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有人認為宋高宗殺岳飛殺得好？｜文史宴

2019年12月05日14:15:12 歷史 1172

文/桓大司馬

最近讀了虞雲國先生的《南渡君臣》，之前還讀過他的《南宋行暮》，這兩本書非常棒，看完以後能夠釐清南宋初年經過大量人為建構和扭曲的歷史，對當時人物有一個靠譜的印象。這兩本書可以搭配劉子健《中國走向內在》、王曾瑜《荒淫無道宋高宗》兩本書一起看，能夠對唐宋變革乃至兩宋之間的變革有更好的了解。王曾瑜老先生的《宋史紀實小說》對兩宋之際的歷史進行了非常原汁原味的還原，感興趣的也推薦一讀。

近年來網路上有「宋高宗力挽狂瀾」、「岳飛是軍閥該殺」、「秦檜主和是為了人民福祉」等說法流行，有些人這麼看單純是以皇帝自居，只站在皇帝的角度看問題，既不值一提也不值一駁；另有一些朋友則是受到了宋高宗和秦檜扭曲後的史料的影響，被千年前的奸君邪臣帶了節奏，其間的種種曲折，大司馬將在本文中予以釐清。

中國歷史上大部分時候，皇帝發動戰爭都是為了藉助戰爭來集中資源，統一事權，光明正大的加強權力，殘害社會，大臣反對戰爭則是為了減輕賦稅，有利於百姓福祉，這個判斷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具體的歷史還需要具體的分析，不能輕率的貼標籤，南宋的歷史在這方面尤其複雜，需要仔細考量。

宋金對峙的不同階段，同一群人的選擇也會發生變化，所以一個人態度上主戰主和不是重點，其主張背後的邏輯才是重點。主戰有可能為了借戰爭抓權，也有可能是為了改善政治；主和有可能是為了休養生息，也有可能為了更方便的殘害社會。所以只有釐清具體的史實而不是只憑態度取人，才能理解王應麟的那句名言：

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

宋高宗到底是個什麼鬼？

宋高宗趙構，為宋徽宗第九子，宋欽宗九弟，禪位後被尊為「光堯壽聖太上皇帝」，最終謚號「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坊間一般稱之為「九妹」、「完顏構」、「臣構」。我們可以從他年輕的時候開始，整體上盤點一下他到底是什麼樣的角色。

趙構在宋徽宗諸子中排行第九，其母韋氏長相一般，也不受寵，正常情況下趙構不可能繼承皇位，他自己也知道，所以北宋末年的趙構也就在京城安心的當一個太平王爺。

然而太平王爺也不都是一個樣，九大王趙構性格暴虐、心胸狹隘，做王爺做得相當荒淫，以折磨婢女為樂，聲明狼藉，口碑比賢德的景王趙杞要差得遠。不過另一方面，宋太宗以來，宋朝皇室文化水平都很高，趙構也不例外，人也聰明，政治智商頗高，另外暴力男身體一般不錯，趙構據說能拉開一石五斗也就是幾百斤的弓。這兩個方面的特質構成了他日後當皇帝的基調。

正因為不受寵，所以金軍第一次包圍汴京時，趙構第一個被當成炮灰，被派去金營議和。《宋史》說他在金營表現搶眼，金將斡離不被他震住，要求換一個親王來，全不可信，因為表現搶眼只會讓金人把他扣押。實情是趙構咖位不夠，金人知道他不受寵，要求換地位更高的肅王趙樞過來。

金軍第二次南下，宋欽宗又拿他當炮灰去出使金營，不過這次走到磁州，被對宋金議和不看好的宗澤留下了，不料本來很有希望守住的汴京城因為宋徽宗父子亂搞「六甲神兵」，被金軍乘亂攻破，宋朝近支宗室被金人一鍋端，帶去北方，只剩他一個人在中原，於是趙構順理成章的被擁戴成皇帝，建立起南宋王朝。這不是說趙構多麼有個人魅力，導致天下歸心，而是大家不甘於金人傀儡的統治，要復興宋朝的話，沒有其他可選的人，只能立他。

趙構本質上是一個非常恐怖的惡棍

有些朋友以為，宋高宗在北宋滅亡後，能夠復興宋朝，並且跟金人形成對峙，跟南明相比強得不是一點半點，真可謂中興社稷、力挽狂瀾，雖然後來沒能收復失地，但他已經儘力了。這個是把兩宋之交的歷史看得太簡單化了。

