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7日11:27:58 歷史 1894

導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民政府敗退台灣。在舊政權滅亡、新政權誕生的更替之際，知識分子的心態更為複雜。選擇留下的知識分子無一不是滿懷著對這片苦難深重的土地的熱愛，無一不是懷抱著對國計民生的殷切關懷。這種真摯的感情，使得他們個人與國家之間始終保持著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聯繫。

「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夢想

83歲的張元濟作為唯一見過光緒帝、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等中國重要政治人物的老人，1949年又到了一次興亡易代之際，他在上海見證了這一幕。

張元濟先生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就致電陳毅，聘包括張元濟在內的14人為上海市政府顧問。6月初，陳毅曾登門拜訪張元濟。

面對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興奮與惶惑，欣喜與隔膜，老人的心態可以說極為複雜。8月24日，當他從老友陳叔通信中得知自己被列為即將召開的新政協會議代表，他馬上回信謝絕了。他所列舉「實有難於應召之處」的理由竟有五條之多。

就在寫信的當晚，上海市政府交際處處長梅達君來訪，轉達了中共中央來電邀請北上之意，恰逢張元濟早早睡下了，由他兒子接待。第二天（8月25日）他寫信給梅辭謝。並請轉達對周恩來的歉意。

兩天後梅達君再次帶著上海市長陳毅、副市長潘漢年慰問信登門造訪，請他北上參加政協會議，並希望他於9月10日前到達北平。8月30日，還在猶豫的張元濟寫信給梅達君，再次婉拒，同時他給陳毅、潘漢年回信表示不便和歉意。

就在此時，出身商務職工、此時位居中央核心層的陳雲登門造訪，告訴他不久前到東北視察期間，見到瀋陽、長春的商務分館情況都好，請先生放心，並向他介紹了中共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的經濟政策，張元濟這才決定北上赴會。

自戊戌變法以來的半個多世紀中，他不但從未參加過任何政治黨派，與政治一貫保持了距離。這次應召北上，對張元濟來說確實很特殊，因為他心中確實懷抱了近百年的希望與夢想。11月26日，張元濟在出席政協會議的報告時懇切地說：「有人說，共產黨來了，我們的生活苦了。要知道這苦是幾百年——尤其是近百年所積累下來的苦，並不是共產黨帶來的苦……解放並非換朝代，這是幾千年來的大變。……我們全國人民還得忍苦忍勞，咬緊牙關，度過這一非常時期，建設起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這是一個目睹了戊戌變法以來所有歷史變遷的老人當時的想法，是他真誠的肺腑之言，「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畢竟是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夢想啊。也正是懷抱有這樣的夢想，張元濟才最終接受邀請，北上參加新政協會議。

到了北平後，毛澤東對張元濟可謂極盡禮遇，約他同游天壇。10月9日全國政協委員會開會結束時，毛澤東還親自將其「送於門內」。不僅如此，朱德上門拜訪過張，周恩來邀請政協代表們聚餐時，將張推為「首座」。11日，毛澤東邀請張元濟與周培善到中南海吃晚餐，使張元濟有了一次向最高領袖當面進言的機會，期望中共能下情上達，發展經濟，解決民生疾苦。毛澤東亦逐條給張解釋和闡明自己的看法。當日張元濟內心是十分愉快的，所以他把談話的內容一一記在當天的日記中。

10月17日，張元濟離北京前夕致信周恩來告別，其中仍耿耿以國力民生為念。「今廣州已下，香港正在肘腋，正宜善為利用，國力民生，兩有裨益，必早在藎謀之中，正無俟饒舌也。」

「一個腐敗的黨，一個無能的政權，有什麼理由繼續跟著它呢？」

1949年是一個特殊的年頭。整個中國正在發生歷史性的巨變，而這個年頭的每個人，也必須做出自己的選擇。對於竺可楨來說，他的抉擇還要多一重：他這個浙大校長還要不要幹下去。

竺可楨

他已經在浙大校長的任上幹了13年，13年中經歷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浙大四遷校址，在千里跋涉中艱難辦學，竺可楨在「求是」的校訓下，選賢任能聚集起一大批一流教授人才，到了抗日戰爭結束時，當時在西南一隅的浙大已跨入中國一流大學的行列，成為當時最好的四五所大學之一，被譽為「東方劍橋」。

但到了浙大復歸杭州以後，竺可楨發現，他這個校長更難當了。一方面，國民黨日益腐敗獨裁，統治癒發殘酷；另一方面，學生們的反抗情緒愈發激烈，動不動就上街遊行。

竺可楨對於學生的感情，用浙大校友們的總結，叫作「愛生如子」，另外還有4個字，是「愛校如家」。當年的浙大畢業生，後來中共浙大地下黨的負責人許良英說，「當時全國沒有幾個大學校長能像他那樣，有學生被捕，他都要到監獄去看學生。審判時他直接去旁聽，他比學生的父親還關心他的兒子。」

