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乙辰沒有想過自己會得抑鬱症。
他曾是一名記者,有十幾年的採訪經歷,見證過很多災難場面,汶川地震、烏魯木齊打砸搶燒事件等。他堅信自己能處理好工作和生活,直到2015年秋天,父親突然病逝,他的整個世界開始崩塌。
一開始,乙辰內疚、焦慮,緊接著出現失眠。整整三年,他通過加倍工作、吃安眠藥等,以緩解悲傷和焦慮,但並沒有什麼用。2018年初秋,他睡不好、吃不下,一個月沒出門,沒有了活下去的勇氣,把幾千微信好友幾乎全部拉黑。
乙辰回憶,那一段日子,像溺水一樣,人慢慢往下沉。
2018年10月,乙辰被確診為重度抑鬱症,住進了安定醫院重症精神病房。剛開始,他不願意吃藥,把吃進喉嚨的葯偷偷吐出來。住院45天後,他病情好轉。但出院後,他也不願意讓人知道自己得過精神疾病。
2019年夏天,他接觸到媒體前輩張進。對方也是抑鬱症患者,後來創辦了「渡過」抑鬱症患者社群,於2022年12月因病去世。乙辰說,自接觸張進,加入「渡過」社群後,他慢慢接受自己曾經抑鬱的事實。
後來,乙辰成為了「渡過」北京同城群的群主,以網名「國寶貝」被病友熟知。2019年秋天,他作為群主第一次參加線下活動,介紹自己說:「我是患者」,那一刻,他感覺到一種重生。

乙辰。本文圖片均源自紀錄片《我們如何對抗抑鬱》
【以下是乙辰的自述:】
人慢慢往下沉
2015年11月,去張家口採訪冬奧賽場設施的路上,突然天降大雪。似乎是有某種預感,我突然莫名心慌,打了一個電話給家裡人,才得知父親已病危數日,因擔心影響我工作,他們都沒敢告訴我。
等我趕回去時,父親已經去世了,沒來得及見上他最後一面。
年輕時,我很叛逆,跟父親相處得不太好,做了一些讓他傷心的事情。我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向他道歉,沒想到再也沒有這個機會了。
父親去世後,我開始出現失眠,被內疚、遺憾所困擾。我頻繁地想起,2008年汶川地震時,我去現場採訪認識的一位失去女兒的媽媽。地震發生的當天早上,女兒跟她要一個水壺,用於學校組織的旅遊,被她拒絕了。女兒離世後,這位媽媽很內疚,每天凌晨在江邊哭泣、低語。
雖然工作在延續,但是快樂不起來。有時候,為了不讓自己胡思亂想,我甚至故意申請加班。到後來,我需要藉助安眠藥才能入睡。
現在回想,那三年我強撐著,希望沖淡這種抑鬱情緒,其實這是不明智的。那時候需要休息,做一些情緒上的干預,尋找規範治療和指導,但當時自己沒有重視,導致後來病情加重。
這樣過了三年,2018年初秋,這種自責心理越來越嚴重,我陸續出現其他癥狀,不能出門,不想吃飯,煮一小鍋米粥,能吃上三天。在沙發上整整躺了一個月,兒子說:「爸爸,沙發就是你的天堂。」
二十多年的努力,突然散落了一地,我決定去北京安定醫院住院。
其實早在2017年,我曾去過一次醫院精神科,當時托熟人找了一位醫生。但去了之後,從問診到開藥,沒有超過10分鐘。因病人很多,醫生簡單地詢問了一下,開了幾種抗抑鬱和緩解失眠的葯給我。
吃了葯後,狀態有所緩解,但並沒有多少改善。
我記得,2018年,我病情加重前,做的最後一個選題就是有關抑鬱症的題,當時自己對任何其他的人、事都提不起興趣了。整晚睡不著,靠藥物干預也睡不著覺,有時白天很困,會短暫睡一會兒,但經常從睡夢中驚醒。也不想吃飯,從一天吃一頓飯,到後來兩三天也不想吃。
