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的事功、品德,在晚清中國被廣泛、持續傳播,其名字翻譯被逐漸雅化,其形象被從多維度解讀,諸如傳賢不傳子的堯舜形象,領導人民抵抗外國的民族英雄形象,知錯認錯的誠實形象。這些解讀,對於了解美國歷史,改變中國人的異域人物觀念,對於反清革命動員,都有重要價值。在民主政治方面,他被人們從形式、制度與思想等不同層面進行釋讀。中國有堯舜禪讓傳說,而缺少民主傳統,所以對於華盛頓傳賢不傳子印象深刻,而在制度上、思想上對民主理解不深。華盛頓形象深入中國人心的部分,主要是民主政治的形式。民國初年中國人對帝制敏感,對專制不敏感,是華盛頓形象在中國影響的實際效果。袁世凱在總統名號下而行獨裁之事,並沒有激起強烈的反抗,但他一旦在形式上也拋棄了民主,便舉國嘩然,洪憲帝制也應聲倒塌。這與華盛頓形象部分深入而不是全部深入人心相一致。
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的事功、品德,在晚清中國被廣泛、持續傳播,其形象被從多種維度解讀,對於改變中國人的異域人物觀念,對於反清革命動員與民初政治走向,都產生過一定的影響。深入剖析華盛頓形象在中文語境中的解讀過程,對於理解陌生的民主思想何以由舶來品而逐漸深入人心,哪一部分深入人心,以及深入到什麼程度,具有特別的價值。
一、華盛頓形象在晚清的傳播過程
美國在1776年成立,當時並不為中國人所知。八年以後,中美兩國有了民間交往。1784年美國輪船「中國皇后號」來華,是為中美民間交往的開始。以後,中國才開始注意這個大洋彼岸的國家。
1817年(嘉慶二十二年),兩廣總督蔣攸銛在向朝廷報告有關外國船隻問題時,稱美國來華貨船較多,亦最為恭順,並談到美國沒有國主,頭人四年一換:
該夷並無國主,止有頭人,系部落中公舉數人,拈鬮輪充,四年一換。貿易事務,任聽各人自行出本經營,亦非頭人主持差派。
這是迄今所見中文資料中,中國官員第一次注意到美國政治制度的獨特之處,但是,沒有提到華盛頓的名字。
1819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在南洋所寫《地理便童略傳》中,對美國政體有所介紹,內稱「花旗國無王,只有一人稱總理者治國家事,期在任四年,然後他人得位」。書中也沒有提到華盛頓名字。
1821年,英國傳教士在南洋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刊載米憐《全地萬國紀略》,介紹美國情況:「花旗國,其京曰瓦聲頓。此國原分為十三省,而當初為英國所治。但到乾隆四十一年,其自立國設政,而不肯再服英國。」文中提到的「瓦聲頓」,是華盛頓地名,不是華盛頓其人。但美國首都華盛頓本是因華盛頓總統而命名,故此一「瓦聲頓」亦可視為華盛頓其人在中文裡的第一個譯名。
1837年,傳教士所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雜誌,第一次明確述及華盛頓其人。雜誌在一篇題為《論》的論說中,介紹美國情況,稱其國行寬政,以仁義建國,民人富庶,國勢強盛。文中稱讚「華盛屯」(華盛頓)有堯舜之德,能解救人民,不貪戀權位。
1838年2月,《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刊載一篇《華盛頓言行最略》,比較具體地介紹了華盛頓的事功、道德與歷史地位。同是1838年,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在所著中文讀物《美理哥合省國志略》中,比較全面地介紹了美國各方面的情況,對華盛頓的歷史功績作了比較具體的介紹。
1844年,梁廷枏主要參考《美理哥合省國志略》而寫的《合省國說》,述及華盛頓史跡。同年,徐繼畬經由美國傳教士介紹,獲悉到華盛頓事迹,大為讚歎,在《瀛寰考略》中較多地述及華盛頓,予以很高的評價(詳見下文)。
1852年,魏源在《海國圖志》百卷本中,對華盛頓事功介紹頗多。
其後,蔣敦復在《華盛頓傳》中,李善蘭在《米利堅志》序言中,寓居上海的美國傳教士在《畫圖新報》刊載的《華盛頓小傳》,岡本監輔的《萬國史記》,謝衛樓的《萬國通鑒》,均對華盛頓有所介紹與讚揚。
1886年,黎汝謙、蔡國昭合譯出版了美國人洱汾·華盛頓所著《華盛頓全傳》。書凡8卷,原作者洱汾·華盛頓(WashingtonIrving,1783-1859)是美國著名作家,《華盛頓全傳》是他在長期調查研究基礎上精心撰寫的力作,一百一十多萬字,1859年出版。黎汝謙在日本神戶擔任領事期間,讀到此書,深為佩服,乃囑領事館譯員蔡國昭將其譯出,並親為潤色。此書對於傳播華盛頓生平事迹,影響很大。戊戌維新期間,時務報館曾將其排印重版,名《華盛頓傳》。
1892年,《申報》刊載《美利堅國考略》,內對華盛頓歷史功績的評價,與徐繼畬、蔣敦復等人相近。
1898年,福建人黃乃裳為美國人編的《大美國史略》作序,特彆強調華盛頓創立的制度對全世界的意義。
1902年編就的甘韓《經世文新編續集》,收有《華盛頓布倫士維廉合論》,將華盛頓事功與普魯士的布倫士維廉相比,認為華盛頓的成功條件尤為困難,「華盛頓者資兼文武,發於畎畝之中,初舉度地官,終為大統領,與英血戰八年,備嘗艱苦,終致美為自主之國」。華盛頓面臨的形勢是強英日侵,將帥多叛,但最後立偉勛、開大業,全國富強,四鄰震羨,「華盛頓不誠曠世之偉人哉」!
