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時期江蘇省公務員數量大致推算,遠遠比現在一個縣還要少嗎?

2026年03月19日22:42:16 歷史 1491

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江南蘇州城裡,一位老舉人搖著蒲扇,對同案說道:「這一省官員也就那幾百號人,哪裡管得過來?」這句略帶牢騷的話,其實點出了一個事實:在人口稠密、賦稅沉重的江蘇清代真正有品級、有編製的「公務員」,數量遠比很多人想像中要少。

如果拿今天的視角來打量,當年的江蘇,不僅是經濟重地,也是人口大省。乾隆中後期到道光年間,江蘇人口在三千萬上下波動,在全國屬於最富庶的一批地區。而就在這樣的地方,從省城江寧府,到各府、州、縣衙門,把所有「在編官員」算在一起,大致也就三四百人,即便把遺漏的算上,也難超過五百人。這個數字放在今天,不過是一個中等縣城的公務員規模。

有意思的是,清代官方的「官職名冊」看著密密麻麻,真正算人頭時,卻顯得很「寒酸」。原因不難理解:一大半日常事務,壓在沒品級的典吏、書吏、皂役身上,他們不在正式編製之內,也不算「官」,頂多算衙門裡的辦事人員。為了便於對比,以下以道光初年為時間背景,以江蘇為樣本,看看那時一省的「公務員」究竟是個什麼規模。

一、省級大員看著顯赫,人頭卻少得可憐

道光初年的江蘇,表面上官銜林林總總,層級很高,權力很大,真正算人數時,卻出奇地精簡。

江蘇名義上只是一個省,但因為地位特殊,省級層面牽涉到的衙門不少。除了普通省份都有的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學政衙門之外,還有兩江總督漕運總督江寧織造、兩淮鹽政這些「帶顏色」的機構。聽著氣派,攤開來看,卻是「官高人少」。

兩江總督坐鎮江寧,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是清代重地之一;江蘇巡撫駐蘇州,具體負責一省民政;學政則負責全省的科舉、教育。按清制,總督巡撫、學政的衙門,都不設正式的佐貳官,只有一位主官,其他多為未入流的幕友、幕賓、書吏等。也就是說,從制度上算,三大省級大員的「編製官員」只有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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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承擔江蘇省行政、財政主要事務的是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布政使掌全省賦稅、錢糧、府縣考成等事,按察使主管刑獄、司法、監察。兩個衙門在編人員合起來,也沒多少:

布政使司內,布政使本身算一員,下設經歷、理問、都事、照磨、庫大使、倉大使等,共7人,這還是把所有有品級的屬官都算進去的數字,典吏、書差等未入流人員一律不在統計之中。

按察使司更為精簡,除了按察使本人,再加上經歷、照磨、司獄等官,正式在編也就4人。一個省的司法體系,明面上只靠這麼幾位「有品級」的官員撐著。

江蘇還有一個格外醒目的衙門,就是設在淮安的漕運總督府。大運河是清代賦稅命脈,漕運總督品秩高、權力大,然而整個漕運體系在江蘇境內,真正算在編的文職官員,也就是十來人:漕運總督一人,巡漕御史數人(按慣例設4人,其中2人在淮安,2人在通州),再加上督糧道、同知、通判以及庫大使、攢典、管糧等屬官,按記載折算下來大約11人左右。

還有一個頗具特色的機構——江寧織造。江寧織造歸內務府管理,主要負責皇室御用絲綢等貢品。這個衙門在地方上風頭不小,江寧織造本人也多由內務府包衣出身的重臣擔任,但從編製看,卻只有一名「江寧織造」在冊,其餘辦事人員多數是內務府派出的下屬,不列入地方官僚體系。

鹽務方面,兩淮鹽政權力也相當大。鹽運使一人,從三品,下屬經歷、知事、庫大使、巡檢等,再加上運同、運副、鹽課司大使、鹽引導批驗所大使等等,各類有品級的鹽官算下來,大致32人。這已經是江蘇境內比較「人多」的系統之一。

把這一圈省級衙門羅列下來:兩江總督、江蘇巡撫、學政、布政使、按察使、漕運總督、江寧織造、兩淮鹽政,連同屬官一併統計,江蘇省一級在編文職官員,大約58人上下。河道總督、提督等系統中也存在部分文職,不過數量有限,即便補上,總數也拉不高。