那一段時間,人民日報一個記者朋友發微信打聽一個事,看到信息的我無力回復,感到非常愧疚。到後來,我甚至把微信好友刪到只剩下幾十個。
那個抑鬱症的選題沒有做完,我決定先休一段時間的假。假期還剩幾天時,我感覺人像慢慢沉入水裡,溺水一樣,感覺血液流走了,身體開始綿軟無力。
我記得,當時我躺在沙發上,口很渴,看到三米外有一瓶水,卻沒有力氣去拿。人的身體和思維都變得很慢,開始失控,把過往的一些不好的事放大,愧疚、自責,覺得自己一無是處,後來出現了輕生的念頭。
那一年的10月,在哥哥的陪伴下,我住進了北京安定醫院。
說出自己是「患者」的那一刻
一開始,我是不願意去住院的。
我之前去醫院開藥的時候,醫生明確表示,我這種情況必須住院。當時,我哥陪我一起去的,後來也是在他的堅持下,我住進了安定醫院重症精神病房。
我記得,在辦住院手續時,我猶豫了近三個小時,當看到護士長非常和善時,才決定辦理住院手續,簽了一個非自願入院知情書。我後來回想,當時不住院的話,後果不堪設想。
剛住院時,我不配合,偷偷地把吃進去的葯丟掉,因為我有很深的病恥感,覺得這些會讓我成為「精神病」。但在藥物的控制下,我很快就不失眠了,食慾也慢慢恢復了,我對這種疾病和藥物的認識也慢慢發生了改變。

乙辰講述住院時的經歷。
我記不清當時吃了多少種葯,有改善睡眠的葯,緩解焦慮的葯,治療雙相情感障礙的葯(註:後期乙辰被確診為重度抑鬱疊加隱性雙向情感障礙),以及疏肝解郁的葯。護士把藥丸放在托盤裡,看著我把葯吃下去。
住院大樓里,有躁鬱症患者、精神分裂患者,以及人格障礙患者等,有人在裡面可能會被嚇倒,但我當時自己也是一個病人,所以覺得還挺正常的。到吃飯時,一些病情嚴重的病友把盤子摔得噼里啪啦響。
住院前,我頻繁出現輕生念頭,雖然沒有實施過。醫生考慮到用藥起效慢,給我用了無抽搐電休克療法。電療在臨床上主要用於急性期的治療,迅速控制患者的危險癥狀,比如說自殺觀念、興奮躁動等。是利用短暫適量的電流刺激大腦,引起患者大腦皮層廣泛腦電發放,產生一次癲癇發作,改變大腦內的神經遞質代謝,使精神癥狀減輕甚至消失,從而達到治療精神障礙的一種方法。
無抽搐電休克療法通電治療前會先靜脈麻醉,並注射適量肌肉鬆弛劑,因此治療過程沒有明顯抽搐。與傳統電休克相比,避免了骨折、脫臼等併發症,對心血管系統的影響也顯著減輕。目前最主要的副作用是對認知功能的影響,像記憶力、注意力以及執行功能等,但損害是可逆的。
做了12次電擊治療後,我的情緒變得特別平穩。整個過程在麻醉狀態下完成,我當時並沒有什麼感覺。但前幾年,一個朋友住進精神疾病醫院後,做了6次電療。他告訴我,做完電療後,他腮幫和牙疼得厲害。
提到電擊療法,很多人覺得它是一個殘忍的酷刑,會把人搞傻。但我了解到的,在全國很多三甲精神專科醫院,它是一種常規的治療方法。我不知道它的原理是什麼,但它讓我情緒恢復了正常,雖然腦袋一片空白,很多事情想不起來,比如銀行卡密碼,以及平時知道的一些事情。不過後來這些記憶也慢慢恢復了。
我住院45天,後面十幾天病情好轉後,感覺還挺有樂趣的。我後來換到單人病房,有電視機、獨立洗手間,像療養院一樣。一些病友到我病房看電視、洗澡,我後來也慢慢跟他們有了溝通。