同年,華盛頓事迹被寫入小學教科書《文話便讀》,文雖簡短,但對於華盛頓形象的傳播,很有價值:
華盛頓者,美利堅之總統也。美立國至今才百年,百年以前,美為英國屬地,英待其民,甚為暴虐,華盛頓創離英獨立之說,舉兵與英人抗,英不能敵,許其獨立。華盛頓既為美君,不傳位於己子,而使國人公舉才能之士,三年任滿,則復舉而代之,名曰總統,又曰民主。
1903年,上海開明書店、文明書局同時出版日本學者福山義春著的《華盛頓傳》的兩種譯本,對華盛頓事迹介紹頗為詳細,予華盛頓以非常高的評價。
1904年出版的《地球英雄論》中的《華盛頓論》,將近代中國華盛頓論推到頂峰。
此外,清末出版的各類萬國通史、西洋通史、美洲歷史,亦或多或少地述及華盛頓,文藝小說中亦有以華盛頓為題材的。
上述文獻,對華盛頓生平介紹最為翔實的是黎汝謙、蔡國昭合譯的《華盛頓全傳》,其次是福山義春的《華盛頓傳》。
二、譯名的雅化
前已述及,華盛頓的譯名第一次在中文裡出現,是指美國首都名稱,作「瓦聲頓」,時在1821年。
1837年,《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第一次述及華盛頓其人,譯作「華盛屯」:美國「教授振舉國者之君子,稱華盛屯。此英傑懷堯舜之德,領國兵攻敵,令國民雍睦,盡心竭力,致救其民也。自從拯援國釋放民者,不弄權而歸庄安生矣。」
1838年,《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刊載《華盛頓言行最略》,為「華盛頓」譯名首次出現。此後,華盛頓名字在中文書刊里頻繁出現,不同的譯名有十多個,包括兀興騰、瓦升墩、瓦升屯、漥性吞等。
這些不同的譯名,多出現在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以後,逐步統一為「華盛頓」。到二十世紀初,已經看不到其他譯名。譯名由眾多而單一的過程,是個逐漸雅化的過程。其中,有兩個典型的例子:
其一是徐繼畬對譯名的選擇。徐繼畬關於華盛頓的知識,主要得自美國傳教士雅裨理。他在《瀛寰志略》初稿《瀛寰考略》(1844)中,將華盛頓的名字全都寫作「兀興騰」,諸如「兀興騰既得米利堅之地」,「兀興騰,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四年後《瀛寰志略》(1848)出版,「兀興騰」全部被改為「華盛頓」。此前,使用「華盛頓」最多的,一是《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二是裨治文1838年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徐繼畬1844年在與雅裨理接觸時,可能還沒有看到《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和《美理哥合省國志略》,及至1848年殺青《瀛寰志略》書稿時,可能看到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和《美理哥合省國志略》,或其中的一種,覺得「華盛頓」譯名比「兀興騰」更雅,於是改用了「華盛頓」譯名。
其二是褘理哲對譯名的選擇。褘理哲(RichardQuartermanWay,1819-1895)是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生於喬治亞州,1844年奉派來華,8月到寧波,參與管理印刷所和長老會在那裡所設的男童寄宿學校。1848年,他在寧波出版小冊子《地球圖說》,其中《花旗國》一篇述及華盛頓,用的譯名是「瓦升墩」。1871年,褘理哲將此書修訂重版,書中的「瓦升墩」已一律改為「華盛頓」。
無論是瓦聲頓、華盛頓、瓦升墩,還是兀興騰、窪申頓、漥性吞,都是對Washington的音譯。由於中國方言的差異,不同地方人對同一音譯會選擇不同的漢字。「兀興騰」、「漥性吞」,是用北方官話的讀音來標註Washington,而「華盛頓」則是廣東話來標註的。使用「兀興騰」的徐繼畬是山西人,使用「漥性吞」的實際是謝衛樓的中國助手趙如光,是北通州人。協助裨治文撰寫《美理哥合省國志略》的中國學者梁植,是廣東高要人,「華盛頓」之譯名應該主要由他確定的。
但是,中文字不同於英文,「華盛頓」三個字合在一起是人名或地名,但拆開來,每個字都有獨立的含義。華、盛、頓三個字中,前兩個字多作褒義,如華麗、華貴、華彩、盛大、旺盛、興盛,連在一起,有華貴、興盛之感,而「兀興騰」或「漥性吞」,三個字連在一起,除了有表音的功能之外,很難讓人產生美感,甚至有點稀奇古怪。所以,以「華盛頓」替代「兀興騰」、「漥性吞」之類譯名,實際是譯名雅化或美化的過程,這是與對華盛頓其人的崇敬心理聯繫在一起的。
三、形象的聖化
中文讀物對華盛頓的介紹與評價,受美國影響很大,有的介紹本身就出於美國傳教士。
據余志森研究,19世紀上半期,即華盛頓逝世後的半個世紀,華盛頓在美國一直處於被人崇拜、敬仰的熱浪之中。他被人奉若神靈,「祖國的救星」華盛頓常常被與「人類的救星」耶穌相提並論。1832年,是華盛頓誕生100周年,一名國會議員在演說中把華盛頓生日同聖誕節,並列為創世紀以來人類僅有的兩個值得慶祝的誕辰。美國人普遍認為在家裡掛一幅華盛頓的畫像是神聖的義務,好像家裡必須有聖人像一樣。在1845年出版的一本華盛頓畫傳中,作者竟認為,嬰孩出世第一句應學的話是媽媽,其次是爸爸,第三句應是華盛頓。
鴉片戰爭前後,美國傳教士絡繹來華時,正是華盛頓形象在美國被神話、美化的階段。中文讀物中,有關華盛頓的資料、信息,基本來自美國。在那樣特定的背景下,在傳教士的筆下,華盛頓的形象自然相當高大、完美。
1837年,《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稱華盛頓「懷堯舜之德,領國兵攻敵,令國民雍睦,盡心竭力,致救其民也。自從拯援國釋放民者,不弄權而歸庄安生矣」。堯舜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道德的最高典範,華盛頓一出現,就被與中國傳統最偉大的聖人堯舜並提。