作為大學校長，竺可楨一邊要與國民黨當局的暴行抗爭，一方面又要平息校內學生們的情緒，不要做出過激行動。然而浙大的學生果然罷課了，而且浙大的教授們也參加。接著，北平、上海各校開始響應，形成1947年中國的第三次學運高潮。

竺可楨日後多年在他的一份「思想自傳」中寫道，「國民黨特務視浙大為眼中釘，而且在他們看來我是站在學生方面，是他們的對立面。在他們撤走之前，有可能做些對我不利的事情。」

而竺可楨對學生的愛護，也是獲得共產黨方面好感的重要原因。

1949年2月，在中共地下黨控制下的浙大學生自治會發起了為竺可楨祝賀60歲生日的活動。作為竺可楨，他並不知道這個活動背後是有組織的，而且學生們以為他的生日是2月25日，實際是3月7日，但他確確實實感到了浙大師生們對他的厚愛——那份感情都是發自內心的。在此之前，許良英還主持做了一件事，在 1949年元旦的時候，以「中國共產黨杭州工作委員會」的名義，給一批進步人士寫信拜年，並希望留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竺可楨是收信人之一。

以竺可楨原本對大學教育的理解，大學就是個學知識培養人格做學問的地方，不應摻入那麼多的政治。但在浙大復歸杭州之後，竺可楨的校長生涯，卻將大量時間消耗在政治風潮上，為營救學生和為浙大爭取資金，他身心俱疲，心生厭倦。但他離開浙大的決定卻做得很突然。1949年4月28日，他接到教育部長杭立武的一封電報，要他立即到南京去，他回電說現在去不了，因為學校面臨疏散傳聞，人心惶惶。後來，他得到浙江省保安司令的保證，決不會到浙大抓人，覺得對學校可以放下心了，又聽說社會上關於他要出任迎接中共的維持會副主席，他覺得此時再留在浙大，很難講清自己與政治的關係，那麼杭立武的電報，就是離開浙大最好的理由。

4月29日，竺可楨登上從杭州開往上海的火車。此時竺可楨對國民黨已經徹底失望，而且，大陸是他研究氣象最好的天地，他打定主意不去台灣。但對於共產黨，用他在後來的「思想自傳」中的說法，他「對共產黨辦學方針毫不了解」，雖然他內心已決定留下來。因為他對舊政權已經徹底絕望，「對於一個腐敗的黨，一個無能的政權，有什麼理由繼續跟著它呢？」

5月6日，距上海解放還有20天，杭州已解放了3天。竺可楨走在上海的楓林橋上與蔣經國不期而遇。雖然竺可楨與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素來關係不錯，但現在蔣經國卻是竺可楨最不想遇到的人。蔣經國開口便勸竺可楨趕緊赴台，並說是以父親的名義請他去。竺可楨婉言相卻。蔣經國後來在日記中記載了這次會面，說竺可楨當時不但不去台灣，還勸蔣經國也留在大陸。

竺可楨確確實實感覺到了危險。竺可楨是4月30日到上海的，5月2日他上街頭買報紙，發現報載他已經「飛台灣」，這讓他大為驚惶，不知消息從何而來。到了這種政權交替的關口，像竺可楨這樣著名知識分子的一舉一動都成為政治風向的一部分，他們處境微妙複雜，也險象四伏。

如果國民黨拉不走竺可楨，也不是不存在劫持或是暗殺的可能。從今天披露出的史料看，當年國民黨軍警就曾扣壓了民主人士張瀾和羅隆基，準備以押送台灣的名義，在途中將其處死，幸為潛伏在國民黨中的中共地下黨員所救。

5月26日，竺可楨一覺醒來，上海已經易了幟。「解放軍在路站崗，秩序極佳，絕不見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門前亦有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門之站崗者倦則卧地，亦絕不擾人，紀律之佳誠難得也。」在當天日記中，竺可楨寫下了他見到共產黨軍隊的第一好印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竺可楨擔任了中國科學院的副院長。在當時李四光副院長尚未回國的情況下，作為搞自然科學的科學家，竺可楨以他腳踏實地的工作和崇高的人望，為建立中國科學院立下了汗馬功勞。

「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士」

據學者傅國涌的研究，當年國民黨中央研究院的81位院士中，有24位選擇了離開，其餘的都像竺可楨一樣，選擇了留下。

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決心留下，胡適邀他同機飛走時被他斷然拒絕。陳垣在致胡適的公開信中說：「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兩次地用飛機來接，我想雖然你和陳寅恪先生已經走了，但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光明，他們在迎接新的社會，我知道新力量已經成長……」

陳寅恪被「搶救」後終究也沒有走，因為他覺得是因政治上的原因非走不可，而他於政治卻是絕緣的，所以他最終選擇棲居嶺南度過餘生。而他的好友吳宓則西行入川，站在重慶北碚民眾隊伍中歡迎解放，他再三地說：「我不願逃到中國台灣去，依附美國。『父母之邦，不可棄也！』」

