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春秋時期，君子道德對當時政治影響

文 | 清墨史紀

編輯 | 清墨史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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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時期的社會背景就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而這個時代也是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社會上到處都充滿著政治鬥爭，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於自身道德修養的重視程度也就越來越高。

所以，當時很多人都會說：「君子一言，駟馬難追」，這句話就是在告訴我們，君子說出的話都是能夠做到的，而不是為了追求表面上的風光而去做一些虛假的承諾。

也就是說：君子所說出的話都是能夠做到的，但是這種行為又不能夠隨便地去做。

因為一旦被別人發現你不講信用了，那麼你就會被別人所厭惡。

所以說君子也是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和名聲的，但是君子對於自己在社會中的名聲也有著很高的要求。

同時對自己在社會中所扮演角色也有著一定的要求，所以說君子對於自己在社會中所扮演角色有一個明確而又嚴格地要求。

因為在當時社會中，人們對於君子有了一定的看法：「君子」這個詞也就是指那些品德高尚、品行端正、志向高遠、行為舉止合乎禮儀規範、言行舉止符合道德標準。

所以說在當時社會中人們對於君子這個詞有了一定地認識，同時也對君子這個詞有了一定地理解。

一、君子與「士」

「士」的含義，在西周時期主要指一種貴族，「士」與「君子」相對，是指身份低賤的人，但也有學者認為「士」是指地位低的人，是一種不平等的身份。

春秋時期，孔子所處的時代正是社會等級森嚴的時代，孔子對等級制度深惡痛絕，因此他的學說更傾向於平民思想，他把「君子」作為士人的標準。

《論語·為政》中提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左傳·昭公元年》中又提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可見孔子對「士」身份有一定的要求，《論語·雍也》中也提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由此可見孔子對「士」的身份要求還是比較高的。

同時君子與「士」在概念上也有區別，君子是一種人格標準和行為規範的概念。

這裡的君子指的是一種人格標準和行為規範的概念，而小人指的是一種社會地位低下、沒有獨立人格和精神追求、為了利益而不擇手段的人。

因此在春秋時期孔子以君子道德為標準來約束「士」這一群體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孔子看來，君子之所以受到推崇就是因為他們能夠對自己嚴格要求、以身作則、嚴於律己。

二、 君子的教育與培養

在春秋時期，君子的教育與培養是十分重要的，孔子作為春秋時期的大教育家，其在教育上的思想主張以及所培養出的君子都是十分重要的。

在春秋時期，孔子首先提出了「有教無類」，他認為人都是有才能的，都可以學習，並不要以貧富貴賤來劃分君子和小人。

這也正是孔子所提倡的「有教無類」中所體現出來的教育平等理念，這也為後世的教育奠定了基礎。

在孔子的思想中，君子和小人有著十分明顯的區別，君子是具有道德修養、內心高尚、志向遠大、行動穩重等特徵的人；而小人則是只具有品德、行為不端、思想輕浮等特徵。

在《論語》中對於君子和小人也有著十分明確的界定，孔子認為君子與小人之間的區別就在於君子能夠在現實生活中將自己所學到的知識用於實踐當中，並始終保持著一顆謙虛、謹慎以及積極進取之心。

而小人則是不能將所學到的知識用於實踐當中，並且只會想著投機取巧以謀取私利，這樣做就會成為君子所鄙視和唾棄的對象。

孔子在教育上主張因材施教，對於不同性格、不同層次、不同身份背景的人提出了不同要求與教育方法。

對於貴族子弟來說，他們沒有太多接觸社會現實生活的機會，所以他們學習知識更多地是為了提升自身修養，從而成為一名君子；

在孔子看來只有不同階層和身份地位的人都能接受到同樣優秀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

三、君子與國君的關係

君子與國君的關係，是春秋時期社會政治生活中最為重要的一對關係，它們的關係處理是否得當，對於國家政治生活的穩定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

君子與國君之間的關係，在周代禮制中已有明確規定，具體表現為「天子之子曰王孫」、「天子之子曰卿大夫」等，同時君子在周代禮制中也有著明確的地位和作用。不過周代禮制中所說的君子，在春秋時期已有了很大變化。

《禮記·曲禮上》云：「古者天子有六宮、七卿、八紘、九室、十有二門。諸侯有六宮、七卿、八紘、九室、十一維。

大夫有五室，五大夫一紘，五大夫二紘，大夫三紘，三公二紘。士有一大夫一士。」由此可見春秋時期君子地位之高，也即君子是西周禮制中「天子之子」的地位得到了鞏固和提升。

在此基礎上，孔子認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君臣之間應該遵循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子貢認為「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君臣之間應該遵守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