1838年,《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載文具體介紹華盛頓的事功、道德與歷史地位,內稱「經綸濟世之才,寬仁清德遍施,忠義兩全之烈士中,華盛頓獨立無比」。文章介紹華盛頓見識歷練,才能高大,最有膽量,雄烈過人。在獨立戰爭中,華盛頓「不幹民之譽,而真推民之興,不自貪俸祿,寧守清貧,並無害人利己矣」。美國建國後,華盛頓「雖勢浩大,威震天下,弄權在掌握之中,為所得為,然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竭心忠誠,晝夜專務。良民知華盛頓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故立之為國之首領主。華雖願避靜潛修,悅聽民之聲,在位八年,治國如運於掌,政情利達,百姓動履亨嘉,其名聲高著,流芳百世」。在這裡,才能高大、雄烈過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竭心忠誠、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悅聽民聲、名聲高著、流芳百世,都是最高級的讚譽辭彙。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所載兩篇文章作者不詳。1837年至1838年在南洋一帶活動的美國傳教士主要有三人,粦為仁(1807-1895)、裨治文(1801-1861)與崔理時(生卒年不詳),介紹美國情況包括介紹華盛頓的文字,很可能出自他們,其中裨治文的可能性更大。二文雖然篇幅不大,但奠定了日後徐繼畬、魏源等人評價華盛頓的基礎。
1838年,裨治文在《美理哥合省國志略》中,對華盛頓的歷史功績作了比上述二文更為具體而詳細的介紹:
時國泰民安,必須立首領,設國法,使領邦知而不正視,群庶畏而勉恪遵,此要務也。故乾隆五十三年春,有各省衿耆至費拉地費議其事,共推華盛頓為首。議四月畢,及散歸,各執所議之條款回省,告於省內之人,再議一年,復至費拉地費再議,然後定。國法雖定,尚未有文武員弁,遂議立華盛頓為國首領,文武各員,亦議定焉。首領之名由是而起。
書中述及美國人民對華盛頓的崇敬,尊其為國父,但語氣還算平淡:
國制首領之位,以四年為限,華盛頓踐阼二次,共在位八年,傳與阿丹士。……嘉慶五年間,華盛頓卒。國人呼之曰國父,以其有大勛勞於國故也。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國門洞開,華盛頓的事迹為更多的中國人所知曉。徐繼畬、梁廷枏、魏源、蔣敦復等都對華盛頓事迹有所介紹與評論。
其中,梁廷枏關於華盛頓的資料主要得自裨治文,他的評論是在《美理哥合省國志略》的基礎上發揮的。他特別讚賞華盛頓的高貴品德:「為人公正自矢,不事威福,不辭勞瘁。既罷,常以暇日率官紳人士與農并力耕作,國中人傳為美談。卒之日,舉國傷悼,思其保障功,群尊之曰國父。至今言及,若有餘思焉。」他強調的是華盛頓的公正、謙虛、民望。
徐繼畬對華盛頓有多處評價,茲彙集如下:
兀興騰既得米利堅之地,與眾議曰:得國而傳子孫,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擇有德者為之。分其地為二十六部,每部以正統領一、副統領一,以四年為任滿,集部眾議之,眾皆曰賢,則再留四年(八年之後,不準再留),否則推其副者為正,副或不協人望,則別行推擇。鄉邑之長,各以所推書姓名投匭中,畢則啟匭,視所推獨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資格。退位之統領,依然與齊民齒,無所異也。二十六部正統領中,又推一總統領,居於京城,專主會盟、戰伐之事,各部皆聽命。其推擇之法,與推擇各部統領同,亦以四年為任滿,再任則八年。
頓既定國,謝兵柄,欲歸田,眾不肯舍,堅推立為國主。頓乃與眾議曰,得國而傳子孫,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擇有德者為之。仍各部之舊,分建為國,每國正統領一,副統領佐之,(副統領有一員者,有數員者。)以四年為任滿。(亦有一年二年一易者。)集部眾議之,眾皆曰賢,則再留四年。(八年之後,不準再留。)否則推其副者為正,副或不協人望,則別行推擇鄉邑之長。各以所推書姓名投匭中,畢則啟匭,視所推獨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資格。退位之統領,依然與齊民齒,無所異也。各國正統領之中,又推一總統領,專主會盟,戰伐之事,各國皆聽命。其推擇之法,與推擇各國統領同,亦以四年為任滿,再任則八年。
兀興騰,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余嘗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
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
最後兩段話後來被美國傳教士拼接在一起,刻在石碑上,砌入美國華盛頓紀念塔內。
從徐繼畬的這些評價,可以明顯地看出,他是將華盛頓的事功、品德置於中國文化評價系統中來考量的,既重視其私德即個人素質,盛稱其勇、雄,將其與陳勝、吳廣、曹操、劉備相比,更突出其公德即對國家與歷史的貢獻,盛稱其不僭位號,不傳子孫,開創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將其與堯舜相提並論,即所謂三代之遺意;既重視華盛頓的武功,也強調其文治,所謂治國崇讓善俗。這樣,內聖外王,華盛頓成為雄絕千古的聖人。
徐繼畬從世界範圍與人類歷史兩個維度,從事功與道德兩個方面,予華盛頓以無比崇高的評價。其實,這樣的聖人,不只是西方,就是在中國,也只有傳說中的三代堯舜庶幾近之,其他歷代所謂聖君仁帝,無一能及。但是,徐繼畬還是筆下留有餘地,將其限制在西方範圍之內,說是「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
從徐繼畬寫《瀛寰考略》所用「兀興騰」,到《瀛寰志略》定名「華盛頓」,可以推測,他在寫《瀛寰考略》時,並沒有見到《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上刊載的《華盛頓言行最略》,也沒有看到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也就是說,徐繼畬對華盛頓的評價,是他在無所依傍、無所繼承、無所參考的情況下獨立做出的。
魏源的評價,與徐繼畬異曲同工:
嗚呼,彌利堅國,非有雄才梟傑之王也,渙散二十七部落,渙散數十萬黔首,憤於無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約成城,堅壁清野,絕其餉道,遂(逐)走強敵,盡復故疆,可不謂武乎!……二十七部酋,分東西二路,而公舉一大酋總攝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載即受代,一變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謂公乎!議事聽訟,選官舉賢,皆自下始,眾可可之,眾否否之,眾好好之,眾惡惡之,三占從二,舍獨徇同。即在下預議之人,亦先由公舉,可不謂周乎!