宋高宗即位的時候，南宋的形勢其實比較好。

這有幾個原因，首先，北宋末年宋徽宗固然胡作非為，但跟明朝幾百年如一日的殘害社會相比還是要好不少，而金人統治還不如宋朝，可以說「人心思宋」，這從金人南侵大部分城市都要血戰之後才能打下來，且佔領區人民起義此起彼伏可以證明，而明朝已經搞得天怒人怨，滿清入關後基本上傳檄而定，後來那些激烈的抵抗是因為滿清喪心病狂的搞剃髮令激起來的，不然不會有多少抵抗。

其次金人內部還是軍事貴族制，自己都沒想好怎麼處置宋朝，像完顏斡離不和完顏粘罕就有和戰之爭，後來完顏撻懶和完顏兀朮一樣有和戰之爭，另外佔領區的起義也令金人十分困擾，所以他們傾向於立傀儡來統治漢地，於是一立張邦昌，二立劉豫，都是讓傀儡來處理麻煩事，自己收錢就好。這跟滿清已經基本完成中央集權，皇帝或攝政王的個人意志能夠暢通無阻很不一樣，滿清頭目如果決策滅明就可以調動一切力量。

最後就是宋朝的軍事制度雖然低效，但跟明朝開國百年就軍制崩潰只能靠臨時性的措施救急還是很不一樣，北宋滅亡時，宋朝最精銳的西軍雖然在入援東京、太原的戰爭中損失慘重，但實力尚存，戰略位置極其重要的關隴也還在宋朝手裡，日後西軍在川陝的戰績也相當奪目。而金人退走後，宗澤鎮守汴京，有效的整合了大量潰兵和民間義軍，多次擊敗來騷擾的金軍，把汴京經營得固若金湯。

這個時候民間是真心擁戴趙構，而金人佔領區義軍蜂起，佔領極不穩固，金人自己也三心兩意，形勢可以說是一片大好，如果趙構進入汴京指揮抗金，不說完全收復失地，守住黃河以南，徐圖恢復還是很有可能的。但是趙構枉顧宗澤還都東京的呼籲，少年紈絝氣質不除，逃到揚州，天天醉生夢死，導致宗澤在絕望中病死，死前還三呼「過河」。

記得太行山百萬，曾入宗爺駕馭

金人本來立了張邦昌當傀儡幫自己收錢，現在一看趙構重新掌控了中原，就不樂意了，再次南下。這次金軍也不是奔著佔領宋朝土地來的，而是想要抓獲趙構，斷了趙家皇室的根，好讓自己的傀儡能夠順暢的統治。

宗澤死後，趙構新任的東京留守杜充沒有能力和意願團結各路人馬，使宗澤整合的可用之兵重新成為盜匪，對河北義軍也不支援，坐視其被金軍剿滅，於是建炎三年（1129）金人再度南下時杜充自行放棄汴京，導致中原徹底淪陷。金人突襲揚州，把趙構嚇成了陽痿，追得趙構坐船逃到海上。

因為金人無意佔領漢地，把趙構趕到海里以為他就沒能為了，於是立了傀儡劉豫，建立偽齊以後就回去了。等到趙構航海回來，應該說變成熟了，知道求金人不來打自己沒用，還得有實力保護自己，讓金人忌憚才行，於是在軍政上開始有了一系列舉措，收拾殘局。不過這個殘局原本是趙構敗壞好局造成的，最終能夠收拾起來並沒有什麼功勞。

岳飛是軍閥嗎？軍閥就該殺嗎？

因為大好局面被趙構自己敗壞，導致大量潰兵南下，形成江南百萬軍賊，趙構雖然沒有認真抗金但依然借軍備名目橫徵暴斂，又導致義軍蜂起，還有金人和偽齊劉豫的威脅，趙構合法性和實力都受到巨大打擊，再不用點心江山社稷和自己的性命都不保，於是趙構開始認真研究應對之方。