這樣算下來,一個人口上千萬、賦稅佔全國重要比例的大省,在省級層面的「公務員」,也就是幾十人,未免有點「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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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道、府、廳到州、縣:官多級別細,人卻越算越少

順著行政層級往下看,江蘇的在編官員分布得更清楚。結構完備,人員極少,是最大的特點。

一、道、府、廳:層級不少,基本靠「獨當一面」

清代在省下面設「道」,分掌鹽法、河道、漕運、驛傳等事務。按照《清史稿·職官志》的記載,道光時期,江蘇境內沒有分守道,只有分巡道6道,包括蘇州道、蘇松太倉道、常鎮通海道、淮揚海道、徐州道和江寧道。每一道,就一名道員,道署不設有品級的佐貳官,只有典吏、書役協助辦理日常事務。

這樣一來,道這一級,在江蘇全省總共也就6人列入正式編製。看起來是「牧一方」的地方大員,真實的數字,其實非常直觀。

再往下是府。按照《光緒會典》的數據,全國共有一百八十餘府,江蘇有8個府治,對應8名知府。知府這一級,是地方行政體系的關鍵樞紐,衙門結構比較完整,同知、通判視事務繁簡酌情增設。全省範圍內,同知、通判合計8人。

每個府治,除了知府和佐貳外,還設經歷、照磨、司獄等有品級屬官,以及宣課司大使、稅課司大使、府倉大使、僧綱司都綱、道紀司法都紀等合署人員。8個府合起來,這些屬官加總為64人。與知府8人、同知通判8人一併計算,府一級正式有品級的官員,共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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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的設置更有地方特色。最早廳只是同知、通判的辦事機構,後來逐漸升格,成為與府、直隸州同級,或者與州縣同級的行政單位。江蘇境內直隸廳和散廳各一處,連同經歷、照磨、司獄、庫大使等屬官統計下來,廳一級的正式編製約10人左右。這一層級總體加起來,道、府、廳三級共約90人。

二、州、縣:親民官最多的一層,數字依舊有限

州分直隸州和散州兩種,全國有直隸州七十餘,屬州一百四十餘。江蘇在道光時期共有直隸州3個、散州3個。直隸州的知州為正五品,散州為從五品,各1人。知州屬下設州同、州判,分別為從六品、從七品,加上吏目和巡檢各1人,都是有品級的官職。

這樣算下來,一州有在編官員5人,6個州共計30人。算是江蘇地方行政中很「中等」的數字,看著不多,實際卻擔著不輕的地方事務。

再往下就是縣。道光年間,全國縣一級行政單位在一千三百餘個,江蘇有縣62個。每縣設知縣一人,正七品。知縣統管一縣訴訟、稅課、徭役等日常事宜,屬於典型的「父母官」角色。

知縣名義上有佐貳官縣丞主簿,但是否設立數量多少,全看地方事務繁簡。《光緒會典》記載,全國縣丞345人,江蘇佔29人;主簿全國共55人,江蘇佔14人。由此可以反推出,江蘇不少縣是沒有配齊這兩類佐貳官的,有的縣甚至只有一個知縣獨挑大樑。

把江蘇範圍內的知縣62人、縣丞29人、主簿14人合併統計,縣一級有品級的「在編公務員」共105人左右。許多縣裡的具體事務,其實多靠典吏、書差、里甲保甲等運作,這些群體不入官籍,卻支撐了基層治理。

州、縣合併計算,江蘇一省在該兩級的編製官員為135人。這是最貼近百姓生活的一層,卻依舊沒有想像中那麼「人頭濟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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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職官、旗營衙門與「隱身」的龐大辦事群體

講到這裡,省、道、府、廳、州、縣的主官及其佐貳大致鋪陳完畢,看起來江蘇全省的有品級在編官員不過三百五六十人左右,有人可能會覺得,這個數字是不是偏低?實際上,這已經把主要行政和司法官員差不多算全了。

一、有品級的「教書匠」:教授、學正、教諭

清代重視科舉,也重視地方教育。因此,在府、州、縣的衙門體系之外,還有一個相對獨立但同樣有品級的系統——教職官。

府學設教授,秩正七品;州學設學正,秩正八品;縣學設教諭,秩正八品。這些人不負責具體民政,卻承擔著教化、管理地方生員、主持鄉試童試等職能,也可以理解為教育系統的「官校長」。

