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居然引出特務潛伏案，而特務潛伏之深讓驚動中央（十九）

書接上回。

俞黎明、尹午生、陸炳笙三個當年參與案件外圍調查的舊警察在和余瘦君僅僅談了半個小時，余瘦君就弄清楚了以下情況：

關於現場勘查中途被叫停、就是因為那封軍統的密函，所有證據基本屬實。但由於發現舊警局刑技人員曾經提取過那部電話機的指紋，余瘦君就在和三位留用警員談話中這個問題得以破解。

留用警員小俞回憶去年清明節晚上前往臨頓路「避風堂別館」出警的路上，同車有一位「實習生模樣穿便衣的小警察。這個「實習生小警察」既然有資格隨同法醫、刑技人員進入現場，在當時是符合常理的。不過，再往下想，不合常理的細節就出現了，因為按照國民黨方面警察局的規定，警察院校如果安排實習，必然是統一安排，這種統一安排不可能只讓一個學員到某個警局實習，至少是五六個學員一起，學校還會指派一名老師帶隊。到了實習單位，同一組的學員一般都是一起行動的，之前都是這麼乾的，可這次，居然是一個人放單飛，小俞覺得有些意外，這明顯不合規矩嘛!

余瘦君最初以為這個小警察是不是有什麼家庭背景特殊關係，在實習方面搞特殊，如果推斷準確的話，那麼其他方面也可能有特殊照顧，他本人隨同法醫、刑技人員進人現場後，見大家不那麼積極，而他卻對某些重要的點位進行了取證，回到警局，上峰要求大家上交現場物證，而他既然有特殊背景，說不定把證據保留在自己手裡。

如果能夠找到這個實習生，無疑將對破案有重大突破，三人回憶下來，說小警察他是寒假結束後出現在吳縣警察局的，上面對他的實習也很重視，還安排的刑技鑒識師莫攬天帶他。不過，莫攬天已經準備去台灣了，根本沒心思教徒弟，案發那天晚上莫攬天也沒出警，小警察在進入現場後他幹了什麼活兒，三人就不清楚了。法醫、刑技人員先行入內，院子里待著的刑警看不到，三人也沒留心小警察那是幾時離開的。

小俞最後向余瘦君提議，小警察的事情可以去問問雜役老平，因為如果那天上交的證據需要就地銷毀，那肯定是老平的活兒。這老頭兒雖是文盲，但記性特別好。日偽統治時期，警局的鬼子顧問領教過他的記憶力，豎起大拇指誇讚「大大的好」，還曾動過把他調到諜報科的念頭，但他不認字，只能重新當雜役。

余瘦君隨後就讓人即去找老平，蘇州解放後，老平被留用，仍是工人身份。等余瘦君跟老平一談話那真的是大吃一驚，他發現這老頭兒的記憶力還真是天生超群，去年清明節那天夜裡的情況他記得一清二楚，就像是昨晚剛經歷的。

老平回憶道，那天下半夜3點鐘前後，他被當晚輪值的總值班主任殷局長的秘書叫叫醒，說局長讓他去一趟，殷局長五十多歲，「中統」出身，後因病休養。1947年秋突然出任吳縣警察局任代理副局長。所謂代理，其實就是個閑職，但他這個代理副局長一直代理到蘇州解放前夕，後來去了台灣。

殷副局長先對半夜喚醒老平表示歉意，然後他對老平說：「食堂師傅已經到班上了，你讓他們立即準備一桌豐盛些夜宵，再上幾瓶好酒。然後，你就在我辦公室門前的走廊里坐著待命」。

老平自是照辦，不久外面開來一輛汽車，老平在二樓走廊看到，從車上下來的是七八個法醫和刑技警員，手裡都提著各自的工具包。老平遵命下樓，殷副局長的秘書錢先生已經站在院子門口，他要求，所有的法醫、刑技人員把照相機里的膠捲以及裝在貼著標籤的物證袋裡的物證堆放在一起桌上，然後表示:「大家辛苦了，局座讓兄弟向各位表示慰問，大家先去洗個澡，局座已經在食堂準備了夜宵。」

法醫、刑技人員離開後，錢秘書命老平把這些東西一股腦兒統統燒掉。老平自然是點頭照辦。錢秘書似是不放心，還跟在他身後。動手操作時，老平才發現燒這些東西跟平時燒文件資料不同，其中有些不是易燃材質，光冒煙不著火。錢秘書於是就便去食堂取來一盆食油，讓澆上去助燃，這才燒乾凈了。整個兒過程中，就老平和錢秘書兩人在場。那位錢秘書解放前夕也消失了，估計也去台灣了。

