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共和黨，翻盤之路

林肯之所以能夠帶領剛剛成立不久的共和黨穩定白宮，他的當選又為何會在南方11州引發如此之大的反彈？這一切都要從那個自美國建立時起就一直困擾著美國的問題說起：

要自由，還是要公平？

自由與公平都有很多種定義，而在美國建立之初，自由的含義是各州的自由，而公平含義是美國國內的公平。

以第三任總統傑斐遜為代表的民主共和黨強調自由，認為各州應該有更大的權力去決定本州的事務，但是，民主共和黨的核心是種植園主，包括傑斐遜在內，每一個人手中都有大量黑奴，而黑奴的自由，與民主共和黨宣稱的自由毫無關聯。

以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黨，認為在各州之上應該建立一個強有力的聯邦，來統籌各州之間的資源，讓各州之間能夠更加公平的發展，但是，主張應該優先發展工業的聯邦黨，卻認為美國應該實施大規模的貿易保護主義，對於包括英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商品徵收巨額保護性關稅，貿易上的公平，也不在聯邦黨宣稱的公平範疇之內。

公平與自由，聯邦與各州，聯邦黨與民主共和黨，這些矛盾最終在1787年的費城制憲會議上以雙方進行妥協的方式得以解決，聯邦得到保留，各州權力也在很大程度上獲得維護，此後，聯邦黨與民主共和黨輪流執政，前者執政時，美國政治便會偏於公平，後者執政時則偏於自由。

美國在前期的混亂中走過了最初的近百年，期間經歷了聯邦黨的解散，民主共和黨的分裂，輝格黨的興起，最終，對決的雙方鎖定為民主黨與共和黨。

孤注一擲

隨著美國社會的變遷，自由與公平的定義也在發生漂移，不變的是各黨派之間都有自己代表的利益集團。

民主黨的核心支持者是南方種植園主，而共和黨核心支持者是北方的工業資本家。

種植園經濟說到底是農業經濟的一種，它需要的是穩定性，是與種植園高度綁定的勞動力來完成從播種到收穫的一整套工作，顯然，最符合他們要求的就是沒有人身自由，被與種植園強行綁定的：黑奴。

而工業經濟需要的是靈活性，工廠的老闆需要的是可以根據市場需求，靈活地增減工人，這就導致了北方工業部門需要的是大量的自由勞動力。

於是，南方與北方，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矛盾被具體到一個問題上：奴隸制的廢留。

代表種植園主利益的民主黨以決定奴隸制廢留是各州權力為由，變相為奴隸制站台。

而此時，作為成立不久的共和黨重要成員的林肯知道，自己和共和黨想要成功，必須堅定地代表擁護他們的北方工業資本家的利益，而要想獲得後者的青睞，就必須態度堅決地反對奴隸制。

林肯以道德為先導，向世人展示出自己廢除奴隸制的決心，他的行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無論是在道德上還是政治利益上，林肯和共和黨都獲得了巨大成功。

但站隊只是政治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妥協，在南方11州公開宣布脫離聯邦前，林肯並沒有對奴隸制下重手，他試圖通過和緩的方式，即維護支持自己的北方工業資本家的利益，又不至於與南方種植園主迅速鬧崩。

林肯在賭，賭自己能夠通過堅定的廢奴主張當選，又能夠維持與南方種植園主之間脆弱的關係，但很可惜，這一次，南方11州的態度比想像中更為堅決，最終釀成了美國內戰。

鍍金時代

林肯的當選直接導致內戰，這對於共和黨來說是一次失算，但幸運的是，共和黨主導的聯邦政府取得了最終勝利。

現在，靠妥協解決不了的問題，已經通過槍炮給出答案，勝利的共和黨有權制定規則，同時制定出一套與他們利益相符的關於「自由」與「公平」的定義。

共和黨經濟政策的核心是自由市場經濟，政府盡量減少對市場的干預，讓競爭更充分，經濟活力更好地釋放。

但是，自由市場經濟是有範圍的，這個範圍就是美國境內，共和黨在國內實施自由市場經濟的同時，卻同時大搞貿易保護主義，一方面，對英國等歐洲工業品徵收高額關稅，以此來保護美國工業企業獨佔美國市場，另一方面，對於南方地區出口給英國等歐洲國家的農產品也收稅，讓南方農業區生產的農產品優先供應美國的工業企業。