以江蘇8府、6州、62縣計算,教授8人、學正6人、教諭62人,加在一起共76人。這些人嚴格意義上也屬於「在編官員」,只是分管方向不同,不負責直接行政。

把這一部分加進去,前面已經統計的省、道、府、廳、州、縣各級官員359人,再合併教職官76人,大體得出一個接近的數字——江蘇全省在道光初年前後,大約有430名左右有品級、有編製的文職官員。

二、尚未算全的:旗營衙門中的文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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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還有兩塊容易被忽略的地方。一塊是駐防八旗將軍衙門,一塊是綠營、提督系統的行文軍職中的文官。

江寧是重要的八旗駐防地,兩江總督衙門與將軍衙門在此並存,八旗將軍麾下並非只有軍人,也設有一些管理倉儲、口糧、檔案、訓導的文職官員。提督衙門作為正二品武職,其體系中也少量配屬文官。不過這些人往往歸兵部或軍機處登記,統計時並不列入地方民政系統,名目也不如布政、按察等機構清晰,數量通常被概括為「數十人」。

縱向看,即便把上述所有零散系統都盡量補齊,江蘇一省在道光年間的有品級在編官員,總數穩定在五百人以內的判斷,仍然比較可靠。這一點與很多研究清代官制的學者推算結果相一致。

三、真正龐大的,卻是「不算官」的辦事人群

不得不說,清代的官方名冊讓人容易產生一個誤解:只看到那幾百個有品級官員,容易忽略了站在他們身後的大量幕僚、書吏、衙役、壯丁。

知府、知縣日常處理文書,主要靠幕友、師爺起草,典吏、書吏抄寫,門子、皂役傳達執行。縣衙征糧差派、審案傳喚、巡邏捕盜,都離不開這些「無品級」的人。而他們的人數,有時遠遠超過有品級的官員。

舉個簡單的情形,某個縣衙只有知縣一人列入正式在編,再加一名縣丞或主簿,就算滿額兩人。可實際運作中,縣裡可能養著幾十上百名衙役,再加上書吏、里甲、里正等輔助力量,真正參與治理的人比「官」多得多,只是他們不算在「官員編製」之內。

如果從制度角度看,這些人不算公務員,只是臨時、半固定的辦事人員。但在百姓眼中,衙役也好,書吏也罷,都是「衙門裡的人」,一樣代表官府的臉面。道光年間蘇州一帶的諺語,說「惹不起衙門裡的師爺和皂隸」,就是對這種現實的一句直觀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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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現代對比:一省的官,不及一縣的「編製」

把道光年間江蘇的官員結構梳理清楚,再與今天的行政體量做一個橫向對比,很難不產生一種落差感。

按比較保守的估算,清代江蘇全省有品級、有正式編製的文職官員,大致在四百至五百人之間。放在清代全國範圍去看,這個數字在各省中並不算極端,也比較符合當時「官少、事多、責重」的制度特點。

而據近年的公開數據,全國公務員大約八百萬人,這還不包括教師、國企職工等其他公職人員。如果細分到縣一級,一個五十萬人口左右的縣,公務員人數通常在七百人左右,大一些的縣,配套的行政機構更多,公務員加參公人員加事業單位管理崗,合起來輕鬆超過兩千人。

這麼一比較,道光年間的江蘇,全省「有品級官員」的規模,幾乎相當於一個小縣城的公務員數量。若考慮到當時江蘇人口遠大於一個縣,這種對比,就顯得頗為刺眼。

當然,清代的「官少」並不意味著行政成本小。龐大的未入流吏役群體,外包給鄉紳、保甲的基層治理,實際上是一種以人情、鄉規、習慣法為支撐的治理方式。官的數量有限,治理結構卻並不簡單。只是從制度公開、財力投入以及崗位固定程度看,清代的「公務員隊伍」,無論從數量還是穩定性上,都遠不及今天的任何一級行政體系。

試想一下,當年道光朝的江蘇,一省上下幾百名有品級官員,分布在省城江寧、蘇州、淮安、揚州等地。每個人肩頭壓著的,不只是案卷賬本,還有綿延幾千里的河道堤岸、數千萬百姓的賦稅與訴求。數字冷冰冰,背後的負擔卻極其沉重,這一點,從那位蘇州老舉人的感嘆里,多少已經流露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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