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在《馬說》里有語「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此言非虛。古往今來,因無「伯樂」發掘而鬱郁不得志的「千里馬」也是不勝枚舉。
2005年,88歲的孫大光因病去世。而這位「伯樂」一生都在致力於發掘「千里馬」,這些被發掘的千里馬之中也包括了溫總理。
談及他時,溫總理都感慨萬千動情的說到「假如不是他把我調到部里向上推薦,我不可能到中央,很可能如今還在山溝溝里」。
作為新中國交通和地質礦產工作中優秀的領導者,孫大光又有著怎樣傳奇的一生呢?
1917年,孫大光出生於安徽壽縣的一戶貧苦農家。
生逢亂世,家道中落,生活之艱難可想而知。不過即是家學傳統,也是父母殷切之期盼,年僅6歲孫大光便被送到了學堂開蒙。而在滌盪著舊思想的新文化運動之中,裹挾著自己對社會的不公,年輕人又怎麼不會被影響。
1933年,外出求學的孫大光因為錯過學校考期,不得不當起了書店裡的打雜工人,也正是在此期間他加入了共青團。期間受共青團指派參加了多個救亡圖存運動。
不過1940年遵從上級指示,孫大光加入了國民黨。在這期間,他潛伏於國民黨之中積極活動。而他共產黨員的身份公開也直到長春解放之後才公開。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國家各項事業百廢待興,其中交通工作是十分重要的領域,不僅關係到經濟發展,而且也關係到部隊的快速調動,是國之命脈所在。
組織上考慮到孫大光有交通方面的專業知識,於是安排他出任東北交通處處長,後來在李富春的推薦下,孫大光順利進入國家交通部工作。
他的職務也相繼從司長到黨組成員、副部長、副書記,到了1964年,孫大光憑著出色表現升為交通部部長。
他經常在國內各省和國外考察,尤其是在西南大三線建設期間,他經常深入山區調研基建工作。
然而就在他的仕途順遂之際,特殊時期悄然到來。他也未能倖免,隨著交通部受到衝擊,他也被扣上了各種罪名,無法開展工作。而且還被一些人帶到監獄裡實行「軍事監護」。在監獄的日子裡,他為了保持好心態,堅持每天打太極拳。後來監獄裡允許他看書,他就早上打太極拳,然後讀書。
1971年,局勢發生了一些變化,孫大光的妻子給周總理寫了一封申訴信,組織上經過協調,終於把他放了出來,告別了五年的牢獄生活。
監獄生活雖然很艱難,但也改變了他對待生活的心態。出獄之後的他,對生活更加樂觀,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平靜生活。沒過多久,組織上安排孫大光到計委地質局工作,這其實對他來說是一個考驗。因為他對地質學和地質勘探工作完全一竅不通,他決定從0開始,從最基本的地質學原理入手,連續幾十天幾乎每天在單位的圖書閱覽室學習,晚上也不回家,通宵苦讀。
一個多月後理論水平有了很大提升,李先念聽了他的工作彙報後大感意外,稱讚他:「學習能力突出,真不簡單!」
後來他擔任了重要職務後,開始關心地質部門的人事問題,由於部門裡很多人是部隊軍事幹部,對地質科學也不懂,解決不了複雜問題。
因此從1980年開始,他要求各省局部門挑選一批優秀的專業技術幹部,作為後備幹部重點考察培養。
為此,他定期去地方上調研,和地方上的同志一起開展工作,順便考察人員。後來他提拔的年輕幹部中有11人擔任副部級以上領導職務,其中有一人擔任了正國級職務,他就是後來擔任總理的溫總理。
說起他和溫總理的緣分,還要從1981年說起,當時長期在甘肅從事地質考察工作的青年溫總理跟隨他外出調研,在工作期間,溫總理嚴謹的思維和出眾的才華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後來推薦人才的時候,他就將溫總理從地方調到了部里擔任辦公室主任,在第四批外出調研時,又帶上了溫總理。到了1983年,溫總理被增補為地礦部黨組成員,隨後升為地礦部副部長。十四大召開後,溫總告別了地質系統,進入中央工作。
談及這段往事,溫總理也不忘孫大光識人之恩,「像我這樣的,全國有成千上萬……假如不是他把我調到部里向上推薦,我不可能到中央,很可能如今還在山溝溝里」。
而作為一位伯樂,即便到了晚年,孫大光也並未閑下來。他很關心家鄉安徽的教育事業,多次賣掉自己珍藏的書畫籌款,為多所小學蓋了新的教室和食堂。
2005年,孫大光在北京病逝,享年8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