魏源認為,僅設統領、不設國王、事簡政速、令行禁止的民主制度,具有永恆的價值,可以「垂奕世而無弊」。魏源的評論,所謂武、公、周,較之徐繼畬的評論更為細緻一些,但總體上沒有超出徐繼畬的範圍。評論中所謂「眾可可之,眾否否之,眾好好之,眾惡惡之,三占從二,舍獨徇同」,顯然有孟子民貴君輕話語的影子。
稍後於魏源,上海文人蔣敦複寫過一篇《華盛頓傳》,稱頌華盛頓:
(合眾國成)華盛頓復慨然辭眾,謝兵權,歸田裡。各部酋長、諸將校軍士、百姓咸免冠額首而前曰:大王功德巍巍,群臣願奉大王為吾國主。乃大誥於眾曰:有國而傳子孫,私也;權重而久居之,亂之基也。其罷帝號,勿傳世,勿終身執國柄,分建列邦。邦之百姓,推擇一人統其眾,為伯勒格斯(君民共政之稱)。眾伯勒格斯中推擇一人為大伯勒格斯,軍國大事,咸取決焉。然必與眾會議乃成,一人不能獨佔威福,四載一易。大眾請留,更歷四載,必易。既及英平,思與民休息,乃下令曰:繼自今以往,如有貪利忘義,削民膏、殘民命者,與吾民共誅殛之毋赦。當是時,人和年豐,化行俗美,華盛頓名赫赫,至今稱道弗衰雲。
蔣敦復的議論與徐繼畬、魏源相比,意思基本一致,但是細細品味其文字,還是與徐、魏略有差異。考諸華盛頓史跡,確曾有個別下屬勸說華盛頓帝制自為,遭到華盛頓嚴厲批評,但那僅是個別人的私見,而不是如蔣敦復所說的「各部酋長、諸將校軍士、百姓咸免冠額首而前」。其時,在華盛頓同僚中,包括傑佛遜等人,民主思想相當濃厚,對於領袖的權力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包括對領袖禮儀的限制、領袖權力的制約,都很用心,從來沒有一口一個「大王大王」的。蔣敦復以如此強烈對比的筆法,突出華盛頓非同庸眾,鶴立雞群,強調他大公無私,開創民主,通過華盛頓之口,表達「繼自今以往,如有貪利忘義,削民膏、殘民命者,與吾民共誅殛之毋赦」,其實是反映他自己對君主專制的惡感。蔣敦復是比較特立獨行的人,曾與英國傳教士慕維廉游,編過關於英國歷史的《英志》。他寫過《海外兩異人傳》,一篇是愷撒傳記,另一篇就是華盛頓傳。愷撒傳在《六合叢談》上正式發表了,但是,華盛頓傳卻沒有正式發表。為什麼沒有發表?不得而知。今人見到的這篇《華盛頓傳》,是收在他的《嘯古堂文集》中的。
1874年,李善蘭為日本人岡千仞等所譯《米利堅志》作序,基本上是演繹徐繼畬、魏源的評價,頌揚華盛頓在抗擊英軍、創立民主制度中的傑出貢獻。
1898年,福建人黃乃裳為《大美國史略》作序,特彆強調華盛頓創立的制度在全世界的意義,認為:「一時所立國制,下令人民共商可否而後行,此固天下萬國所無,而美國獨有也。於是以征伐得天下之風先於南北美洲絕其跡,而步美國後塵者,或立為民主,或改為民主,計美歐兩洲今已二十餘國,且變君主為君民共主,遍歐、非、澳皆是,要皆華盛頓之體天立極,有以樹厥風聲耳。」黃乃裳認為,華盛頓開創的民主制度,不光對於美國、美洲,對於歐洲,而且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也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具有永恆的價值:
然則天生華盛頓非為英生一勁敵,實為美洲數千萬生靈,及如許族類土人黑人,生一仁明英武之主,並為歐、亞、非、澳諸洲,生一出類拔萃者,挽回萬國運會,以復於唐虞揖讓之天,使人人各得其自主之樂,而不再聞苛政暴斂之苦!不然,何以在位僅八年,舉地球為之震動耶!且繼君美之二十三主,何以皆能仰體其德意,百年之間,拓地至四十五邦,俾其國蒸蒸日上,自政俗、學校、製造、礦化諸大端,度越歐洲,而震今爍古耶!
上述從徐繼畬到黃乃裳等人對華盛頓的評價,主要集中在其抗擊英軍、創立民主方面。1855年,香港英華書院出版的《遐邇貫珍》,刊有《少年華盛頓行略》,介紹少年華盛頓誤斫櫻樹、誠實認錯的故事:
華盛頓者,亞麥里迦人也,才兼文武,為國效忠,真所謂公而忘私、國而忘家者也。自少年時,義氣奮揚,動皆中禮,言辭真實,屏絕浮誇,亞麥里迦合眾國莫不仰慕其為人,至今尤樂道之。余今節取其少年一事,列於《貫珍》,俾中國童子,讀而慕之,或可感發心志,是所厚望。
華盛頓才六歲時,有友送以小斧一柄,得斧後,喜氣揚揚,隨處玩弄,遇物必斫,此童子不識不知之性,大抵皆然也。家園中,植有櫻樹一株,種異凡品,其父愛惜,有若異珍。一日,華盛頓攜斧入園,將櫻樹戕賊迨(殆)盡。次日,其父遊園,看見櫻樹支分節解,遂大發雷霆,聚集家人,詢問曰:園中櫻樹,吾愛所鍾,雖人以多金來購,吾亦不舍,今被惡人戕害乃爾,吾必窮究此人,以消吾恨。家人皆推不知。喧嘈間,華盛頓自外入堂,手攜小斧。父問曰:吾兒可見伐櫻樹之人乎?華盛頓見父怒容滿面,家人觳觫情形,寸心惶恐,初不敢言,頃之乃曰:誑言我不敢說,此父親大人所知,園中櫻樹,實我用此斧戕害也。其父親聞此言,變怒為喜,滿面歡容,欣然曰:嗣後乃知吾子不說誑言,是吾家大幸。雖櫻樹花可成白金,實可成黃金,吾復可(何)惜哉!
這是華盛頓斫樹認錯故事最早進入中文讀本。傅雲龍在美國遊記中也說到這一故事,並稱他曾見過華盛頓斫樹的那把斧頭。其後,包括福山義春《華盛頓傳》在內的許多華盛頓傳記均載有這一故事。
1881年,《畫圖新報》刊登大幅華盛頓畫像和《華盛頓小傳》。小傳除了介紹華盛頓政治方面的事功,還特別頌揚華盛頓對母親的孝順。文中寫道:
華盛頓,美之別部人,生於雍正九年,少有大志,十歲慈父見背,其母教成之。年十七,欲遊學於他國,見其母憂傷,遂即中止……凱旋後,民眾郊迎慶賀,頓不遑顧,惟至家問安。母喜曰:此子自幼及長,無一事忤我,真孝子也。
《遐邇貫珍》、《畫圖新報》都是以青少年為讀者對象的,所以,特別注意介紹華盛頓的個人品德。誠實、孝順這些故事的頌揚,使得華盛頓很像中國史書中所述生而異稟的聖人,形象更為豐滿。
晚清對華盛頓評價的巔峰之作,有兩篇,一篇是湯濟滄所譯、福山義春所著之《華盛頓傳》的書末評語,另一篇是1904年出版的《地球英雄論》中的《華盛頓論》。
在福山義春的筆下,華盛頓這樣英雄的出現,簡直就是上蒼專門為人類安排的:
(華盛頓幼年)英雄之氣,自幼已嶄露頭角,異乎常兒。華盛頓雖習各種學科,然頗愛活潑之遊戲,養武健之習慣,如競爭、飛躍、角力、拋鐵杠及其他輕快用力之運動,無不酷好。又常與少年同學,編數軍隊而調練之。
書中介紹華盛頓誤斫櫻樹而誠實認錯的美德,也介紹華盛頓十八歲時不避危險跳水搶救落水兒童的勇敢故事。書中比較華盛頓與拿破崙的異同與高下,一個功成身退,一個身敗名裂,一個是正義博愛,一個是氣魄雄大:
蓋拿破崙與華盛頓,皆近世史中之大偉人,一則犧牲己身,而造美國千載之基礎,一則席捲歐洲之天地,而唱霸於一時;一則功成名遂而退,一則身敗名裂,死於一荒島之中,而為世人所痛惜。蓋二人之成敗雖不同,而為絕世之事業則一而已。……雖然,以華盛頓與拿破崙較,則其境遇、其性質,皆絕然不同。拿破崙則乘風雲之際會,順時勢之潮流,而希己之光榮。華盛頓獨反對此定例之潮流,立於逆境,而遵所以為國家、為人類之正義公道以成事,未嘗顧一身之光榮。故一以氣魄之大稱,一以正義博愛之大稱,一如風雨之搖山谷,海波澎湃,浩無邊際,一如春日和煦,天地清明,群羊嬉嬉而食春草,孰大孰小,又豈容判其徑庭哉!