這時天下秩序在靖康之難後二度崩潰，趙構實際控制區很小，實力也很弱。為了生存，建炎四年（1130），趙構採納范宗尹的建議，對邊境上朝廷無法掌控的軍頭大開空頭支票，除茶鹽之稅外其他商稅全部歸地方軍頭所有，稅收除上繳朝廷固定數額外全部歸軍頭支配，軍頭可以任命並獎懲轄區內州縣官員，朝廷不輕易任免軍頭，戰功大的還允許世襲。這樣一來原來有可能投降偽齊或者已經淪為軍賊的軍頭紛紛為趙構所用，因為軍政財權統一其戰鬥力也有所提升。

但這些軍頭一般就管兩三個州，轄區不大，力量有限，戰績也不夠理想，在偽齊和金人的威脅下，趙構不得不想辦法提升戰鬥力，扶植忠心較可靠的將領如張俊、岳飛、韓世忠等人，減少文官對他們的干擾，鼓勵他們收編各地的軍賊和義軍以增強實力，擴大其轄區並且固定下來，不輕易互換防區，至紹興四年（1134），最終形成諸大將統兵的格局。

也就是說，岳飛也好，韓世忠也好，吳玠也好，甚至張俊、劉光世也好，其「軍閥化」本是趙構敗壞好局以後為了救火自行鼓勵的，鑒於「軍閥」這個詞已經污名化，或許我們可以改用「藩鎮」一詞。那麼，藩鎮就不好，就一定該殺嗎？

我們知道，唐代的地方藩鎮除去河北三鎮之外，都是唐廷自設的，為什麼？就是為了平亂需要增強地方戰鬥力。唐朝離封建制濃厚的南北朝不遠，尚有這樣的胸懷，而唐代的藩鎮也確實在平亂和抵禦少民方面表現出色。唐代地方藩鎮的最終失控也不是因為地方實力過強，而是因為唐朝中央爛掉。

同理，地方州縣藩鎮化對南宋的國家和社會來說也是巨大利好，首先，得到轄區內全權的諸將戰鬥力大增，先後消滅各路軍賊和流民，幫南宋削平了內亂，而且這個過程中朝廷給的軍餉十分有限，經費多為諸將用經商等辦法自籌，趙構可以盡情的奢侈浪費，享受民脂民膏；其次，實力得到增強的諸將在對偽齊的戰爭中逐漸佔據優勢，跟金軍也能打個有來有去，其中嶽飛對金軍更是屢戰屢勝，對抵抗外侮的水平也大大提升，保證了南宋政權的安全。日後南宋在戰局緊張之時，也會在部分地區統一事權，部分藩鎮化，直到宋末仍然如此，所以藩鎮也好，軍閥也好，並不是什麼罪過。

然後藩鎮還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就是對趙構胡作非為的制約能力。北宋初年就已收地方之權，對皇帝的制約只存在於中央，而自從宋神宗利用王安石打破朝臣的制約，加強專權以來，經過宋哲宗、宋徽宗一直到宋高宗，宋朝皇帝胡作非為無人能制，而南宋初年，軍頭能夠對趙構的胡來進行反撥，迫使其稍作收斂，最直接的證明就是建炎三年（1129）「苗劉兵變」。

趙構放棄中原，「巡幸東南」後，天天在揚州醉生夢死，宦官康履、殿帥王淵等人弄權，搞得民不聊生。金人南下時北方防線一潰千里，趙構直接逃跑，揚州百姓來不及逃亡的被金軍殺死、渡河溺死極多，趙構的口碑降到冰點，民間對他極其不滿，但趙構依然故我。在這種情形下，護衛趙構的西軍名將苗履之子苗傅，劉法之子劉正彥在民意支持下發動兵變，誅殺宦官，囚禁趙構，立其子趙旉為帝，史稱「苗劉兵變」。

苗傅、劉正彥根正苗紅，並非小角色，也不是野心家，廢黜趙構的重要原因是對其倒行逆施的不滿，而兩人主事後也很想對防務和民生做出改善。只是可惜經過北宋理學的發展，忠君已經作為宗教觀念深入人心，苗劉的作為得不到大面積的響應，二人又是武夫，政治經驗不足，被假意合作的宰相朱勝非玩殘，最終被張俊、韓世忠等大將平定。