余瘦君聽後十分遺憾，可當一問那個實現的小警察，老平還真有印象，當余瘦君問及，他是不是帶包，他的包是否也被銷毀，老平略一思索，片刻後開腔道，「他是最後一個下車的，下來時一隻手還在揉眼睛，可他還沒走到，就被錢秘書揮手阻止了，說鄔少爺沒你的事，你把包放回辦公室就去洗個澡，換身衣服去吃夜宵」。於是他就沒過來，轉身離開了。後來是不是去吃夜宵了我不清楚，後來燒東西時，我和錢秘書聊天，錢秘書說鄔少爺是上海人，家裡很有錢，老爺子開著兩家工廠、三家店鋪呢，又說鄔少爺跟殷局長是親戚。」了解完情況之後，余瘦君親自請老平吃飯，而且還表示，以後有什麼困難可以找公安局解決。

接著，余瘦君又派人去找鄔少爺，一查才知道，鄔少爺是自己人，而且還是地下黨，就在當晚，鄔少爺就和上海市公安局有關領導面對面坐著談話了，鄔少爺大名鄔立岳，震旦大學醫學院1949年的畢業生。鄔立岳考入震旦大學醫學院法醫班，對此，父母親戚自然都是強烈反對的，但小鄔的保密工作做得好，家裡對此始終不知情。入學半年多，小鄔參加了地下黨組織的外圍進步學生讀書會，接受了革命教育。一年後，秘密加入了地下黨組織。

1948年暑假結束，鄔立岳接到組織上的指示，考慮到今後的城市管理，組織上決定讓小鄔在接受正規的法醫教育的同時，自學刑事勘查，要為將來上海獲得解放後可以更好地為新中國工作。

1949年寒假結束進入大四下學期時，學校安排學生實習，可以自己聯繫，鄔立岳得到組織上的批准後，通過其吳縣警察局代理副局長的表姨夫殷永福的關係前往蘇州進行刑事勘查實踐。但形勢發展得太快，4月23日傳來南京解放的消息，組織上緊急通知他立刻返滬，為下一步接收上海做準備。

1949年4月5日晚上，鄔立岳確實參加了蘇州臨頓路「避風堂別館」血案現場的勘查。在現場，鄔立岳在無人指導的情況下，獨立完成了部分痕迹物證的提取。當然，當時提取痕迹物證之前他都要問一下帶隊警官，確認該證據屬於可取不可取的範疇，他才動手操作。那天晚上，他不但提取了客廳里那部電話機上的指紋，還在法醫提取了五個死者(郁鈞漢、伍石公及三個保鏢，保安團別動隊特務的屍體已提前運走了)的指紋之後，用酒精將死者的手指擦拭乾凈，自己照葫蘆畫瓢重新提取了一遍。另外，他還提取了部分頭髮、彈殼、彈頭之類的物證，並拍攝了照片。

緊接著，局長室傳令要求法醫和刑技人員停止勘查，立即撤回。鄔立岳原本就對這起死傷重大的案件很感興趣，但局長命令更是讓他警覺起來，暗忖這個案件沒準兒跟地下黨有關，於是他就有了偷偷保存證據的念頭。

沒想到返回警局後，錢秘書讓所有人交出物證，鄔立岳 此時確信，手頭的證據有必要保存下來。他故意最後一個下車，其實已經把指紋證據和從照相機里卸下的膠捲藏匿在車上，隨身帶的都是一些隨手拾取的物證。不過，錢秘書根本沒管他索要證據，就讓他回宿舍洗澡換衣服去了。候得錢秘書離開，小鄔悄然回到車上，取回了藏匿的證據。

接著，鄔立岳趁技術室無人的機會，把膠捲和指紋卡片進行了處理，再前往郵局，以挂號包裹的方式寄回上海家中，囑咐家人其代收並妥存。之後，他就時時留心有關臨頓路血案的消息，這個案子就這麼不聲不響地被人們忘記了。

不久，鄔立岳參加上海地下黨迎接解放的準備工作，當時他也沒空去仔細研究那些證據，只是讓妹妹把有關證件妥善保存起來，之後鄔立岳在上海市公安局法醫室當法醫。鄔立岳這個時候還惦記著那些證據，生怕放在家裡不安全，於是將其放入市局法醫室歸他使用的鐵皮柜子里。時隔一年多，他終於等來了「華東八室」的偵查員。事後，鄔立岳經余瘦君提議，給鄔立岳記二等功一次。

余瘦君拿到鄔立岳保存的痕迹證據後，就甄主任打了一個電話，甄真聽說已經拿到僅存的一份現場痕迹證據，情緒竟然少有地激動起來:「待著不要離開，我這就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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