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展望未來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時，我們必須明白，文化面貌的改變與守成都是文明史之必然，不能持非此即彼的僵化立場。需要以科學理性態度弄清楚的是，哪些文化改變是有利於自己前進發展的，則必須接受；哪些文化守成是妨礙自己的現代化前景的，會使自己落後於世界的，則無論多麼頑固也必須改變。
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應該大力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共同為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確理念指引。和平與發展是我們的共同事業，公平正義是我們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們的共同追求。多樣性是人類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發展的活力和動力之源。」要構建一種新型國際關係，「擴大利益匯合點，畫出最大同心圓」。這些論斷揭示出，人類不同地區的文明相互有異，但又處在交流融合中，最終將構建出共同擁有的「最大同心圓」。為了更深入地領悟這些論斷的精神，本文以文明圈擴展中的文化面貌改變問題為切入口進行探討。
文明種類由多而少，由小而大
文明發生於人類的進化。在這個過程中，人的類特性逐漸形成，隨著人類的能力提升，族群內部逐漸產生出人們共同的創造物，比如說，特定的語言系統、栽種的植物、馴服的家畜、人本身的生產（兩性關係）的定型及家庭的出現、處理人生階段（婚姻、生死）的習俗等等。族群內的共同性，存在於一定空間中，無論是事實上還是在想像中，都可以把這群人的存在看成一個圈狀結構，即「文明圈」。
以色列新銳學者赫拉利指出了文明圈的遞減趨勢，「大約在公元前10000年，地球上有數千個人類文明。但到公元前2000年，這個數字已經只剩下數百個，最多也只有兩三千個。至於到了公元1450年，這個數字更是急遽下降。當時即將進入歐洲探險時代，地球上仍然有許多像是塔斯馬尼亞這樣獨立的『小世界』，但將近九成的人類都已經緊密相連，活在由亞洲和非洲組成的『亞非世界』里。當時，絕大部分的歐亞非（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大片地區）已經有了緊密的文化、政治和經濟連接」。
文明圈的減少反映出一個大趨勢：文明種類是由多而少、由小而大的。在遠古，人的遠行能力不足，美國學者安東尼·帕戈登就說：「在過去數千年間，很少有人能到出生地48公里以外的地方（這個數字是根據《福音書》中出現的地名算出來的，這差不多是耶穌基督離家最遠的距離，至少在這一點上，他並不特殊）。」因此，不同面貌的文明圈一定呈分散、多樣而且互不溝通的狀態，各個圈狀結構的文明規模小而且數量多。然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遠行能力逐漸提升，孤立的小型文明才有可能走向較遠的地方，遭遇別的文明，發生文明間的接觸。進一步發展就是文明圈之間（而不是少數個別人）的接觸。由於雙方的差異，會發生文明的衝突，結局或者是一方被另一方消滅，或者是合併，這樣就使得文明圈的個體數逐漸減少，而有「生存能力」的文明圈在規模上逐漸擴大。
文明圈擴大反映出文明的生存機制
「生存能力」這個概念反映了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事實，是符合規律的，如此才能理解文明圈的增減機制。文明圈的擴展首先一定會遭遇自我保守機制，因為，一個小型文明圈的存在，是以圈內的人們長期擁有共同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信仰為前提的，任何出生在這個圈內的個人，總是被圈內的共同性所塑造，於是形成了共同性的世代沿襲。這種沿襲使得文明圈成為習慣性存在，產生保守性。在沒有受到異樣文明信息刺激之前，文明圈一般不會自發產生改變的願望。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不同文明圈的接觸不可避免地發生。由於文明圈的保守性，不同文明圈之間的接觸，如果是少數個人（如張騫入西域文明圈、馬可·波羅入中華文明圈）進入某個他種文明圈，自然難以發生衝突；但如果是成規模的人群之間的接觸，如秦漢以來匈奴人進入漢人地域，成吉思汗時期蒙古人進入西亞和東歐地域，歐洲人進入美洲土著地域，往往會採取對抗的形式，一種原始而野蠻的生存競爭的方式。既然可以理解為生存競爭，那麼，按照規律，不同文明圈的接觸後果一般是先進性超過落後性，形式上的後果就是具有合理性的大文明圈把比自己落後的小文明圈併入，即合併與融合。馬克思就說過，「相繼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韃靼人和莫卧兒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蠻的征服者，按照一條永恆的歷史規律，本身被他們所征服的臣民的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顛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於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響的征服者。」
對印度來說，問題不只是英國人不受印度文明影響，還要面對印度文化面貌的改變——趨向英國或者整個歐洲文明的改變，布羅代爾就指出，印度後來形成的中產階級「在服飾和行為方面是以英國中產階級為榜樣的」，印度的現代生活代表的是在幾乎所有方面與宗教傳統決裂。當然，馬克思已經指出了問題的關鍵之所在，當時的英國由於工業革命的成功而獲得了更為強大的文明生存能力。（社會科學報社融媒體「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見社會科學報及官方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