漫過所有的距離。」這，大概就是「一家親」最動人的模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