清華大學浦江清教授沒有走，因為抗戰時期拖家帶口、呼爹喊娘的遷徙之苦，猶在眼前，無法忘懷。喘息甫定，又來一次疲於奔命的逃亡經歷，怎敢想像？他在日記里寫道：「我也不想走，我的家庭都在這裡，不願再有遷動的狼狽情形。我在南方也無可立足，母、弟在滬（上海）、松（松江），被解放的日子是同樣的近。假如我到台灣或廣東，反而與母、弟失去聯絡。」

邏輯學家金岳霖是個快樂的單身漢，不用考慮家庭，他不走的理由，同他的性格一般率性。他說：「共產黨畢竟是同胞，不是洋人侵略，還是可以接受的。」

而國學大師梁漱溟從沒想過要離開內地。他後來回憶：「雖有人來請我去香港，但我主意已定，不論國共兩黨勝負如何，我作為一個生於斯、長於斯，並自問為中國的前途操過心、出過力的炎黃子孫，有什麼理由跑到香港去呢？」

哲學家馮友蘭也沒有走，他在危難之時接掌清華大學教授會，肩負起「護校」的重任。他說：「我之所以在解放時沒有走，主要是由於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失望。」而且，他還勸告身邊的人：「不管哪一個黨執政，只要能把中國領導好就擁護。」

對於錢鍾書與楊絳夫婦而言，牛津大學、香港大學都來函高薪聘請他們，但他們依然留了下來。後來，有人問楊絳夫婦為什麼不出國，楊絳說：「一個人在緊要關頭，決定他何去何從的，也許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們從來不唱愛國調，非但不唱，還不愛聽。但我們不逃跑，只是不願離開父母之邦。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們不願意。我們是文化人，愛祖國文化，愛祖國文字，愛祖國語言。一句話，我們是倔強的中國老百姓，不願做外國人。」

錢鍾書與楊絳

當時為「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士」而留在內地的知識分子太多。如張伯苓、張元濟、竺可楨、儲安平、羅隆基等，都是大名鼎鼎的社會賢達。文學藝術界留下的人更多，如沈從文、老舍、巴金等。新聞界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如王芸生、徐鑄成、趙超構、陳銘德和鄧季惺夫婦等幾乎都是從香港北上，迎接新政權。

留在國內的學者們在行動，漂泊海外的學子們，也踏上了歸國之路。

時任聯合國糧食組織畜牧專員的畜牧專家湯逸人，當時正在美國工作。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之後，湯逸人毅然離開美國，攜家眷回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湯逸人對他的夫人說，「海外孤兒的生活應當結束了，咱們回祖國去吧。」回國後，湯逸人走遍大漠邊關、塞外戈壁，在新疆、內蒙古、青海、寧夏等牧區進行綿羊改良和育種工作，甚至在晚年，得了骨髓癌卧病在床時，仍沒有停止工作，他填補了中國細羊毛品種的空白，並一手建立了中國自己的家畜生態學。

「社稷久經戰火，農民首當其衝，我們學農的，應該馬上回國，用自己所學的知識，為廣大農民雪中送炭」，這是農機專家曾德超回國的理由，他比湯逸人早回國一年。

和他們作出一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人。1950年，時任北京農業大學植物病理學系教授的戴芳瀾，給美國學習的學生相望年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們必須認清此次變革並非如辛亥革命——表面變革，而系中國數千年來一次大變革……這變革我認為系致國家於富強及走向世界大同的正確途徑……」和戴芳瀾一樣，那一代的許多學人，他們曾親歷過舊中國的落後境況，也曾留學海外接觸最新的科技，但最終，他們都選擇回歸故土。

於1950年擔任北京農業大學副校長的植物生理學家、植物化學家湯佩松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我是一個中國人，當然要回到中國去。我的成長教育，是由四萬萬國民的血汗哺育出來的。」湯佩松年少時曾在庚子賠款建立的清華學校讀書，他所說的「四萬萬國民的血汗」即庚子賠款。在1948年湯佩松拒絕去南京時，就曾說過同樣的話，「清華是全中國國民血汗建成的，現在到了把它還給國民手裡的時候了。」

而1949年中共對知識分子的爭取亦可謂亮出了「十八般武藝」，組織與個人，公開和私交，關心知識分子的「身」（工作和生活）與「心」（理解與尊重）等因素的交織，讓知識分子感到了新政權的親切與溫暖。中共沒有以打天下者自居，也沒有依靠軍事力量將其主張強加給別人，而是積極尋求與知識分子集中的民主黨派進行平等協商，籌建民主聯合政府，共享新政權。

從1948年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許多知識分子都有「奔向光明」的感覺，無論是馬敘倫所寫的「群賢非易聚，莊重達神州」，還是薩鎮冰所寫的「群英建國共乘時，此日功成舉世知」，抑或是費孝通的感慨：「我踏進會場，就看見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裝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長袍的，還有一位戴瓜帽的——這許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而他們會在一個會場里一起討論問題，在我說是生平第一次。」上述都指向了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各界人士的「天下歸心」。

來源：新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