南北戰爭後，民主黨因為有為奴隸制「站台」的黑歷史而被共和黨長期壓制，共和黨開啟了一個「壟斷」白宮的執政周期，在這個周期中，共和黨的經濟政策得以長期執行。

憑藉著自由競爭+貿易保護主義+扶持工業的經濟政策，美國的工業在南北戰爭後的半個世紀里蓬勃發展。

1894年，美國工業產值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國，這是屬於共和黨的「盛世」，但這「盛世」並不完整，確切地說，它只屬於少數人。

共和黨追求的是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而完全自由競爭的結果，必定是強者恆強，弱者更弱，資源急速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在洛克菲勒、摩根、卡內基等美國富豪問鼎世界首富寶座的同時，大多數美國工人每天承受著繁重的勞作，卻只能獲得僅夠維持生存的收入，諷刺的是，一些工廠中日夜勞作的所謂自由工人，他們的實際生活水平甚至比不上昔日種植園裡的黑奴。

而這還不是全部，在共和黨主張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下成長起來的企業，在達到一定的體量後便開始形成壟斷，他們利用自己的體量優勢，不斷碾壓市場規則，讓公平競爭無從談起。

壟斷利益集團形成後，便會走向最後一步：控制政治，他們通過巨額的政治獻金遊說國會，讓國會通過對他們有利的法案。

強者永不失敗，弱者再難翻身，這便是共和黨主導的自由市場經濟發展到最後的荒誕現實。

民主黨的反擊

隨著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並日趨成為美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民主黨也終於找到機會對共和党進行反擊。

經濟上的兩級分化，政治上的官商勾結，讓美國民眾，尤其是工人階級對於共和黨失望透頂。

隨著美國工業的發展，工人階級的力量也開始變強，民主黨知道，只要將這份力量牢牢抓住，就能夠逆轉多年來在政治上的劣勢，將共和黨掀翻在地。

第一個向共和黨發起反擊的民主黨人是來自新澤西州的克利夫蘭，這個意志堅定的「小胖子」在擔任市長時就以經常否決權貴們的提議而聞名，克利夫蘭分別於1885年1893年兩次當選美國總統，克利夫蘭執政期間，對於共和黨執政期間的腐敗問題開刀，大量腐敗官員被開除出政府，他敢於向權貴說不的性格幫助民主黨贏得了工人階級中的好感，但克利夫蘭的任期內，並未向共和黨執政時期的矛盾核心：兩級分化開刀。

克利夫蘭卸任後，壟斷巨頭仍掌握著美國經濟命脈，工人階級的述求並未得到完整的回應，這就呼喚著後來人以更能滿足工人階級述求的方式來挑戰共和黨的執政基礎。

來自弗吉尼亞州的前普林斯頓大學校長伍德羅威爾遜於1912年當選為美國總統，威爾遜能夠幫助民主黨戰勝共和黨入主白宮，靠的正是「八小時工作制」、「取消童工」、「最低工資」等有利於工人階級的主張。

代表人群的再次轉變，也讓民主黨與共和黨在自由與公平間再次做出不同的選擇，而這種選擇也直接影響著之後一百年的美國政治。

民主黨主張自由市場經濟的失靈會造成兩級分化，而政治的任務就是糾正這種市場失靈，所以民主黨強調社會的公平。

而共和黨則認為過分的政府干預在，只會擾亂市場，讓經濟遭受損失，所以共和黨更強調經濟的自由。

而從民主黨人威爾遜當選總統以來，關於自由與公平的爭論又迎來了一個新的高潮，由於共和黨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帶來了兩極分化和壟斷，民主黨在民意上佔有，但威爾遜執政期間，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威爾遜的主導下，美國參戰並成為戰勝國，但威爾遜試圖建立美國主導的世界新秩序的努力沒有獲得成功，這讓承受了戰爭之苦的美國人再次對政府權力產生警惕。

