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地坦蕩的范巴陵

圖一，1998年4月10日，時任嘉興市副市長、市文聯主席范巴陵在嘉興泰石公墓新建的朱生豪、宋清如夫婦合葬墓前接受記者採訪。圖源：朱尚剛。

從法國思想家盧梭有關公共權力結構的論述中可以悟出：直言，是政府陽光行政之所需；真言，是政府效率行政之所需； 疎言，是政府依法行政之所需。大凡不能直言的，大致有兩種情況；一是有見解而無責任感者，有話不想說：二是雖有責任感但無見解者，無話可說。

建國70餘年來，我國政府公職人員的敬業行政有目共睹，日月可鑒。但是，接踵而至的充滿教訓的政治運動持續地拷問過每個公職人員的」初心「。這一次次的政治拷問無異於是道德的測試，也是正義的度量。然而，結果無不以只問教訓、不求思過而告終。最終，其代價不能推動社會進步，其成本沒有轉化經濟成就，以至於舉國追捧的「文革」結束之時，便是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之日。

歷史是現實的殷鑒。時年，對"三反、五反擴大化"內疚的一撥人，不久又在積極反右 ; 對"反右擴大化"愧感者，爾後又轉而反右傾 ; 對"反右傾擴大化"的側隱者，又會義無反顧地投身「文化大革命」；反思"文化大革命擴大化"的，又在開始忙於新的運動……。如此循環往複，孕育的是根深蒂固的言不由衷之風，反思者永遠在行使今天權力的同時，為自己昨天的行為懺悔。要不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匡正祛邪，真不知「春風夏雨何時了」！

圖二，2013年5月卸任後的范巴陵同志(中立者)以嘉興市關心下一代委員會名譽主任身份關注保幼園的寶寶。

此時此刻，在茫茫的思維海洋中徜徉的我，忽地念到了不隨大流的"另類"。去年某日的下午，微信平台上傳來嘉興《紀念建國70周年徵文活動》的一篇題為《我和我的祖國》的徵文，吸引了我，作者是20世紀80年代浙江省嘉興市政府原副市長范巴陵女士，一位省、市政界小有名望的直言者。

我是嘉興王店人氏，"文革"前的196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學。畢業後，於20世紀90年代初葉開始回鄉為故里發展盡點棉薄之力。在盧展工同志(後供職過全國總工會主席)、梁平波同志(後出任浙江省委副書記)主持嘉興市委工作期間，應市委市府之邀為家鄉服務時，我有幸結識過范巴陵副市長。

當時，嘉興市政府一正五副的六位班子成員有一、二、三、四、五、六排序的昵稱。市長杜雲昌同志姓杜，與嘉興方言的"大"諧音，故稱一號。副市長趙冰同志，名字中的「冰」字系兩點水，故排二號。副市長范巴陵同志，范姓邊旁是三點水，故稱三號。副市長徐良驥同志，名字中有四點的」馬「字作邊旁，故排行四號。副市長傅阿五同志，名正言順為五號 。副市長趙友六同志，理所當然位居六號。於是，一、二、三、四、五、六的班子團 隊的排序不徑而走。

如此天造地作地的排序，也算有緣，更是體現了領導班子成員平民化的氣質，且彼此配合默契，很接地氣！范巴陵同志是唯一的女士，范巴陵同志富有才識，但無書卷氣 ; 談吐儒雅，卻敢於直言，確是當年這屆領導班子成員中難得的才俊。我是在1992年6、7月間一次嘉興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上，梁平波書記安排我作嘉興發展建言的主旨發言時，第一次當面認識了這位參加會議的女副市長。雖是初見，但其率直為人的風格，我早已耳聞於梁平波同志的笑談之中。

圖三，2020年范巴陵同志在家中，圖源：陳雙虎同志。

巴陵同志退出政界回歸書香田園之後，依然熱心於嘉興的社會事業，我雖再也無緣見到她，但也零星地聽到過對這位心口不二的"一根筋市長"的一些傳聞，多半是出於祟敬之情的口碑式小故事。後來，一次偶然機會，我在我長兄朱培林教授家裡，讀到了范市長的自傳體小說《女市長》，才系統而又完整地了解了她：一位江南政壇的才女。

我以為，《女市長》作者以自己的親歷和獨特的視野，為嘉興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經濟社會現象作了量體裁衣的全息。其標本意義在於，她既能以局內人身份參與主觀運作，又能以局外人角度進行客觀評析。該書是范巴陵同志留給嘉興市政府後繼者的一份豐厚的精神財富。因為，這是一位在職副市長從政理念的銓釋，從政使命的解讀，從政風格的寫照，從政積累的提練。這裡既有嘉興市政府後來人探求執政規律時的「祕笈」，更有史學工作者研究20世紀90年代嘉興發展軌跡時，不可或缺的正史之外的「輔料」。這些史料的背後，潛藏著各級各類學校里學不到的寶貴東西。

正如日本著名學者村上春樹先生所言 : "在學校里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懂得最重要的東西不是在學校里學到的。"

圖四，作者在故鄉嘉興秀州中學與中學教師們談我國國民教育

作者：朱榮林，來自：一粟齋書海尋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