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明朝的軍功制，從榮耀到荒唐最後又淪為生意

2026年04月26日08:22:06 歷史 1726

弘治十四年，保國公朱永之子朱暉領兵在延綏驅逐入寇的蒙古部落，全軍上下總共砍了十二顆腦袋。戰後的功勞簿上，有功人員的名字卻密密麻麻排了一萬兩千多個。一顆人頭背後站著一千個＂有功之臣＂，這大概是中國軍事史上最黑色幽默的數學題。

明初的軍功評定並不依賴人頭。朱元璋和朱棣時期推行的是一套＂戰功制＂，按將士在戰場上的實際表現劃分等級：奇功、頭功、次功。奇功要求做出扭轉戰局的表現，例如斬將奪旗、圍城首登、力破敵陣。這類功勞極難獲得，需要勇氣、武藝和運氣三者兼備。采石磯之戰中常遇春棄舟獨身沖入敵陣的壯舉，就是奇功的經典範例。

頭功的標準相對寬鬆，核心在＂當先＂二字——作戰時悍不畏死、敢於衝鋒即可。次功覆蓋面更廣，只要服從號令、不臨陣退縮，即便沒什麼突出表現也算有苦勞。三級體系的設計初衷是好的：拚命的重賞，敢打的有獎，聽話的也不虧。

可問題在於，誰來認定？

戰場上的表現不像人頭那樣可以拿在手裡數清楚。沒有統一標準，就易於作弊矇混。報功的權力主要集中在領兵主官和監軍太監手上，一張嘴就能決定誰沖了鋒、誰出了力。各種名目隨之泛濫——＂運送神槍＂＂齎執旗牌＂＂衝鋒破敵＂＂軍前效勞＂，有的人甚至壓根沒上過戰場，照樣名列功臣簿。

正德三年，明武宗的詔書就提到，一次戰役中錦衣衛大同、綏德等衛官兵404人記有各種功勛名目，共獲賞白銀1710兩、絹380匹、布896匹，但實際上才殺敵8人。八個敵人撐起四百多人的軍功，這已經不是誇大，而是明目張胆的欺詐。

監軍宦官在其中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王振、汪直、劉瑾等大太監都熱衷軍功，在他們操縱下，冒功濫賞者不計其數。太監們代表皇權，缺乏有效的權力制約，虛報戰功既能討好皇帝，又能為自身積累政治資本。

冒濫到了這種程度，朝廷被迫轉向一種看起來更＂客觀＂的辦法：首功制——論人頭說話。嘉靖皇帝登基詔書中明確要求，近年軍職人等在各邊不曾斬有首級卻巧立名目升級世襲者，通查革除。沒有人頭，什麼戰功都不認。

首功制堵住了虛報的口子，卻打開了另一個潘多拉魔盒。

軍隊作戰講究協同配合，敵人是全隊合力殲滅的，論功時卻只認誰割到了腦袋。於是戰場變成了搶人頭的修羅場。蒙古軍、倭寇都總結出經驗來了，每次作戰先派幾個敢死隊甚至直接扔幾個死屍專門引誘明軍。等明軍陣型因爭搶人頭自行崩散，敵軍再一擁而上收割戰果。

更惡劣的後果是＂殺良冒功＂。既然朝廷只看人頭不問來路，那手無寸鐵的平民和武裝到牙齒的敵人，誰的腦袋更容易拿？這道選擇題的答案，對於那些貪生怕死又渴望升遷的軍官來說毫無懸念。

天順四年曹吉祥兵變後，京城將士妄殺，甚至割乞丐首級報功，市人數日不敢出門。正德十年，兵部尚書王瓊直言明軍殺良冒功已導致江西、四川平民死傷無數。九邊一帶的流民和乞丐比內地少得多，不是那裡富庶——他們大多已被充作軍功的數字。

嘉靖二十一年，大同巡撫龍大有將俺答汗派來談判通貢的使者石天爵誘捕，謊報朝廷稱自己擒獲間諜，隨後石天爵和肯切被凌遲處死，傳首九邊。這起事件的後果極為嚴重——俺答汗為了報復即以六月發動大規模入侵，大掠山西，屠戮千里。龍大有靠殺使者換來了陞官，邊境百姓卻付出了三十餘萬人被殺擄的代價。所謂＂俺答封貢＂因此被拖延了近三十年才最終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