一戰結束後，共和黨人哈定重新奪回總統寶座，哈定被刺殺後，他的繼任者柯立芝再次用共和黨慣用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讓美國經濟走上一個新的高潮。

但完全自由的經濟政策所埋下的經濟隱患也在隨後集中爆發，將美國經濟體系全部擊垮的大蕭條應運而生。

大蕭條的衝擊再次呼喚強調社會公平的民主黨，富蘭克林羅斯代表民主黨成功當選，羅斯福以政府干預的方式緩解社會矛盾，還帶領美國打贏二戰，並重新制定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秩序，直到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將美國帶到世界之巔，才真正可以宣告民主黨用近1個世紀來完成的對共和黨的反擊，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但是只要關於自由與公平之間的爭論還在，民主、共和兩黨之間的鬥爭就永遠也不會結束。

演員的「魔法」

美蘇冷戰時期，由於畏懼蘇聯主張的共產主義思潮佔領美國，即便是政策偏向自由的共和黨執政，也不得不考慮工人權力，照顧工人利益，兩黨的區別也僅僅是對市場干涉的幅度大小而已。

時間來到80年代初，此時的美蘇冷戰正進行到關鍵的決勝時期，蘇聯方面陷入了因領導層腐化而導致的社會發展停滯，而美國的狀態也好不到哪去，經濟停滯，通貨膨脹，社會嚴重缺乏活力。

共和黨人里根決定賭上一賭，里根進入政壇前曾是一名演員，但他一年只演4部電影，後來在競選時，里根說出了自己不演第五部電影的原因：按照當時的稅制，自己演第五部電影的收入幾乎全部被貢獻給稅收，還不如乾脆不演，輕鬆一些，里根以此來證明，過多的政府監管和調節會嚴重遏制社會活力。

於是里根當選後，再次開啟了減稅的大門，同時主張政府放鬆監管，給企業更大的自主權，里根政府主導的經濟轉向取得了成果，美國經濟開始逐步回升，而隨著蘇聯的加速衰落，里根政府改革的膽量也變得越來越大，一些企業為了追逐更大利潤，將工廠從美國搬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

里根的經濟改革幫助美國又贏得了一次漂亮的增長，讓美國以一個完全勝利者的姿態打敗了蘇聯，但里根經濟學並非「魔法」，它在發揮作用的同時就已經為未來美國的危機埋下伏筆，而民主黨人也將在不久的將來找到屬於自己的「魔法」，未來的美國兩黨之爭正一步步演變為「魔法打敗魔法」。

投機者

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總統寶座一直在兩黨之間交替，共和黨人里根，因為帶領美國打敗了蘇聯贏得了冷戰而獲得了廣泛歡迎，他兩屆總統任期期滿後，同為共和黨的老布希藉助里根留下的政績成功當選。

蘇聯的解體讓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這種超然的地位讓美國行事時更為大膽：更低的稅率、更少的限制和監管以及更深度的全球化。

但事實上，在全球化這個問題上，一直有著貿易保護主義傳統的共和黨並不佔優，而民主黨卻把全球化這一套邏輯玩得遊刃有餘。

相比於共和黨代表的產業資本，支持民主黨的金融資本更容易擺脫國境的限制，在世界範圍內縱橫馳騁，收割財富，同時，美國通過對高端技術的把持，站在了全球產業鏈的頂端。

民主黨人柯林頓上台後，靠著美國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在全球範圍內縱橫捭闔，將全球化玩得遊刃有餘，由於民主黨背後最大的金主是金融資本和科技新貴，金融資本需要的是金錢更加自由地跨越國境線流動，而技術新貴需要的則是來自全球各地的研發人員。