苗、劉二人被趙構極力污名化，其實其所作所為頗為正面，而趙構經此一難，在肆虐方面也有所收斂，並且也開始用心於軍政，這就是藩鎮軍頭對皇帝的有效制約。

不過以宋朝的家法、趙構的心胸，又經歷了這樣的兵變，對諸將自然不可能放心。主動讓諸將藩鎮化不過是為了生存的權宜之計，等到紹興七年（1137），楊幺起義被平定，南宋小朝廷也有實力北伐，算是擺脫了內外交困的局面，收諸將兵權的措施就開始了。

這裡要強調一點，在收諸將兵權這一點上，無論是主戰派、主守派還是投降派的文官都是一致的，秦檜固然要收，張浚、趙鼎也要收，其他文官也主張要收。紹興七年（1137），主戰派宰相張浚準備用文官節制諸將軍隊，首先拿戰績奇差的劉光世開刀，嘴上說把淮西軍交給岳飛，以獲得其他軍頭的支持，但實際上怎麼可能？最終由朝廷直接派文官呂祉接管，害得岳飛空歡喜一場，結果劉光世部下酈瓊不服呂祉，發動兵變，投降偽齊，張浚的玩法過於冒進導致玩脫，自己也罷相。接下來主守派的趙鼎照樣策劃收兵權，用的是提拔、調動諸大將部下偏裨將領的方式，結果剛一試就被張俊頂回來。

張浚、趙鼎雖然謀收兵權，但還有底線、有公心，所以收權效率不高，令趙構很不滿意。這個時候無底線、無公心的投降派秦檜願意幫趙構解決這塊心病，趙構自然就十分歡迎了。秦檜的辦法是跟不計代價的跟金國和談，保證一個比較安全的外部環境，讓趙構不至於因為削兵權造成的動蕩而被消滅。最終，南宋軍民的浴血奮戰給趙構、秦檜增加了談判桌上的籌碼，讓金人只能通過和談來止損，而隨即趙構就通過明升暗降，輕而易舉的解除了張俊、韓世忠、岳飛諸大將的兵權。而此後，沒有任何制衡的趙構、秦檜就開始花式殘害社會，南宋軍民的浴血奮戰成了趙構虐自己的籌碼，真是中國歷史上常見的悲劇。

趙構能夠如此輕鬆的收兵權，得益於唐宋變革以後，社會觀念發生變化，臣子單方面忠君的思想成為社會主流，不然像東晉時代，晉元帝想收琅琊王氏的權就被王敦教訓並侮辱至死，唐朝想收河北三鎮的權也一直難以成功。另外就是在人事、財權等方面，趙構雖然是一种放權的姿態，但吸取唐以來的經驗也留有若干暗門，令藩鎮將帥反抗較難。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知道，岳飛的藩鎮化是趙構促成的，而岳飛完全沒有辜負趙構的扶持，與張俊、劉光世乃至韓世忠相比，對宋朝的防務作出了超額的貢獻。當趙構決定收權的時候，岳飛也跟張俊、韓世忠一樣放棄了兵權，並沒有造反和擁兵自重的意思，到這個時候岳飛已經完全人畜無害的閑人，那趙構為什麼還要殺他呢？

有人說這是金人指明的談和條件，但條件是可以斡旋的；有人說岳飛進言立太子是大忌，其實當時進言立太子的人很多，武將也不止岳飛一人，這也構不成必死的原因。實際原因是兩點，一是岳飛曾經在趙構許諾把劉光世的淮西軍交給他北伐，事後又反悔的時候，曾經一怒而撂挑子，上廬山守孝，被趙構苦勸之後才回去掌軍，趙構的心胸極其狹隘，得罪過他個人的人都沒有好下場，這就種下了殺岳飛的種子；二是趙構、秦檜為了加強皇權，宰割社會，無罪殺一個大將可以立威，能讓百官不敢說話，減少他們胡作非為的阻力。

就因為趙構的報復心理和玩弄權術，英雄蓋世的岳飛沒有任何罪過卻慘遭殺害。對這段歷史缺乏深入理解的人，或者一些更等而下之的以大帝、龍傲天自居，動不動喜歡問「是你你殺不殺」的無恥之徒還爭相鼓掌說殺得好，怎不令人扼腕。

秦檜求和是為民造福？

最後我們再來說說秦檜。有人因為秦檜年輕時主戰，就認為他晚年謀和是出於公心，這完全不值一駁，年輕人總是很有銳氣，年輕時激進後來做了漢奸的多的是，比如帶頭火燒趙家樓的梅思平就是一例。也有人認為秦檜求和是為了與民休息，這是因為對具體史實了解不夠深入之故。