我對面住了一個派出所副所長,隔壁住了一個律師。我們每天吃完葯後,一起聊天、看電視,慢慢成為了好友,彼此還加了微信。但出院後,他們大多都把我拉黑了。精神病房的友誼,也僅限於精神病房,回到現實生活中,大家各奔前程,都不願再提精神病房的經歷。
出院後,我每個月去醫院,調整用藥,半年後,我就斷了葯。
剛出院那會兒,我情緒穩定,不喜不憂,走路也走不快。因為住院缺乏運動,走路覺得累,後來慢慢加大運動量,逐漸恢復正常。
但那時,我對這個病是迴避的,不願意跟人談,把以前的病歷單塞在牆角。每天吃藥的時候,也會極力避開人群。那一段時間,我其實也很迷茫,看到大家都在忙,我過得漫無目的,不知所措。一直到2019年夏天,我認識了媒體前輩張進老師,他當時在做關於抑鬱症科普的網課分享,並建立了「渡過」北京抑鬱康復社區群。

張進。
他問我,「你有沒有興趣做群主?」我說,「有」。但那時,我其實內心很矛盾,不知道自己是回到原職,還是在「渡過」開始公益事業。那時候,我沒辦法提筆寫字,記憶力、表達能力和歸納能力都出現障礙,休假了一段時間,我後來決定離開媒體行業,投入到了「渡過」公益事業。
我加入了「渡過」群,並成為「渡過」北京同城群的群主。
2019年秋天,第一次線下活動時,我介紹自己說:「我是患者」。那一刻,我承認自己是患者,打破了以前壓抑好久的東西,對我來說是一種重生。
接受自己曾經抑鬱的事實,讓我更多關注抑鬱症本身。當看到群里鋪天蓋地的信息,都是來自醫生和患者家長,抑鬱患者卻很沉默時,我決定走出去跟病友聊一聊。2020年夏天,我和我幫助陪伴的第一位病友劉榮一起,開始了全國尋訪抑鬱症群體的旅行,行程將近4萬公里,切身感受到了這個龐大患者群體的諸多困擾:疾病的折磨,社會的誤解和嘲諷,以及治療的誤區等。
這幾年,我的微信好友從十來人,恢復到了七千多人。很多人素未謀面,但就像《哆啦A夢》里說的,好朋友就像是星星,你不一定總是能見到他們,但你知道他們會一直在那裡,默默地給你精神力量。
當你能馭水時,就可以隨波逐流
抑鬱症到底是什麼?
中國精神衛生調查顯示,2022年,我國患抑鬱症人數9500萬,每年大約有28萬人自殺,其中40%患有抑鬱症。
現在,很多專家、精神科醫生,以及社會名流都在討論抑鬱症話題。我感覺,他們說得有道理,但其實並不準確。當然,作為曾經的患者,我也說不清抑鬱症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抑鬱症是一種狀態,它可能是因疲勞、壓力過大、生活節奏紊亂等導致,同時也伴隨著一些認知上的障礙。
2020年,我到上海見了一位重症精神疾病研究專家,她從單胺類神經遞質來解釋抑鬱症本質。她認為,單胺類神經遞質、即神經元之間的傳遞出現障礙,會引起抑鬱。這也是現在很多抗抑鬱葯的理論依據,調節血清素、去甲腎上腺素,以及多巴胺等,以改善神經機制失衡,緩解我們的抑鬱和焦慮。
二十多年前,這位專家的弟弟患抑鬱症後,她開始研究精神疾病,但至今也沒有找到治療好她弟弟的方法。
從那以後,我不再尋找抑鬱症的本質,開始花更多心思普及抑鬱知識,消除病恥感,改善患者生存環境。我發現,很多家長都不了解抑鬱症,孩子出現抑鬱狀態後,他們首先懷疑孩子矯情,耍小脾氣,直到孩子成績下滑,晚上睡不著覺,躺在家裡動不了,他們才想到帶孩子去醫院治療,到那時,孩子的病情有可能嚴重了。
