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特朗普入主白宮的日子越來越近，其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可能會迎來新的變化。這其中美國的智庫、學者正不斷給特朗普給出建議，而今天筆者給大家展示的這篇文章來自於美國前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家經濟委員會高級主任彼得·哈雷爾（Peter E. Harrell），目前閑賦在家的他還是全球頂級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研究員。
在這篇文章中，哈雷爾可謂鞭辟入裡地指出特朗普貿易戰要面臨的挑戰，同時他給出了許多值得我們思考的建議。該文原發表於《外交事務》雜誌，因為其立場是站在美國一邊，因此大家需要批判性閱讀。
當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競選中承諾發動一場比美國幾十年來所見規模更大的貿易戰，他的提議包括對所有外國進口商品徵收新的20%的「普遍」關稅，並將對中國的關稅提高到60%。在他贏得連任後的六周內，他通過社交媒體威脅對加拿大、墨西哥、金磚國家、歐盟以及其他目標國家徵收關稅。
然而，特朗普的貿易戰最終將如何展開仍然不明朗。
特朗普的關稅武器呈現雙刃性
在最近的一次電視採訪中，特朗普表示，他將關稅視為一種擴大美國製造業規模的工具，也是一種與外國政府談判的籌碼。但當特朗普試圖將他的貿易直覺轉化為政策時，他將聽到相互矛盾的建議。
一方面，美國大型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們將敦促他利用關稅手段，迫使外國政府為美國公司提供更好的市場准入條件，美國國內製造商則會推動特朗普實施新關稅以提升美國製造業生產；但另一方面，美國安全領域的專家將建議特朗普加強與盟國的貿易，以此作為對抗我們的平衡力量。同時，如果華爾街交易員認為特朗普的關稅或其他貿易政策會推動通脹或損害企業利潤時，資本市場的表現可能也會下跌，這對美國賴以生存的金融市場產生重創。
特朗普作為一名「破局者」，他既可以通過改變貿易走向來提高美國的地緣政治地位，並強化其工業基礎；但特朗普也可能給全球格局帶來巨大的風險，如果他過度冒進，可能會陷入一個全球攜手圍堵美國的關稅戰爭，畢竟其它國家領導人也會保護自己國家的利益。
把關稅協議當做籌碼，而不是真要落地執行
特朗普長期以來將關稅視為實現兩類目標的工具。第一類是貿易再平衡——即縮小近萬億美元的美國貿易逆差並擴大美國製造業。第二類是解決地緣政治問題，例如威脅對墨西哥徵收關稅以阻止移民跨境，或者削弱我們的全球經濟影響力。
但無論特朗普的目標是縮小貿易逆差還是削弱中國的全球經濟影響力，他都會發現，主要將關稅作為談判籌碼要比直接作為落地政策更有效。部分原因在於加征關稅短期內會增加美國消費者的成本。有研究表明，完全實施特朗普的關稅計劃，那將使普通美國家庭每年額外支出2600至3900美元。此外關稅可能促使美聯儲保持較高的利率，從而吸引外國資本流入美國並推高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的匯率，雖然部分抵消物價上漲的影響，但同樣會傷害美國的出口。
東京
上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對美國日益增長的貿易逆差，尤其是對日本的逆差感到擔憂。作為回應，它試圖建立一系列貿易壁壘。但真正縮小逆差的工具卻是1985年的《廣場協議》。通過該協議，美國成功勸說其主要貿易夥伴幫助美元貶值。儘管這並未解決與日本的雙邊貿易逆差，但到1991年，美國的整體貿易逆差減少了80%。
面對中國，美國要整合盟友的力量
自2018年以來，中國整體工業貿易順差大幅上升，現在已超過上世紀80年代日本等製造業強國的峰值順差。此外，按當前趨勢，中國在全球製造業中的份額將繼續增長：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一份最新報告預測，到2030年，中國將佔全球工業產值的45%，而2000年這一比例僅為6%。與此同時，美國的份額將從25%下降到11%。
在當前地緣政治衝突時期，這一趨勢顯然對美國及其盟友不利，因此特朗普必須轉變方向。他尤其需要與外國合作，減少其與中國的貿易。在這方面，特朗普應該能找到越來越多的支持者。
隨著中國製造業順差的增加，包括巴西、智利和南非等主要新興市場在內的越來越多的美國以外的貿易夥伴已經開始自行徵收關稅和採取其他保護主義措施，特朗普的任務是利用美國的貿易政策協調並擴大這些初步努力。
推動貿易夥伴對中國產品提高自身壁壘（編者註：例如近期沙特、俄羅斯等國就對中國的部分出口商品加征懲罰性關稅，這並非基於國家關係，而是基於現實經濟利益考慮），最終也將促進美國製造業的發展。
中國對其他國家的出口不僅取代了這些國家的製造業，還削弱了美國工業崗位，美國製造的產品往往無法在國際市場上與更便宜的中國產品競爭。而且有證據表明，隨著中國向韓國等工業化國家增加汽車和其他高端產品的銷售（例如吉利汽車、大疆無人機、科沃斯掃地機器人都在韓國市場取得巨大成功），這些工業本就發達的國家製造商會通過向美國出口更多產品來中和中國產品的衝擊——這對美國製造業又是一個打擊。
