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新聞:最近,美國政治經濟亂象叢生,似乎有一些新的特點,您如何觀察?美國真的會走向全面的社會崩盤嗎?
特約評論員 庚欣:美國現在的矛盾確實很突出,政治、經濟、社會、內政和外交等各方面,確實是亂象叢生,而且要注意最近這些亂象具有一些新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現在美國的這種社會亂象和動蕩,和2008年金融海嘯時明顯不同。
當時美國主要是內生的、特別是金融領域出現系統性風險所造成的社會動蕩。但最近這幾年來,美國的社會亂象和動蕩是全方位的,而且是政治危機大於經濟金融危機,國際壓力甚至有時大於內部矛盾壓力,當然有些是美國刻意營造的氛圍,使民眾認為好像美國面對著來自中國和俄羅斯等大國的外來壓力和風險,但在國際上確實出現的百年大變局,對美國維護百年霸權,確實產生了很大壓力。並且由此使美國出現了這幾年越演越烈的單邊主義、反多邊國際合作,搞「陣營對抗」、「脫鉤斷鏈」、構築「小院高牆」等歷史倒退的做法,這與2008年時,美國希望國際合作,並由此形成了G20峰會等一系列國際協調機制,明顯不同。
第二個特點,現在美國感受到的壓力和「9·11」恐怖襲擊時面對的危機和壓力明顯不同。
「9·11」的時候,美國的壓力主要是來自外部的,而且是一些國際社會發展不均衡導致的所謂「非傳統性」的安全威脅,並且得到了當時國際社會的廣泛合作予以回應。而最近這些年來,美國所面對以及美國自己營造的威脅和壓力,是傳統型的大國博弈,而且是熱戰+冷戰+美國營造的「新冷戰」等幾種模式壓力的結合體,是各種傳統性安全威脅和非傳統性威脅綜合發酵形成的挑戰,而且在不斷惡化。而且有些是美國自己造成的,有些是天災如疫情等的壓力,使得美國難以對應。
第三個特點,最應該引起美國關注、或者說美國面對的最大的社會衝擊和矛盾,就是美國社會的制度、秩序、價值觀與行為方式等基本面正在發生一些從未有過的惡性異變。
比如美國的選舉體制,經過了上百年錘鍊,是相對比較成熟的。但是,最近這些年來,無論是特朗普幾年前操作的國會山騷亂的對抗性爭鬥,還是最近民主、共和兩黨在面對明年大選前出現的選前惡鬥,各方參選人大致確定,但是反而更加突顯美國政治對抗的極端性。互相撕裂的不僅是兩個老人相互追究刑事責任等一系列史無前例的政治亂象,而且現在兩黨議員幾乎在國會沒有合作協調的空間,這種情況都在使美國,無論是政治穩定性,還是決策的合理性,都受到極大的衝擊。而美國國力的明顯下降,與維護自身霸權心態的明顯增強之間,也形成了極度的不平衡,這樣就構成了美國政府從未有過的目前這種缺乏自信,缺乏誠信,缺乏基本的道德約束,荒腔走板、進退失據的決策和行為特徵。至於在阿富汗撤軍時所體現的那種失敗主義的醜態,就更不用說了。那不過是美國今天新的亂象和動蕩的集中表現而已。

直新聞:國內外(包括美國)的社交媒體上,有一些言論在討論美國是否會崩盤的問題,您的看法是什麼?
特約評論員 庚欣:那麼,美國是不是真的要面對全面的社會崩盤呢?是不是在大選前後真的形成所謂「美國內戰」的局面呢?人們都有這樣的合理擔憂。但是從目前來看,我認為,可能還不至於發展到那個地步。
首先,總體來說,美國還是比較成熟的。無論是制度上,還是整個社會各種力量關係的綜合協調上,還是相對成熟的。應不至於發生像英國那樣,一年換幾個首相,也不至於發生重大的政治顛覆性的變化。
其次,就是美國的綜合實力還是明顯領先的,無論是國際秩序等的制定權和話語權,以及整體的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實力,或硬實力、軟實力、「巧實力」等,幾乎都還是明顯領先的,而且不是短期內能夠被超越的。這一點,我們需要實事求是地承認。
美國還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或者說是長處,就是美國作為整個國家,具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就是作為國家的糾錯能力非常強。這和美國整個社會和國家體制相互制約的修補糾錯彈性、作為國家的實用主義價值觀、以及由此形成的務實操作風格等,都有關係。這些特點,在最近這幾年中美關係互動中也展現出來了,美國在和中國打交道特別是貿易戰、科技戰等不順暢之後,它現在就開始和中國尋求走向緩和,而且它捕捉到和中國之間尤其要突出以「元首引領」的高層互動,來爭取緩和中美的矛盾。這不僅有明年大選的需要,而且從中長期來看,美國也認識到現在和中國真正衝突是不明智,也是對自己不利的。所以它調整了那種高度、全面對抗性的態度,而採取了所謂「競爭、合作相結合」的相對務實的方針。
所以,我認為美國還不至於馬上發生所謂的「社會崩盤」。反而會在其他大國如俄歐日等狀態不佳的對比下,繼續顯示出發達國家「領頭羊」的存在優勢。