翻閱古今東西之歷史,按所謂英雄豪傑之生涯,其成就大業,名輝千載者,不僅才學識量膽略之非凡也,必其富於天真爛漫,有不欺己不欺人之性格,則一朝煥發其至誠之靈氣,可奮然蹶然以從事矣。彼華盛頓者,惟見皇天賦與我成就偉業之能力,則不敢放失,舉世托我於成就偉業之大任,則不敢有負,夙夜孜孜,無或少懈。故當年少之時,即無所設才子氣之聰明,而寧為中庸之材,惟藉其欲為正義、欲為真性之人物之一念,而養成忍耐克己之工夫,無論如何危險,而其不可動之精神,依然不失,其明晰之觀察,與果斷之判決力,則擴充有素,故臨機應變,阻礙極少。嗚呼,此華盛頓之所以有有成乎!
是故世所謂英雄豪傑之士,成就大業、垂名竹帛者,必不僅才學識量膽略之非凡也,必其天真爛漫、不欺己不欺人之性質,灼灼於胸中,有惻隱之心念,有獻身之精神,始可制活機而成絕世之事業。征之史冊,昭昭然矣。
故彼一生中最嘖嘖於人口者,在公正之目的,純潔之手段而已。至於政治家之詭計,彼未嘗一為之也。故無論對於外邦,對於國人,莫不守其正實,而不外公道之範圍,蓋其區別智計與奸詭之界限者有素,而「正義者最上之政略也」之金言,又鏤刻於腦中而一日不離。嗚呼,非彼之修養日久,純潔溫和,有不以隱謀之手段而達其功名心之目的哉!四顧塵寰,凡所謂英雄豪傑者,則孰能視一身之榮華,非最終之目的,如華盛頓之所為也耶!
福山義春這本《華盛頓傳》,日文原名《華聖頓》,由東京博文館1900年出版。此書在1903年同時有兩個中譯本,一是湯濟滄所譯,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一是丁錦所譯,上海文明書局出版。丁錦在譯本緒言中對華盛頓推崇備至:
予讀美國史而求千載不朽之英雄,得一人焉。其氣概如和風,如春日,如靈秀之峰,如清碧之泉;其志節如美玉,如黃金,如砥石之平,如松柏之茂。伊何人?斯非古今第一人傑華盛頓乎?華盛頓者,豪傑中之君子,而君子中之英雄也。批評家曰:昔人嘗言世無完人,然上下三千載,於聖人以外求其近於完人者,唯華盛頓耳。剛而能柔,嚴而能和。意志堅強,才智圓滿,有英雄之膽略,兼君子之盛德。富於自恃之精神,豐于謙遜之性質,懷個人自由主義而不忘國家觀念。以言乎軍人,則智勇之將也;以言乎政治家,則人道之嚮導也。要言之,則博愛、公明、正大之人物也。……歐美人士,迄今尚論第一之人物,必推華盛頓雲。今就現時社會情形觀之,多有不忍言者。願吾後之人鑒乎華盛頓,浴其光風,為自由,為公理,為國家,為國民,有所發起焉。
湯濟滄與丁錦這兩位譯者,同一年譯同一本書在同一個城市出版,不約而同地對華盛頓予以最高級的評價,甚至將中國人極少使用的「完人」字眼都用上了。
無獨有偶,1904年出版的《地球英雄論》中的《華盛頓論》,將近代中國對華盛頓的頌揚推到了頂峰,將華盛頓與近代諸多英雄豪傑相比,並將其美德與中國古代名人相比,認為華盛頓不但在海外是第一流人物,遠遠超過拿破崙、彼得大帝、格蘭特、俾斯麥,即使與中國古代名人行事相比也很傑出:
嘗閱佐治華盛頓傳,不禁為之躊躇滿志、慷慨擊節曰:如華盛頓者,殆海外之第一流人乎?何氣度之遠、仁愛之深,與我古名人相似!今人之談海外豪傑者,若拿坡侖、若大彼得、若格蘭脫、若必士麻克,皆嘖嘖人口,傳誦勿稍衰,然大都鷹瞵虎視,強忍悍鷙,奮發有餘,涵養不足,求其和平溫厚,能澤我中土詩書之氣者,蓋百不獲一。然則華盛頓者,非海外之第一流人乎!華盛頓之才之學,戰功之懋,見機之決,俱高出當代諸人之上,而其氣度之遠,仁愛之深,則又非大彼得輩所能夢見者矣。猜忌之私,非甚盛德,不能無也,而華盛頓與畢辣篤該利吾輩,終不忍以私嫌誤國事,其殆相如廉頗乎!惜二將之非其人也,以殺示威,制軍閫者類然。華盛頓時以生民為念,其與我白起、龐涓之流,仁暴蓋懸殊矣,直曹彬之亞也。身經三十七戰,論功行賞,常若欿然,殆大樹將軍邪!不然,何念之下也。雖有挫折,不損其氣,卒以轉敗而為功,殆孟明霸西戎、范蠡報會稽矣!其在軍也,遍覽名勝圖畫自娛,大敵當前,好整以暇,其猶有緩帶輕裘、雅歌投壺之遺致哉!迨至再辭總統,遜位殷勤,名立功成,急流勇退,則揆諸隱營菟裘,目夷避位,殆又過之。嗚呼,氣度如此,仁愛如此,夫豈彼得、拿坡侖、格蘭脫、必士麻克諸人所能同年語哉!為海外第一流人,所以與我古名人之行事往往相似雲。
文中說到的拿破崙、彼得大帝、格蘭特、俾士麥,都是世界頂級名人;藺相如的雅量,曹彬的仁愛,孟明視的雄武,范蠡的堅毅,在中國都是婦孺皆知的著名賢人典故。作者認為比起這些中外名人,華盛頓既是海外第一流人,也與中國古代名人之行事相似。
這種華盛頓頌的競賽盛況,反映了其時中國知識界對華盛頓的極端崇敬的普遍心理。
四、獨立的旗幟
清末對於華盛頓形象的解讀中,有一突出現象,是著力頌揚他在抗英戰爭中,如何不避艱難困苦,最後成就大業。章宗祥1902所譯《美國獨立史》中,描述抗英軍隊如何供給困窘、兵丁如何憤憤不平、華盛頓如何做政治思想工作、最後奪取勝利:
