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特赦战犯，华国锋认为有13人不能放，毛主席为何坚持全放？

解放战争结束之后，我军在战场上俘虏了数百名国军将领，他们分别被关押在北京、上海、抚顺的战犯管理所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杜聿明、黄维、宋希濂等人，都曾在这里接受过思想改造。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从统战工作和收复台湾等多方面考虑，决定分批次释放这些战犯。从1959年12月开始，第一批获得特赦的33名战犯走出战犯管理所，在之后的十几年中一共进行过7次特赦。

1975年，最后一次特赦战犯时，将全部在押战犯都特赦了，这背后其实蕴含了毛泽东十分深远的考虑。早在1974年10月，毛泽东曾针对特赦战犯问题，做出过一个重要批示：“鉴于战犯人数较少，倒不如一次性都放了。”

同年12月底，身在长沙的毛泽东再一次向周总理提到了，有关一次性释放全部战犯的问题。周总理回到北京之后，将毛泽东的提议告诉了时任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在他的组织下很快成立了一个“清理办公室”，对即将得到特赦的293名战犯进行最后一波审查。

1975年1月，华国锋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特赦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华国锋向周总理提出了公安部关于特赦战犯的建议，在即将迎来特赦的293名战犯中，有13名顽固分子始终抗拒思想改造，并试图顽抗到底，所以并不适合作为特赦对象。

华国锋之所以坚持继续关押这13名战犯，原因是他们的双手沾满了我党同志和老百姓的鲜血，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另外，他们在战犯管理所期间不仅没有任何悔意，而且还试图充当老蒋的卫道者，绝不应该让这些罪大恶极的战犯逍遥法外。

在这13名待定特赦的战犯中，号称军统“三剑客”之一的周养浩，曾是杀害杨虎城将军全家，以及“小萝卜头”宋振中一家的的罪魁祸首。1949年12月，周养浩在昆明被捕，在被关押的二十多年间，一直都十分抗拒改造，并且从未表现出过任何悔意。

按理来说，公安部的报告中，已经写得非常明白了，这13名原国军特务头子，都是十恶不赦的民族败类，继续关押他们本来就无可厚非，甚至枪毙他们都罪有应得。

毛泽东仔细地听完华国锋的汇报，沉思片刻之后平静地对他说道：“要放就全放了吧！他们进入社会后也未必能兴风作浪了。”在毛泽东的批示下，同年3月17日，最后一批293名战犯悉数获得特赦，我方还为他们举行了一次送别会。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战犯，可以根据个人意愿选择去留。想要离开大陆去外地的人，可以由我方提供路费。除此之外， 所有获得特赦的战犯，都获得了一笔200元的补助和100元的粮票，作为他们日后生活的保障。

293名战犯中，有200多人选择继续留在大陆参加建设工作，其余人等则分别去了台湾和大洋彼岸的美国。期间，还发生过一件令人十分惋惜的事情，原国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去香港后，台湾方面逼迫他歪曲事实，无奈之下张铁石选择自杀，这个举动也伤了其他特赦人员的心。

曾经在军统工作过的段克文去美国之后，为了糊口不惜向一家报社投稿，在他撰写的《战犯自述》中，运用大量的文字歪曲抚顺战犯管理所中的改造生活，甚至宣称自己并非被特赦，而是趁人不备“逃”出来的，借此博得美国人的欢心。

黄维、沈醉等人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鄙视段克文的所作所为，二人公开发表了驳斥段克文的文章。就连曾经顽固不化的周养浩，也对同在美国的段克文嗤之以鼻，并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能和定居在美国的家人团聚，全都要感谢毛泽东！”

毛泽东之所以坚持特赦所有战犯，完全是出于大局考虑。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旅，让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为中美之间就台湾问题进行谈判，打开了一个新的历史机遇。当时，台湾方面经常就战犯问题造谣，所以毛泽东才会坚决特赦所有战犯予以反击。

事实证明，当我方将战犯管理所中的全部战犯都特赦了之后，所有谣言就此不攻自破。不仅赢得了国际上的盛誉，也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