直新聞:美國明年就要大選了,現在選前的對抗性矛盾很突出,美國社會似乎面臨著綜合性的危機壓力。您覺得它會不會產生外溢效應?對中美關係會有什麼影響?
特約評論員 庚欣:這是個很重要的現實問題。美國的大選,其實不過是例行的換屆選舉而已,但是最近幾年來看,美國這種例行換屆選舉,逐漸地具有了一種越來越強的「你死我活」的對抗性特徵。相互的刑事追責還只是一種手段而已。這當然是與美國社會矛盾的極端分化,社會危機日益嚴重密切相關的。
美國目前面臨的危機是多方面的,除了各種經濟危機以及債務壓力造成政府「關門」「停擺」的治理危機,選務的危機即政治危機等等之外,還有國際上要面對的大國關係、俄烏戰局等各種危機。有人認為,美國現在也面對著一種「總危機」的壓力。總危機是一個傳統政治學裡的概念。今天美國面對的危機是一種新型的「總危機」。這個總危機里有兩個層面,一是美國客觀必須面對的危機壓力,還有一些則是美國自己刻意或誤判而營造出來的危機,例如和中國之間的一些矛盾,相當大程度上是美國自己營造出來的,實際上並沒有達到美國渲染的那種對抗或尖銳衝突的程度。
另外,在過去的總危機概念中,兩個不同的「平行市場」脫鉤對抗形成的經濟力量博弈關係,是一個重要內容,而今天美國希望營造的「脫鉤斷鏈」或「小院高牆」,實際上就是希望重演過去「平行市場」的戲碼,這是一種歷史倒退,但確實是今天美國現實的政策取向。
而且,總危機概念中,兩個對抗的「軍事集團」因政治、意識形態的對立形成的政治和安全結構,正是今天美國積極推動的「陣營對抗」的基本內容,美國希望至少營造這樣的一種氛圍,這也是今天美國式「總危機」的特徵。
這裡當然與美國在維護霸權中的焦慮有關,與美國錯誤估計形勢,錯誤評估大國關係,特別是中美關係,讓自己受制於所謂「修昔底德陷阱」這樣的假設,並把假設變成他所謂的政策依據。這本身就是一種「外溢效應」,就是把自身危機和實力下滑導致的困境,怪罪於他人,把本來的合作夥伴當成敵人,並過度地操作對抗手段。這是最近幾年中美關係跌入低谷的重要原因。

對此,中國的態度就顯得非常重要。中國一方面要防範美國的這種危機造成的外溢效應。應該既堅持原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同時也堅持「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以正壓邪,引導美國、引導中美關係回歸和平發展合作的正確軌道。在今天百年變局的大背景下,國際局勢加速演進,各種矛盾出現了深刻的變化。其中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美國對於整個國際社會的影響力,特別是在中美關係問題上的影響力在減弱,而中國在國際上,特別是在中美關係之間的主導性、主動性和塑造性在明顯增強。這在最近中美高官互動、緩和雙邊關係的過程中也體現了出來。
例如,無論美方如何挑動「新冷戰」,做什麼樣的對立性動作,中國都始終如一地堅持「中美關係合作是唯一正確選擇」、堅定主張「要構建中美正確相處之道」,以「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為基本原則,以「和為貴、忍為高、談為上、信為先」為基本方針,採取非常務實的手段,來推動中美關係走向緩和。
最近,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中美經濟對話牽頭人何立峰先生可能訪問美國。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外辦主任王毅先生也將訪問美國,為中美元首會鋪路。這樣就形成了最近一段時間中美兩國高層的進一步新的互動。雙方都在積極為實現緩和關係創造各種條件。估計隨後首先是實現元首會晤,接著爭取在實現元首會晤的同時,具體建構全面的雙邊對話機制,包括經濟、戰略、外交等各方面。
最近,王毅先生明確指出,有關APEC,中國不會放棄應該參與、履行的國際責任。中國方面積極主導、主動地構建「中美相處之道」的建設性舉措,有助美國從目前的動蕩中儘快走出來,有助於美國和中國相向而行,有助於中美關係儘快回歸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正確軌道。
作者丨庚欣,深圳衛視《直播港澳台》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