華盛頓所統之兵,衣裝糧食,均不完備,時憂凍餒,兵官俸微,入不敷出,往往丈夫從軍,妻子嗷嗷,時而兵官相約辭職,時而兵丁昌言梗令。華盛頓竭力維持,商之國會,請定新例,凡長徵兵丁,由國家分給間地,以為償卹,兵官若不中道辭去,則事定之後,終身給予半俸,而國會議員公議投票,可其請者仍居寡數,格於例不行,僅定兵官給予七年全俸之例。及至戰事將畢,兵丁將恐戰罷歸田,不能復索周卹,故要求尤急。兵丁所賴,全在華盛頓一人。見其統帥之無全權,於是有倡議奉華盛頓為君主者。華盛頓聞之大驚,嘗言自從軍以來,從未受驚若此之甚,即令兵丁無得再議及此,違則施以軍法。(史家謂此華盛頓之異常情者也。自羅馬設立民主政體以來,凡執政者,遇有異常勛績,往往漸萌奢願,敗民政之制,而陷於專制之治,獨華盛頓不然)一千七百八十三年,戰事既停,而兵官之俸,兵丁之餉,施(拖)欠未給者數年,軍心憤怒,匿名揭帖,謗誹沸騰。華盛頓憂之,乃大集兵官,曉以大義,先將元帥應得酬功之俸,悉數辭去,以示身先,一面竭力與國會籌商撫慰兵弁之策。
福山義春所著《華盛頓傳》,亦有類似描寫,述華盛頓苦口婆心地一方面做軍人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又做議會的思想工作,最後成就大業:
噫嘻乎,自由之鐘,猛報於國中,獨立之旗,翻飛於海上,榮則榮矣,而建設之難,遠非革命者始念所及也。一國之大,萬民之眾,使凡事非以精神貫注之,則厚此薄彼,不得其當,此致治之所以難,而不得不憤當局者之憒憒也。當其初也,國家獨立之成否,全懸于軍隊之手中,故聯邦議會,常戰戰兢兢,而唯恐失軍人之歡心。及戰局告終,軍隊昨日之勞苦,已置之九霄雲外,所謂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者,非古今一致、東西一轍耶!此議會於今日,所以放擲軍隊之論功行賞而熱心專註於其他之問題也,而謂將士能默爾以息乎!故不平之聲,勃然而起于軍營之間,美國之獨立,即使功敗垂成,亦所不難。故華盛頓勞心焦思,當冬季賜假之餘,不得不居于軍營之中,常監督將士,而使歸於平靜。然而聯邦議會,依然等閑視之也,將士之不平,以是愈高其熱度,訴於華盛頓而請彈劾議會。華盛頓毅然不允,且喻之曰:「軍隊者為國民之自由而設立者也,而議會者又為代表國民之自由,故軍隊不可不服從議會之命令。」將士雖無如之何,然其氣益激,日思所以破壞國會之法,遂有出擁立華盛頓為王,舉兵顛覆之說者。其狀恰如清教徒之迫克林威爾者然。然以華盛頓心情之高潔,其肯從之乎!於是大集將士,揮淚而曉以大義曰:「嗚呼諸君,吾等所以擲一生之幸福與生命而奮鬥者,果何為耶?夫非為我殖民地人士之自由耳?今而為此,何無操節之甚也,何無慈悲之甚也!嗚呼,吾等忍兄弟妻子離散之苦,以血與肉而購得自由之美花,由含苞而吐艷,逐漸開裂,今將成熟,乃僅激於小憤,而遽若此,吾神聖之軍隊,其亦前此之果何為耶?」將士聞之,皆流淚謝罪。然華盛頓不僅以戒軍隊為事也,復馳書議會,務使軍隊得十分之酬報,軍隊之不平以止,北美自由國之障礙以去,而國光乃長輝於世界矣。使華盛頓於此之時,稍懷一念之野心,一躍而就帝王之位,競拿破崙、愷撒之光榮,則合眾共和之事,有不如鮮花之忽遇暴雨,旋即香消影滅乎?是故北美新自由國之建設,不獨宜歸功於美國人民之士氣,而公乎無私之政治家,其所儘力,尤足令人欽佩者也。
革命黨人盧信在1910年夏秋間所寫《革命真理——敬告中國人》,以華盛頓抵抗英軍為例,說明革命是正義的事業,正義的事業在開頭可能困難,但最後一定會取得勝利:
世上唯有理固有勢,勢者由理而生,舍理則勢亦無由而存。紂有臣億萬,武王有臣三千,勢甚殊也,然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則億萬人而不敵三千人矣。蓋理所在即勢所在,一時之勢力安足恃乎?華盛頓之革命也,地不過十三州,人不過三百萬,以抗拒雄冠全球之英國,其勢甚難也,然終告成功者,何也?則理也。夫天下最可憑者理,最不可憑者勢,理有一定而勢無一定。設我國人人皆曉然於獨立自由之理,則滿洲政府雖如何強橫,然冰山難恃,勢力果可長保乎?盧信以華盛頓事迹激勵革命黨人,反清革命一定會取得勝利:
華盛頓以十三州之地,三百萬之人,而與強英戰,以軍械糧餉言,則華盛頓等必無抗拒英政府之能力,然而終於成功者,何也?夫英之待美,萬不及滿虜待漢人之暴虐,英國海軍為世界冠,豈滿清數十艘廢船所能及其萬一!英國兵精糧足,又豈滿清財政不充、招募市井無賴驅之為兵者所能及其萬一?美國革命史,紀革命之事實,農民赤手空拳,有持犁鋤以戰者,其軍械糧餉之缺乏如此,而革命終告成功者,則在理不在勢也。
陳天華在《猛回頭》中,也以華盛頓事迹為例,說明美國贏得獨立戰爭勝利的艱巨性:
列位!你看五洲萬國,最平等、最自由,稱為極樂世界者,豈不是美利堅嗎?列位!須曉得,這個世界也不是容易得來的。這美利堅原是北美洲一塊荒土,自前明年間,英國有數人前往開荒,自後越來越多,到乾隆時候,有了三百萬人。時英國與法國連年開戰,兵餉不足,把美利堅的地稅加了又加,百姓實在出不起了,向那官府面前求減輕一些,不但不準,反治了多少人的罪。人人憤怒,共約離英自立,公舉華盛頓挂帥,與英國一連戰了八年。英國奈他不何,只好聽其自立一國。公舉華盛頓為王。華盛頓堅不允從……列位!這美利堅若不是八年苦戰,怎麼有了今日呢?