而孔子則進一步認為「君使臣以禮」是君臣之間應該遵守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由此可見，孔子所說的君臣關係是在西周禮制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來的。

春秋時期君子與國君之間的關係呈現出較為複雜的情況：一方面君子作為周代禮制中「天子之子」在國君面前表現得很謙卑恭敬。

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對國君懷有強烈的依附性和從屬性，比如當國君提出要與君子訂立盟約時君子往往會不假思索地答應；而在國君出現嚴重過失時則會主動地請求國君罷免自己。

四、 君子與臣子

君子和臣子之間的關係在春秋時期是比較特殊的，春秋時期是一個禮崩樂壞，政治混亂的年代，所以君子和臣子之間的關係就顯得十分的微妙。

首先我們要知道在春秋時期，孔子在對君子進行評價時，是以君子為標準的，孔子對於君子有一個評價標準：「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德」指的是德行，「刑」指的是法律；而「惠」則指的是恩惠。

由此可見在孔子心目中君子和臣子之間是有區別的，並且孔子對於他們兩個之間的關係也做了明確地劃分：「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但在當時君臣之間並沒有十分明確地界限，並且在君臣關係中，臣子也要以禮來對待君主；而在臣子與君主之間則會有一定的界限。

君臣之間有一種關係叫做君臣之道，這種關係是一種相互尊重的關係。首先君臣之道中最重要的就是禮，而君子則非常注重自己在禮儀上應該做到什麼。

孔子認為君子應該注重自己在禮儀上應該做到什麼程度；而這些行為規範也都是通過禮樂進行規範的。

所以君臣之間如果不能相互尊重那就不能稱之為君臣關係了，而君臣之間如果能夠相互尊重那就可以稱之為君臣共主、君民一體了。

但其實君臣之間是否能夠相互尊重還需要看君主本身是否能夠做到禮治。

在孔子看來君主如果不能做到禮治就會導致整個國家出現混亂；而只有做到禮治才會使國家得到長久的發展。

所以孔子認為作為一國之君一定要懂得如何治理國家，這樣才能使整個國家長治久安、國泰民安。

五、君子對貴族的影響

孔子是一個具有強烈家國情懷的人，他認為君子是「公」的化身，貴族是「公」的代表，孔子一生都在追求「公」與「公」的結合，所以在孔子看來，君子對於貴族具有極大的影響力。

從貴族來看，他們同樣要對國家承擔責任和義務，他們要承擔對君主和國家的責任，要為國君盡忠、為國君守夜、為國家儘力。

貴族作為一個階級，是由君與臣兩部分組成的。在西周時期，君是政治權力的主體，但到了春秋時期，君權逐漸衰落。

國家政治權力的重心轉移到了貴族手中，在這種情況下，貴族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必然會對國君有所要求。但在當時社會環境下，「士」這一階層並沒有產生與其相適應的政治理念和行為準則。

所以君子就成為了春秋時期貴族群體中最具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孔子在《論語》中多次提到君子：

「君子不器」；「君子周而不比」；「君子正其衣冠」；「君子不器」；「君子不器」……

孔子還多次強調了君子對其自身發展所起到的作用。比如：「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恭就是恭敬恭敬；寬就是寬容寬容；信就是誠實守信；敏就是勤奮學習；惠就是優待人民。

在《論語》中還有很多類似的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敏而好學」；「溫故而知新」等都是孔子所提倡的君子之道。

作者觀點

春秋時期君子道德的作用和影響是很大的，主要體現在對當時的社會發展有積極作用，同時也會對社會造成消極影響，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春秋時期君子道德與貴族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對立和矛盾，兩者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融合和適應，最終達到一種相對平衡的狀態。

在春秋時期君子道德對貴族有一定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是客觀存在的，同時也是一種理想社會的體現，所以君子道德在歷史發展中佔據著重要地位。

君子道德對貴族和人民都有著較大的影響，而對當時社會造成的消極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所以君子道德具有重要意義，所以我們應該繼承並發揚其積極意義。

參考文獻

《論語》。子張篇。

《荀子·儒效》。劉向編注本。

《經學通論》（趙守誠著）。

《宋史·藝文志》，子部。

《中國古代哲學名著選讀》周振鶴著；李澤厚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論語〉十則》（第二冊），李澤厚主編；山東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