南宋初年的政壇，在對金國的態度上並非主戰主和兩派而已，而是有主戰派、主守派（或曰求全派）、投降派三派。主戰派的主張是跟金人果斷決戰，收復失地，宰相中以張浚為代表；主守派認為金人實力尚強，而南方百姓因為軍事負擔太重，在對金策略上主張不宜冒進，可以先守住江淮，休養生息，徐圖進取，與金人談和也是可選項，但談和有若干底線，也不反對有機會的時候出師北伐，收復中原，宰相中以趙鼎、李光為代表。這兩派雖然主張有別，但其主張背後都有基於對時勢認知的完整的邏輯鏈，所以都是有政見的、有原則的。

而投降派跟他們不一樣，投降派的主張出發點不是對時勢的認知，而是迎合宋高宗的意思，宰相中以秦檜為代表。一些朋友對宋軍佔優的情況下趙構仍要撤兵表示不解，最後得出宋軍北伐肯定不佔優的結論，實在是對帝王心術太不了解了。對趙構而言，藩鎮化的軍頭是比金軍更可怕的敵人，藩鎮化是為了生存迫不得已，只要軍力能夠保證生存，則必然要以打擊藩鎮為第一要務，否則如果軍頭收復失地卻失去控制，那還不如不要收復失地。

雖然打擊藩鎮這一點所有文官都跟趙構持相同意見，不過主戰派也好，主守派也好，在打擊藩鎮的同時還要兼顧抗金事業，謀劃收復失地，這就讓他們打擊藩鎮時有所忌憚，不夠有效率，而秦檜這種完全的奴才，以打擊藩鎮為第一要務，為此不惜對金求和以安定外部環境，國防、國運可以放在一邊，當然就大大的合趙構的意，於是紹興十年（1140）趙構的最後一次北伐就成了既要擊退金軍以顯示力量，又不能收復失地以刺激金人的騷操作，所以當取得一定成績後，十二道金牌逼岳飛班師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趙構與秦檜可謂狼狽為奸，各取所需

關於宋金戰爭的可能結果，眾說紛紜，這裡不打算詳論，只說說個人見解。綜合時人與後人的評論，以及當時的事勢來看，宋軍收復黃河以南的土地，基本沒問題；收復河北乃至燕雲，有希望；直搗黃龍，消滅金國，有難度。但無論哪種結果，都比紹興和議的態勢要好得多，可惜被趙構輕易葬送。

跟秦檜的主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南方士大夫李光（越州上虞人）。李光眼見南方人民因為軍事增加的稅收而生活困苦，主張暫時談和，休養生息，一度被秦檜引為宰相，襄助和議。但李光雖然同意和談，卻堅持趙構在禮儀上不能自降國格、沿邊軍備也不能放鬆，引起趙構、秦檜的嫉恨，不久就被罷相，秦檜專權後還一再受到迫害，直至死去。

而秦檜這類奴才既然沒有政見，也就並不是什麼堅定的和平主義者，權勢者的意見一變，他們也會像變色龍一樣跟著變。到了宋寧宗開禧年間，權臣韓侂胄眼看自己打擊理學、施政混亂導致民怨沸騰，就想要對金開戰，轉移矛盾，許多原先主和的奴才不顧金人在北方統治已穩、南宋軍政混亂的實際情況，搖身一變而為主戰派，結果一力推動的開禧北伐全線慘敗，韓侂胄面對金人要他人頭的談和條件，不惜「與國俱斃」，讓全國軍民給他陪葬，最終因為眾叛親離被暗殺，由史彌遠主持談和，這些奴才們為了富貴瞬間又變回主和派。

所以主戰派、主守派那些有政見、有原則的大臣跟秦檜這種沒有政見、沒有原則，只為自身富貴的奴才是完全不一樣的，這就像東林和閹黨的區別（對此有疑問的請看文末所附鏈接）。所以有些喜歡閹黨的「鐵血明粉」也喜歡投降派秦檜，看似十分矛盾，其實邏輯自洽，就是以當奴才為終極目標嘛。

趙構利用秦檜這樣的奴才主持的談和，能給人民帶來什麼福祉呢？宋金和談以後，趙構算是收拾了自己造就的亂世，隨即奪取諸將兵權，在全無制衡的情況下一反北宋寬和的政風，大踏步向秦制邁進。