哈雷爾的策略之聯合其它國家
要實現特朗普想要的結果，美國貿易談判者需要轉變思路。
首先需要承認，現代很少有前例表明美國能通過貿易談判說服夥伴國以協調方式對第三國提高關稅。幾十年來，美國的貿易政策一直致力於減少貿易壁壘——開放外國市場以接受美國產品，同時讓外國生產者更容易進入美國市場。而近年來，當美國說服貿易夥伴對中國提高壁壘時，例如加拿大去年10月對中國電動汽車和鋼鐵徵收的關稅，美國是通過外交壓力而非貿易談判實現的。
在特朗普領導下，美國官員需要設計能夠促使貿易夥伴減少與中國貿易的協議。他們可以從推動主要貿易夥伴與美國一道對來自中國的關鍵產品（如車輛和關鍵礦物）實施共同外部關稅開始。作為交換，特朗普應同意豁免這些國家針對這些目標進口產品的新關稅。
哈雷爾的策略之「修改原產地規則」
美國官員還應該修改「原產地規則」，該規則用於確定某產品的來源國，以便計算關稅。目前的貿易規則通常認為產品是在組裝所在國「製造」的，而忽略了這些產品的組成部分。例如，如果一件木質傢具在越南生產，即使木材來自其他地方，也被認為是越南製造的。
中國可以利用這些規則，通過在其他國家設立依賴中國公司和部件的製造設施來獲益（比如最近幾年中國對墨西哥的投資連續創下新紀錄，這些投資最終會將中國產品以「墨西哥製造」的方式進入美國市場）。
越南
特朗普應推動修改這些規則，使此類產品以中國關稅稅率徵稅。一些美國的貿易夥伴可能對這種改變持謹慎態度，因為這會導致中國撤出在這些國家的投資，因此特朗普應該告訴他們，這種規則的變化將有助於他們，因為它會激勵整個供應鏈從中國剝離，繼而實現供應鏈多元化。
哈雷爾的策略之「重結果，輕規則」
最後，美國應該開始追求更注重結果而非規則的貿易政策。在過去30年里，美國決策者制定了詳細的規則來規範貿易條款。這些規則涉及關稅率、補貼以及非關稅壁壘——包括食品安全、知識產權、反腐政策、貨幣操縱以及銀行等行業的規定。規則固然重要，它們有助於促進跨境貿易、投資、創新和競爭。但為了實現特朗普的目標，需要更具創造性的措施。
以特朗普自2017年以來一直批評的美國對德國的持續貿易逆差為例。美國對德國汽車的進口關稅低於歐洲對美國汽車的關稅，但德國的貿易順差仍然持續，主要原因是德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導致國內投資不足、國內需求不足，結果，德國製造業更多地面向出口市場，而非國內消費。
德國正不斷提高軍費
美國通過施壓要求德國增加國防支出至GDP的3%、提高國內基礎設施投資以及增加研發支出等措施，德國提振國內需求的舉措將比美國對德國產品增加關稅更有效地減少貿易不平衡。
近年來，美國經濟表現大幅領先其盟友國家——例如，自2019年底以來，其增長速度是歐盟的三倍——使美國成為合作國家公司不可或缺的市場。特朗普可以利用美國在人工智慧、半導體設計和其他關鍵技術上的優勢作為額外的影響力來源，保證那些同意其貿易條款的夥伴能獲得尖端的人工智慧晶元和其他高科技美國產品。
特朗普的機會
（在哈雷爾看來）目前各國應該不會拒絕特朗普拋來的貿易合作橄欖枝，（在哈雷爾看來）中國經濟增長正逐漸放緩，使中國作為貿易夥伴的吸引力在下降。儘管一些較小的經濟體將繼續彼此間達成貿易協議，例如加拿大和印尼在12月初簽署的貿易協議。但這些協議的經濟重要性通常無法與與美國達成的協議相比，因為美國市場的規模要大得多，也更加具有吸引力。
特朗普及其團隊應該努力以利用國外支持聲音的方式來提出貿易要求，許多歐洲國防官員已經在敦促本國增加國防支出並進行其他必要的工業投資，而七國集團中支持限制與中國貿易的官員也越來越多，特朗普可以與這些人士合作推動協議。
特朗普還應牢記，在這些協議中，結果比方法更重要。如果歐洲和其他七國集團盟友承諾減少與中國的商業聯繫，但希望採用自己的方法和策略來實現這一目標，他不應反對。
哈雷爾對特朗普的忠告
但要實現成功的協議，外交並非易事，而特朗普愛誇張的性格若過度，可能會破壞他的目標。
恰當的威脅可以將外國政府拉到與美國的談判桌前，但如果特朗普過於激進，則面臨國內政治壓力的談判夥伴可能別無選擇，只能進行反擊——這一結果將迫使喜歡強硬的特朗普實施代價高昂的關稅手段。
此外，各國需要知道與特朗普達成的協議是可靠的，如果他們認為特朗普前一天達成協議，第二天醒來就反悔的話，那麼就沒有人願意和美國達成協議。並且特朗普需要在制定具體貿易目標時，與國會和關鍵利益相關方密切磋商，以向外國夥伴保證協議的可靠性。
同時，他可以通過迅速採取行動贏得更廣泛的支持：如果特朗普能夠迅速達成幾項協議，他將在與其他國家達成協議時建立勢頭。
特朗普貿易計劃的賭注很高，無論是對美國經濟還是其地緣政治聯盟而言。數百萬美國人的就業依賴於商品的進出口流動。美國商品貿易總額（包括出口和進口）每年超過5萬億美元。而在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中，美國需要盟友，而不是將其推開的政策。但如果特朗普成功，他可能推動全球貿易幾十年來最具影響力的重寫，結果將是一個更加繁榮和安全的美國。
筆者註：通篇下來，我們可以發現哈雷爾先生的核心策略其實也很簡單，就是儘可能拉攏更多國家建立一條針對我們的關稅壁壘。那麼，大家認為這可能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