五、凡人化取向
美國的華盛頓研究與評價,在華盛頓去世以後,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聖人化,後一階段是凡人化,以南北戰爭為分界。其間原因,一是華盛頓去世已久,人們對他的懷念熱潮已過,開始冷靜下來。二是南北戰爭以後,美國工業化迅猛發展,人民向西部開發,疆域大為拓展,美國民主思想中注入了西部移民的民主觀念,人們開始以平常心來看待自己的領袖。三是林肯的出現,打破了華盛頓一枝獨秀的局面。林肯出身勞動人民家庭,在國家面臨分裂的危急時刻,挺身而出,既統一了聯邦,又消滅了種植園黑奴制度。這種崛起於草茅之中的偉大英雄,其光芒足以與華盛頓同耀爭輝,甚至比身為巨室富豪的華盛頓更有社會基礎。
對華盛頓作凡人化解讀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強調美國共和制度的確立,不是華盛頓個人的功勞,而是美國人民的創造。誠如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在華盛頓解甲歸田後評論說,人們與其崇拜華盛頓的性格,更應讚美教養他的國家。確實,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看,美國共和制度,不是在君主專制廢墟上建立起來的,而是在資產階級文明曙光照耀下成立的,民主思想深深地影響著美國民眾。在華盛頓當選總統之前,已有《獨立宣言》與三權分立原則,天賦人權、主權在民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在制訂憲法和建立新政府的過程中,人們一直用警惕的目光注視著統治者的權力及其運用,防備他們有朝一日帝制自為。所以,是美利堅大地的民主氛圍造就了華盛頓,而不是華盛頓憑空開闢了美國的共和天地。作為凡人化解讀華盛頓的成果,十九世紀後期,美國出過三本有關華盛頓的傳記,即亨利·卡博特·洛奇的兩卷本《喬治·華盛頓》(1889),曾任美國第二十八屆總統威爾遜的《華盛頓傳》(1896),保羅·福特的《真實的喬治·華盛頓》(1896)。這三部書的共同點是努力恢復華盛頓作為普通人的形象,所要追求的目標,是要「寫真實的華盛頓」。用保羅·福特的話說:他筆下的華盛頓,如常人一樣,是一個受人類弱點制約的人,一個受人類情慾支配的人。
與美國對華盛頓解讀的轉向差不多同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也有人從歷史延續的角度、民眾與英雄辯證關係的角度來解讀華盛頓。1895年,宋恕在《六字課齋津談》中,述及華盛頓,對華盛頓為何不行帝制而實行民主,有自己獨到的看法。他說:「世謂華盛頓創西國民主之局,非也。」他列舉歐洲歷史上希臘雅典民主等事例,說明民主制度並非華盛頓首創。在華盛頓之前1700年,屋大維已有「十年讓位」之定例。即使是美人叛英自立之議,也不是華盛頓首先提出來的。但是,宋恕強調,「縱觀西國英雄,如法之拿破崙,英之格朗穵(即克倫威爾-引者),其初皆起於民主黨,及功成名立,仍謀世襲,獨華盛頓堅拒諸將奉為皇帝世襲之請,異矣」。1897年,章太炎在一篇文章里,指出華盛頓的出現有其特定的社會環境,認為華盛頓「於不毛之地,剪除榛薄,始奠天地,其功若女媧、燧人,殺黑龍而積蘆灰也。當斯時,民非斯人固無所戴矣。斯人者出而令而創民主,民固無所競矣」。同年出版的《萬國分類時務大成》,介紹各國國君之後,案語中寫到華盛頓,比較華盛頓與其他美國名人之歷史地位:
美自自主以來,其總統之著名者惟華盛頓、臨艮、格蘭脫三人,華盛頓為創業之君,其功尤大,臨艮、格蘭脫為中興之主,敉平南北花旗之亂,其功在北花旗。
1901年,《國民報》從英雄與民眾關係的角度,指出非常的英雄是從非常的民眾中產生出來的:
彼其真以法國革命為拿破崙一人之力,而美之獨立乃華盛頓一人之功乎?彼國民自為其身家,其始也,不知幾千百華盛頓、拿破崙忘生死、擲頭顱,以爭一日之命,而彼二人者乃坐享其名,吾方竊竊焉怪之,而彼乃儼然自任,此則大惑不解者也。今試無慓悍無前之法民,則拿破崙何如矣!無十三州之自治,則華盛頓又何如矣!
其後,鄒容在《革命軍》中引申其意:
若華盛頓,若拿破崙,此地球人種所推尊為大豪傑者也,然一華盛頓、一拿破崙倡之,而無百千萬億兆華盛頓、拿破崙和之,一華盛頓何如?一拿破崙何如?其有愈於華、拿二人之才之識之學者又何如?有有名之英雄,有無名之英雄,華、拿者,不過其時拋頭顱濺熱血無名無量之華、拿之代表耳!今日之中國,固非一華盛頓一拿破崙所克有濟也,然必須製造無量無名之華盛頓、拿破崙,其庶有濟。
華盛頓作為美國共和制度的奠基人,是時勢所造的英雄,這一論點,到清末十來年間,已成社會普遍看法。曾被清政府確立為教科書的《萬國歷史》中寫道:
1789年,華盛頓被舉為大統領,「合眾國之獨立,實出於國民之愛權力,愛自由,不稍受暴政之壓制,奮力以獲勝利,其事業光昌,赫耀偉大,國民之舉動也,且當時建此偉業者,皆由德智義勇之士,發此大願,即華盛頓」。
1911年出版的《美國獨立戰史》,對此闡述得最為透徹:
北亞美利加之殖民,由於富自治氣象,厭他人干涉之人組織而成者也。全殖民固非皆然,因欲罔利一攫千金而移住者亦多焉,然而感化全殖民,養成此一種風氣,固不在乙而在甲也。易而言之:甲實全殖民地之骨子也。英政府乃不之察,對此自主之人,常施以壓制手段,其後十三州之人,脫本國之羈絆,卓然獨立,豈偶然哉!
六、深入人心的是哪一個華盛頓
到辛亥革命前後,華盛頓已是中文世界出現頻率相當高的名字,茲列舉一批:
1911年11月9日,黃興緻電袁世凱:「明公之才能,高出興等萬萬。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直搗黃龍,滅此虜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為拿破崙、華盛頓,即南北各省當亦無有不拱手聽命者。」同年11月13日,張謇等人勸說袁世凱,順應形勢,走共和之路:「至於華盛頓傳,則世多能道之,亦公所稔,不以煩聽。」
1912年2月15日,南京參議院電賀袁世凱被推舉為臨時大總統,內雲:「查世界歷史選舉大總統滿場一致者,只華盛頓一人,公為再見。同人深幸公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我中華民國之第一華盛頓。」
同年2月18日,八旗全體上袁世凱函,內稱「北方人士既推公為中國華盛頓第一,南方君子復許公為世界華盛頓第二,實為中國全體人民所同欽仰之鐵證」。也是在這年2月,張謇致電袁世凱,勸袁世凱不畏艱難,勇任民國總統,「天下事未易言,昔華盛頓之難,殆倍今日。公被眾舉,義何容辭」?