另外,孩子確診抑鬱症後,一些家長對孩子百依百順,毫無底線,這其實是孩子康復的一個誤區。應該尋找導致他們疾病的原因、解決的方法,讓他們回歸到一個日常功能正常的生活狀態。為什麼現在陸續有抑鬱患者自殺,其實主要就是認知出現了問題,有自責、自罪心理,覺得生無可戀。
我覺得自己當年生病,父親過世是誘因,主要是因為工作壓力大,節奏快,作息紊亂,經常處於焦慮的狀態,導致精力和身體的透支才生病。那十幾年,我除了工作,就是在家裡睡覺,從沒主動去旅遊、鍛煉身體,或者參加一些有意義的講座之類,沒有了任何自己的愛好。
前一段時間,李玟因抑鬱自殺時,很多人問,她為什麼沒有進行早期干預?我覺得,一些人認為生不如死,沒有活下去的勇氣,會想方設法用死來解脫。所以,關鍵在於找到活著的意義,改變一個人的認知和環境。
除了公益性活動,我現在主要做「渡過陪伴者計劃」:給予患者從發病到回歸社會的全程指導、陪伴和撫慰。這幾年,我陪伴了三百多人,加上溝通的人數就更多了。我發現,很多人發病都是從失眠開始,後來慢慢加重。上述三百多人中,大概有1/3的人就診後康復,實現了長期的情緒穩定。
對我來說,離開媒體是一種「解脫」。我可以根據自己興趣,做一些採訪,積累素材,寫一些文章在自媒體發表。同時還幫全國的抑鬱患者,主要是青少年抑鬱患者尋醫問葯,疏通情緒,消除他們不必要的擔憂和恐慌。這過程中,我更了解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意義,一種更好的人生狀態。
一位曾經陪伴過的病友,後來發微信說:「謝謝曾經的相識、相知、相伴。感受到了被理解,感受到了被尊重,病何時好已不在意,對病已毫無恐懼,感謝您視頻聊天里告別的手勢,就像佛家的『無畏手印』,教我克服了病恥感。」
精神疾病難以治癒,因為引起疾病的事情、環境等,不會因為吃藥而得到解決。四年前,我陪過一個大姐,對方因失戀而抑鬱,我陪她去醫院開了一些葯,用藥後效果不太明顯。後來,男友回到她身邊,她的情況才慢慢改善。葯能幫助她睡眠,但不能改變她的思維,更不能讓她的痛苦消失。所以,抑鬱康復者複發的比比皆是。
2019年至今,有不少人悄悄發信息問我:「老師,你也複發了嗎?你還在吃藥嗎?」在他們的認知里,抑鬱症是治不好的,只能依靠吃藥緩解癥狀,而吃精神類藥物,是一件很恥辱的事情。
其實,能對吃藥這件事坦然,才能坦然面對自己的抑鬱。

抑鬱患者往往會把藥盒外包裝拆除並留在醫院。乙辰收集了安定醫院的藥盒,製作了一個「藥盒人」,希望通過展覽消除對吃精神類藥物的羞恥感。
其實複發這詞不準確,嚴格意義上來說,任何人都沒有對抑鬱、焦慮的免疫力。自從康復後,我沒有再吃過葯,每天保持至少六個小時的睡眠。很多抑鬱症患者複發,是因為他們出院後,又回到了原來失控的生活模式和狀態。
如何才能讓抑鬱不「複發」?比如說,一個人開始不會游泳,後來他學會了游泳。你問他,你還怕水嗎?其實很難講得清,情緒相當於水,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當你有了駕馭它的能力,你就可以隨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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