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天天讀 】「趕考」腳步不停歇

進京趕考（油畫·局部）。 陳承齊/繪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機關從西柏坡啟程前往北京。這天一大早，毛澤東還在農家小院里看書。秘書葉子龍走進來催促出發。毛澤東站起身將書交給他，並叮囑帶上這本書。葉子龍匆匆將書裝進了背包里。

出發時，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進京「趕考」去。周恩來笑答，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這就是我們今天極為熟悉的關於「趕考」的對話。

從1948年5月26日進駐開始，黨中央在西柏坡工作了10個月時間。在這段時間裡，黨中央指揮了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召開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同志向全黨提出「兩個務必」的號召……中國革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近代中國歷經百年漫漫長夜，在這裡終於破曉，走向黎明。西柏坡這個滹沱河畔的小村莊，成為黨中央解放全中國的「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也讓西柏坡精神鮮明標記在黨的革命精神譜系當中。

千年考題「窯洞對」

從西柏坡到達北平香山雙清別墅後，葉子龍把毛澤東臨行前讓他帶的那本書拿出來，看到書名是《甲申三百年祭》。

就在十多天前，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剛剛落幕，中共中央宣傳部和解放軍總政治部就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印發了這本由郭沫若撰寫的《甲申三百年祭》。《甲申三百年祭》講述了李自成在農民起義軍佔領北京後，被勝利沖昏頭腦，最終迅速失敗的悲劇。

當時在延安的毛澤東對此文十分讚賞，推薦全黨認真學習，並將其印成小冊子，作為延安整風學習的重要文件之一。5年之後，這本書再次進入毛澤東縱覽風雲的視野。進京前夕，毛澤東在西柏坡緊張的工作間隙，曾多次翻閱這本小冊子。深諳中國歷史的毛澤東，在如此緊要的重大歷史關口，如此重視《甲申三百年祭》，當然自有其深意。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黃炎培從重慶到延安考察。在毛澤東的窯洞里，黃炎培談到：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黃炎培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夠跳出周期率。毛澤東堅定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從《甲申三百年祭》到「窯洞對」，再到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同志發出的告誡，「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這一切，無不基於中國共產黨人對自身歷史使命的深刻認識。

「進京趕考去」，正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從這樣的歷史起點上出發的。這一頗具歷史感且意味深長的比喻，讓一個偉大政黨從此有了始終未敢忘記的「趕考」意識和代代傳承的「趕考」精神。

「考官」是人民

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趕考」既含有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小心謹慎，又蘊含著「修齊治平」的人生抱負。然而，與歷史上「趕考」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人面對的「考官」不再是封建統治者，而是人民。

曾在抗戰期間出任駐華美軍司令的魏德邁，於1946年7月再次來到中國考察。他離開中國前發表了一次演講，其中談道：「我發現不少政府官員將他們的兄弟子侄安置於政府，任職於國營或私營公司之中，利用職權不顧國家與人民的福利而謀取巨利」。

1946年3月，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訪問延安。他的隨行記者這樣描述道：「在延安，黨的幹部工作時間很長，吃得又很差，冬天還減為一日兩餐，吃的主要是小米和青菜。他們在窯洞里，坐在木椅或木凳上，在小油燈的暗淡燈光下進行工作。然而，看起來他們並不感到疲勞，甚至在敵人即將大舉侵犯時也如此……在延安聽到的最多的一個詞，就是『人民』……中國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學習』，這些都是口號，但又包含著比口號更深的含義，代表著一種極深的感情，一種最終的信念。」

這種天壤之別，不僅國際人士看在眼裡，包括眾多愛國華僑、民主人士乃至國民黨內部的高官都看在眼裡——「中國的希望在延安」。以什麼樣的態度對待人民，把人民放在什麼樣的位置上，構成了共產黨和國民黨在政治軍事層面高低勝負的分野，並最終走向不同的歷史命運。

在西柏坡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之所以能以摧枯拉朽之勢奪取三大戰役勝利，一個根本原因就在於，人民軍隊的根脈深扎在人民的深厚大地之上。

時任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的粟裕，在回憶山東人民對解放戰爭的支援時說：「在三年解放戰爭中，山東人民共發動了四次大的參軍運動，送出了五十八萬九千餘名優秀子弟參軍。他們像千百條小溪流渠，匯成了奔騰萬里的大江長河，源遠流長，滾滾向前，使華東野戰軍越打越多，越戰越強。有這樣的人民，還有什麼敵人不可以戰勝呢？」

歷史的偉力，深藏於人民。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因為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才會自覺把自己當「學生」、始終讓人民當「考官」，在革命建設中贏得人民的真心愛戴和支持，一步步改變著古老中國的命運。

永葆「趕考」的清醒和堅定

唐代詩人杜荀鶴寫過一首題為《涇溪》的詩：「涇溪石險人兢慎，終歲不聞傾覆人。卻是平流無石處，時時聞說有沉淪。」這彷彿是個悖論。古老的中華文明，很早就對此有了深刻認識。「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這是《易經·繫辭傳》中的記載。「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這是《左傳》中的名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是孟子的忠告。

1949年6月，也就是在黨中央離開西柏坡的3個月後，新政協籌備會在北京召開。在此期間，徐悲鴻等人推薦田漢作詞、聶耳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但有的代表認為，新中國已經成立了，中華民族已經作為一個偉大民族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歌詞已經過時了，建議重新填詞。但毛澤東、周恩來都不同意改，贊成歌詞中「安不忘危」的思想。經過充分討論，毛澤東最後一錘定音：既然大家都認為《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最好，我看就這樣定下來吧，歌詞不要改。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話寫在國歌里，也刻在中華兒女的心中。居安思危，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歷史關口上，自覺自警思憂患的生動寫照。西柏坡指點江山的一代偉人們已經遠去，但「趕考」的強音依然在我們心中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