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采药昆仑”石刻是如何被发现的 ——西海新闻记者独家专访侯光良教授

西海新闻记者 李皓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海拔4300米的扎陵湖北岸，是人迹罕至的高山牧场。因为海拔高，即便是盛夏时节，这里也是罡风猎猎、幽寒砭骨。严酷的自然环境，带给这片土地的，是洪荒般的沉寂。

然而，即便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也没有阻止生命的繁衍，广袤的草原上，不时回荡起藏野驴铿锵的足音，遥远的地平线上，偶尔闪动牧羊人的身影，而那处石棺葬的发现，更是为这片土地的历史叙事，增添了几分动人的色彩。

一

石棺葬的发现者，是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侯光良教授。侯光良教授一直致力于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活动与环境演变的互动关系的研究。

2020年7月，侯光良教授带领团队，来到扎陵湖北岸，在这里发现一座新石器的石棺葬。

侯光良教授说：“这说明，扎陵湖地区从来不是与文明隔绝的蛮荒之地，这里很早就有人类活动。”

二

离石棺葬不远处，是一面地势平缓的山坡，一块粗粝的岩石矗立在那面山坡上。山坡离扎陵湖湖岸约一公里，站在坡顶，扎陵湖尽收眼底。山顶岩石的一角，有一处天然形成的高六七十厘米，宽一米左右的纵切面，因为常年受风雨侵蚀，岩石表面呈现出一种近乎被锈蚀过的赭红色。

当侯光良教授踏过稀疏的牧草，走近这块岩石，俯下身子仔细端详时，几行文字赫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那是几行小篆，字体秀丽端庄。” 侯光良教授说。

让侯光良教授感到意外的是，这几行字中，意外出现了“皇帝”字样。

“这处石刻除了受自然环境的影响，风蚀严重外，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痕迹。”侯光良教授说。

石刻上的字体为典型的秦小篆，共计37字，分12行，每行2字至5字。

如果这块石刻，能被认定为秦始皇时期的原刻，便解决了学界关于“昆仑”和“河源”地望的问题，就考古学的意义而言，这也是我国发现的唯一原址的秦朝碑刻。

侯光良教授将这处碑刻拍照留证后，向有关部门报告了石刻的坐标和内容。

三

2025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文，对这处石刻做了详细介绍。这篇文章引起了专家学者和网友的关注。

石刻铭文的内容是：秦始皇廿六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领一些方士，乘车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翳于这一年的三月己卯日到达此地，如果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就可到达此行的终点）。

仝涛认为，据史学家饶尚宽撰写的《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推算，碑刻中 “廿六年三月己卯”当指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的三月二十九日。“五大夫”爵位从商鞅变法置，沿用至东汉；昆仑之“仑”字偏旁为“阜”字旁，写作“陯”，是秦代石刻以及简牍文字的典型特征。所以他认为，这处碑刻确真无疑，而且就石刻所表达的内容判断，秦始皇“采药昆仑”是一次有组织的国家行为。

据考证，秦朝一里相当于今415.80米，秦一百五十里约为今天62.37公里。从石刻所在的山坡向西行60公里，正是黄河的源头星宿海，结合上古典籍中对“河出昆仑”的记载，人们不禁猜测，或许在古人的心目中，扎陵湖以西这片高亢的土地，便是传说中的“昆仑”？

随后，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相关专家，再次对碑刻进行了考察，并提出石刻中的时间不是“廿六年”而是“卅七”年。

四

秦始皇时期，五大夫翳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抵达扎陵湖“采药”的？

侯光良教授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从秦朝的政治局势入手。

《史记·秦始皇本纪》对秦朝的疆域，有着明确的记载，秦朝“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这表明“羌中”在秦朝已经被纳入了国家版图，是其疆域的西北边界所在。

学者普遍认为，《史记》中记载的“羌中”就是今天的青海河湟地区。

结合侯光良教授及其团队在扎陵湖北岸发现的石棺葬，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世居青海的古羌族人的足迹就曾到达扎陵湖地区，并对这一地区产生了最初的地理认知，这样的认知有可能成为了五大夫翳率领方士“采药昆仑”的指引。

五

昆仑是黄河之源的地理概念由来已久，《尚书·禹贡》中，便有“河出昆仑之虚”的记载。

2002年，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镇里耶古城出土的秦简中，不仅出现了“采药”一词，同时还有“琅琊献昆仑五杏药”的记载。

侯光良教授介绍，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十分勤政，每天批阅的竹简就有数十斤之多，这导致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或许正是因此，所以在他执政期间，曾多次下达在全国范围内广求“仙药”的政令。

“湖南出土的秦简简文显示，秦始皇对求‘仙药’这件事极为重视，他下达的官方文书甚至能到达龙山县（当地地名）这样的边陲乡镇，这体现了秦王朝统治下权力的高度集中，以及当时较高的行政效率和对地方较强的控制力。”侯光良教授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大夫翳率方士“采药昆仑”，就成为了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六

扎陵湖与秦王朝的核心控制区，相距甚远，关山阻隔，在交通极其不便利的情况下，五大夫翳是如何抵达扎陵湖的？

侯光良教授介绍，商鞅变法后，秦人的军事力量十分强大，曾多次与羌人发生战争，古书中不乏居住在河湟谷地的羌人被秦人掳掠，羌人四散逃亡的记载，面对厉兵秣马的秦始皇的部队，被征服的羌人不仅很有可能成为了五大夫翳的向导，“羌中”地区，也有可能成为了这次“采药”活动的后勤保障基地。

同时，秦人的祖先本就是牧马人出身，秦始皇的年代，马已经成为了部队中的重要装备。

至于车，青海柴达木盆地发现的距今三千多年前的诺木洪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车轮的残骸，我省青铜时代的卢山岩画、舍布齐岩画中也出现了车的形象，说明青藏高原上的远古先民，很早以前就已经会驾车了。

侯光良教授说：“人们对于车的认识，一直有一个误区，就是车必须和路相对。事实上，青藏高原虽然海拔高，但很多地方地势平坦，很适合车辆通行，高原上路无定路，但是处处是路。”

据侯光良教授考证，秦朝时，黄河源区的气候和自然环境与今天没有太大的区别，虽然夏季受沼泽地况的影响，出行较为艰难，但总体而言，一年四季古人骑马、驾车都能进入这一地区。

七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虽然《尚书·禹贡》中留下了“河出昆仑之虚”的明确记录，但昆仑究竟在哪里，在此后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却始终没有明确的定论，以至于汉武帝指鹿为马，将于阗南山错误地认定为昆仑山。

如果当年，五大夫翳“采药昆仑”已经到达了扎陵湖，为什么这件事既不见著正史，也没有形成民间记忆，以至于后世学者谈及“昆仑”地望时，都是扑朔迷离，语焉不详？

侯光良教授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是秦朝国祚太短，很多事情未及纳入正史。

八

“采药昆仑”石刻的发现，让人们对昆仑以及秦朝有了更多的解读方式。

侯光良教授认为，这方石刻的发现，不仅证明我国大一统国家形成的年代十分久远，同时也反映出了我们的祖先不仅拥有浪漫的气质，而且十分注重科学考据。

“这块石刻，引发了我对昆仑神话的进一步思考：后世熟知的昆仑神话，其基础和原点是科学，正是古人崇尚科学的精神，为昆仑神话的诞生提供了基础。”侯光良教授说，“这块碑刻出现在‘羌中之地’，也从侧面反映了早在2200年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体制。”

“采药昆仑”石刻。

“采药昆仑”石刻局部。

青海卢山岩画中的车轮形象。

来源：西海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