這樣的特點註定了民主黨是全球化的積極捍衛者，同時，為了從全世界網路人才，來支撐起矽谷那強大的研發需求，民主黨主導的美國政府必須要向全世界塑造出一副美國多元文化的圖景，於是，民主黨政客對於所謂少數群體給予了巨大的包容，甚至縱容，「少數群體做什麼都對」，成為了民主黨主導的美國社會的一條潛規則，這便是所謂的「政治正確」。

以金融資本和科技新貴手中的雄厚財力為後盾，以「政治正確」搶佔道德制高點，民主黨距離王座已經只有一步之遙。

但是，在民主黨政客們向世界宣傳美國是「天堂」的同時，美國社會中下層人士的收入卻在冷戰結束後30年里沒有獲得實際增長。

在民主黨主導的這套全球化的體系中，大多數美國人的利益實際上是受損的，這一點共和黨人當然有所察覺，但是那群所謂共和黨政治精英們卻難以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行動綱領來與民主黨抗衡。

讓我們看看此時民主共和兩黨的主要支持者：

支持民主黨的是金融資本家、科技資本家，在全球化中獲益的跨國企業從業者，少數族裔。

支持共和黨的是美國本土的產業資本家，工人，中下層白人。

由於民主黨主導的全球化導致美國產業空心化嚴重，一個有趣的現象出現了，美國最有錢的那一波富豪，變成了以向富人徵稅著稱的民主黨的支持者，而工人階級卻跳到了共和黨的一邊。

傳統共和黨政治精英並未完全察覺到這種變化，他們仍試圖以混亂的政治綱領與擅長玩政治正確的民主黨對決。

相比於傳統的政治精英，特朗普這名地產商卻在這個問題上表現的先知先覺，他以一個政治素人的身份殺入政壇，並一路過關斬將，將民主黨政治精英希拉里斬於馬下。

特朗普的一舉突起靠的不是別的，正是充斥在美國社會各個角落的民粹主義，在全球化中失去工作，又在政治正確的語境中失去話語權的美國中下層白人，對於當前的美國現狀早已不滿，他們急需一個發泄的出口，而特朗普正好充當了這個出口。

特朗普雖一生都在商界摸爬滾打，但是對於美國政治的總邏輯卻一看便知，當前的美國社會要的就是極端的聲音，候選人要做的就是以一種極端的姿態，告訴一部分選民，自己將滿足他們的全部要求，這一套手段並不高明，但在此時的美國卻十分管用。

特朗普這個精明的投機者，靠著對於美國社會政治生態的精準把握，完成了一次幾乎完美的政治投機。

在總統位置上坐了4年的特朗普對於美國的政治生態的了解更加清晰，美國社會不需要理性、更不需要真相，只需要極端的聲音。

於是在2020年大選失敗後，特朗普態度決絕地表示大選存在舞弊，事實上，大選是否存在舞弊並不重要，讓他的支持者相信大選存在舞弊，這才是最重要的。

在卸任的2年中，特朗普從未停止過以極端的聲音刷存在感，這種行為並不光彩，但是不得不承認，它很有效。

不過，特朗普忽略了一個問題：不是只有他能夠發出極端的聲音。

看到特朗普靠著極端主義取得了巨大政治利益，越來越多的共和黨人開始有樣學樣，極端的聲音層出不窮，而在贏家通吃的美國社會，最後誰將代表共和黨與民主黨展開最后角逐，這要取決於誰的聲音更能引發共鳴。

民主、共和兩黨持續百餘年的爭鬥發展至今已經脫離了最初的自由與公平之爭，雙方比拼的不過是誰的聲音更極端。

美國社會走到今天，公平與自由都已遠去，只剩下政治惡鬥下的一地雞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