1913年10月25日,袁世凱要求各省就《臨時約法》的存廢發表意見,援引美國故事,稱「美國議定憲法時,華盛頓充獨立殖民地代表第二聯邦會議議長,雖寡所提議,而國民三十萬人出眾議員一人之規定,實華盛頓所主張」。
1913年12月,黎元洪等致電袁世凱,請求以政治會議取代國會,亦以華盛頓與美國共和故事為例。
夠了,不必多引了。翻翻清末民初報刊,華盛頓名字隨處可見。
晚清中文讀物中,與華盛頓齊名的另一西方大英雄是拿破崙。單1903年,就出版過三本拿破崙傳記,報紙、雜誌上介紹拿破崙生平事迹的文章更多。知識界已經習慣於將華盛頓、拿破崙並提,如前述鄒容所云「有大兒華盛頓於前,小兒拿破崙於後」,黃興給袁世凱致電也是將華盛頓、拿破崙並提。但是,稍微關注政體性質的人還是明白,華盛頓與拿破崙是兩路人。所以,當民初社會不加區別地恭維袁世凱為中國華盛頓與拿破崙時,袁世凱非常敏感,細心地指出兩人有所不同。
這裡有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1913年,《大陸報》記者彌勒訪問袁世凱,告知「有人謂總統欲仿效拿破崙」,袁世凱馬上表示:「余欲為華盛頓,非拿破崙也。華盛頓為歷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國,余何故欲為拿破崙而不為華盛頓乎?」他自1913年10月10日正式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之後,就一直以華盛頓自況。他在大總統就任宣言書中,就述及華盛頓幼年誠實故事,以華盛頓自期,絕口不提拿破崙。
由此可見,到民國初年,華盛頓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人們拿華盛頓來說事,根本不需要提及其具體事迹,只有說到華盛頓,那就是民主的代名詞。
在美國,不同時期人們對華盛頓形象的解讀,強調的重點,並不完全一樣。在中國也是如此。我粗分了一下,至少有九個不同的華盛頓形象:一是開國總統,國父形象;二是領導人民打敗英國殖民主義者、實現民族獨立的民族英雄形象;三是能征善戰的軍事統帥形象,所謂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提三尺劍,開疆萬里;四是打了天下但不佔天下、不坐皇帝的堯舜形象;五是具有堅定的民主思想、開闢世界民主道路的民主形象;六是嚴格遵從已有民主制度、遵守憲法的守法形象;七是敢於認錯、不講謊話、見義勇為、孝順母親的誠實、行善、孝順形象;八是也有缺點錯誤、也有七情六慾、也會發脾氣的凡人形象;九是善於積累財富的大莊園主形象。這九個形象,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道德層面,二是事功層面。就政治思想層面而言,主要是三方面,一是打了天下、不坐皇帝的堯舜形象;二是具有堅定的民主思想、開創世界民主道路的民主形象;三是嚴格遵從已有民主制度、遵守憲法的守法形象。
那麼,清末民初深入人心的到底是哪一個華盛頓呢?我以為,主要是道德層面的華盛頓,是打了天下但不做皇帝的堯舜形象。至於民主思想層面的華盛頓、嚴守法制的華盛頓,一般人不甚了了。這與其時普通社會對民主的理解相一致。
清末中國,民主雖然已是常用辭彙,也是常談話題,但是,細究起來,不同人在不同場景所說的民主,往往不是一回事,差異很大。單從政治上說,就可以分為形式層面的民主、制度層面的民主與思想層面的民主三種。形式層面的民主,或曰具象的民主,是最容易感知的,即有總統而沒有皇帝,或稱總統而不稱皇帝。制度層面的民主,即法治,國家權力依據由民主程序確立的法律來運行。思想層面的民主,是法治得以建立的思想基礎,包括民有、民治、民享。中國近代以前兩千多年,都是君主專制,沒有民主傳統,沒有理解民主的思想資源。晚清時期,人們通過書本報刊,通過出國考察,對民主逐漸有所了解,且不斷加深這種了解。但是,從社會層面上看,能夠了解制度層面民主的人,遠遠少於了解形式層面民主的人,了解思想層面民主的人,又遠遠少於了解制度民主的人。華盛頓在晚清被解讀的形象,分別與這三個層面相對應。與徐繼畬等人所謂的華盛頓堯舜形象相對應的,是對具象層面民主的了解;與宋恕、《國民報》編者所謂時勢造英雄的華盛頓形象相對應的,是對制度層面民主的了解;與孫中山、梁啟超等認為華盛頓是民主思想的體現相對應的,是對思想層面民主的了解。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清末民初人理解的華盛頓,就與民主相關聯的角度看,實際是三個華盛頓,即一、不做皇帝只做總統的華盛頓,姑稱之為「堯舜華盛頓」;二、作為美國民主制度產物的華盛頓,姑稱之為「制度華盛頓」;三、體現民主思想的華盛頓,姑稱之為「思想華盛頓」。時人心目中的華盛頓並不一樣,真正像孫中山、黃興、宋教仁、梁啟超那樣,不但從形式上、制度上,而且從思想上真正了解華盛頓的價值、理解民主真諦的人鳳毛麟角。一般人心目中的華盛頓,主要是不做皇帝只做總統的「堯舜華盛頓」。
正因為如此,民國初年,人們對於沒有帝制外殼的專制是不那麼敏感的。1914年5月,袁世凱正式宣布《中華民國約法》,號稱「新約法」,行總統制,將行政、軍事、立法、外交等大權集於大總統一身,並規定大總統有權「發布與法律同等效力之教令」,大總統權力已與皇帝相差無幾。年底,他公布《修正大總統選舉法》15條,規定大總統任期十年,連選連任,沒有限制;大總統候選人除現任總統外由現任大總統推薦三人,名單藏於金匱石室,管鑰亦歸總統負責。按此規定,總統可以推薦別人,也可以推薦自己的兒子。這樣,集權制、終身制、世襲制實際上都有了,大總統已在事實上等同於皇帝,只不過名義不同。世界上哪有這樣的民主!可是,這一切,在當時並沒有激起很大波瀾,因為,形式的民主還在。
對帝制敏感,對專制不敏感,這就是華盛頓形象在中國影響的實際效果。
當然,對帝制敏感也有重要價值。袁世凱一旦帝制自為,形式層面的民主一旦丟棄,蔡鍔等人馬上起兵聲討,洪憲帝制也就應聲倒塌。
文章來源:《史林》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