和談以後，南北的軍事均勢形成，日後南宋縱慾收復失地，也已無能為力；和談以後，北方的軍民被徹底拋棄，從此生活在金人失敗的統治之下，水深火熱；和談以後，南方因為軍事而加征的稅收基本沒有減少，只是經濟發展以後老百姓能夠勉強承受；和談以後，趙構、秦檜對南宋初年的功臣極盡打擊破壞之能事，趙鼎、胡銓、李光、張浚都遭到毫無道理的迫害，一代名相趙鼎甚至被迫害至死；和談以後，趙構、秦檜對自己的胡作非為很不自信，大興文字獄，禁止士大夫說話，甚至鼓勵舉報，禁止私人著史，導致士風潰爛、學風不振，與之相比，宋徽宗的「元祐奸黨碑」也不過小巫見大巫；和談以後，趙構利用理學家對王安石和王學的批判，宣布從此不許改革，雖然王安石變法是災難，而不許改革則是更大的災難；和談以後，趙構建設大量文化工程，吹噓自己的中興聖主，壟斷了對「中興」的解釋權，不許士大夫議論，直到今天，還有許多人被趙構的話術欺騙，以為他真的中興了宋朝。

至於秦檜與趙構誰是作惡的主謀，古往今來也引起過大量爭辯。如明人文徵明所言「料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是認為宋高宗是幕後元兇；鄧廣銘則據金人「不得無罪去首相」和趙構在靴子里藏刀防秦檜的說法，認為秦檜挾制了趙構。經虞雲國先生的考察，認為秦檜之權都是趙構授予，其行事也都得到趙構首肯，所以罪魁禍首仍是趙構。

像金人「無罪不得去首相」一條，趙構完全可以用設立多個宰相等形式把秦檜架空，然而趙構一直允許秦檜獨相，還允許他兼樞密使，至於秦檜死後，趙構對楊沂中說「朕今日始免得這褲靴藏匕首」，只不過是他慣用的甩鍋之技而已，藉此把自己作的惡全部推給秦檜。

趙構的時代，中國畢竟經過了兩晉南北朝和唐宋的文明熏陶，跟秦漢相比具有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就算要胡作非為，也不能直接來，搞得像秦皇漢武那樣那樣猙獰，所以天資聰明的趙構發明了使用代理人來甩鍋的辦法。秦檜是第一個，因為好用，被趙構一直用到死，然而秦檜一死，趙構就表示要更化，允許群臣對秦檜進行批判（除了與金人談和這一點不得批判外），把秦檜獨相時期自己和秦檜的共同罪惡歸之於秦檜。

隨後，趙構又選擇了太子趙昚作為甩鍋的對象，把皇位禪讓被趙昚（即宋孝宗），因為趙昚並非趙構之子（趙構陽痿後無法生育，此前生的兒子在苗劉兵變中驚悸而死，只能從宋太祖後裔中抱養），合法性不強，所以即使即位為帝依然對趙構畢恭畢敬，趙構在縱情享樂的同時限制宋孝宗恢復失地，但他干預朝政帶來的惡果卻完全讓宋孝宗背了鍋，直到自己心滿意足的自然死亡，而他建立的這種君相一體、皇帝與政府不再兩分、「宰相空洞化」（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的體制，則一直戕害南宋，直至其滅亡。

所以，趙構實有滔天之罪。其罪之大者尚不在與金談和、枉殺岳飛，而在於重建秦制，令華夏文明前途黯淡，說他是一個高配版的朱元璋也不過分。劉子健先生認為唐宋變革的大背景下，還要注意兩宋之間的變革，南宋與北宋相比，士風學風均明顯不及，尤其北宋興盛的儒家經學在南宋不再具有創製的精神，中國從此走向內在，都與趙構奠定的體制有莫大的關係。

至於秦檜，雖然只是幫凶，其罪惡不及趙構，但依然罪大惡極。作為一個讀書人，秦檜對於文化整肅更有心得，他不但大搞文字獄、禁止私人著史，而且還特別熱衷於為自己立牌坊，把自己打造成「聖相」，把是非完全顛倒過來，對南宋的士風的造成了比趙構更惡毒的打擊，完全應該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