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死是大明最重大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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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謙（1398-1457）是為大明王朝續命兩百年的大功臣，被稱為「救時宰相」。他的死是明朝最重大的損失。

他一生干過幾件轟轟烈烈的大事，尤其是組織打贏北京保衛戰，穩定了明朝政局。事關中原文明的延續，居功甚偉。

明代宗朱祁鈺在位那八年，于謙權重一時，是當朝唯一的重臣。

蒙冤被殺後，于謙聲譽日隆。

到了清初，南明的「鬥士」張蒼水以埋骨西湖邊，跟于謙、岳飛作伴為最高榮耀。

然而，一個殘酷的歷史事實是：

只有冤死才能把一代名臣的聲譽推到頂點，從而獲得最高的知名度，享受最長久、最廣泛的拜祭。

▲于謙畫像。圖源：網路

中國史書寫冤案，都有一定的套路。

天地變色、陰霾四合、六月飛雪等等，用這些辭彙營造一種戲劇化的情境，表達史家的立場。

但這些自然力的渲染是不靠譜的。

如果靠譜，就應該表現出某種神力，讓冤案受害者不死，而不是在劊子手手起刀落之後，再來震動天地。

唯一靠譜的是，讀史書讀到這些氣象突變的記載模塊，就像有個人跳出來告訴你：這是個大冤案，千古奇冤呀！

于謙之死，正是千年一遇的大冤案。

後來修《明史》的人覺得寫上氣象突變還不過癮，又加了句：

「死之日，天下冤之。」

這是說，不僅老天看不過眼，天下人也看不過去。

不過，天下人是個什麼範疇？包不包括與于謙同朝為官的同僚們？

應該不包括。

有個叫朶兒的人，是冤案製造者之一曹吉祥的部下，偷偷跑到于謙行刑的地方，以酒來祭奠他。

曹吉祥知道後非常生氣，用皮鞭痛打朶兒。

但第二天，朶兒仍然祭拜如故。

都督同知陳逵深感於謙忠義，收其遺骸，葬在北京城西。

後來，于謙的女婿朱驥（也有說是于謙之子于冕）將他歸葬於杭州西湖南面的三台山麓。

這是冤案發生後，公開站在於謙這一邊的人——朶兒、陳逵，以及于謙的親人。

沒了。

舉朝文武大臣，在殺于謙這件事上，要麼失語，要麼贊成。

殺于謙的主謀是發動奪門之變的「三大功臣」——徐有貞、石亨和曹吉祥。

但點頭的肯定是復辟上位的明英宗朱祁鎮。

給於謙定的罪名是謀逆罪，具體為「意欲迎立外藩」，就是想要另立儲君。

這個「意欲」，跟岳飛蒙冤的「莫須有」是一個意思，但當時居然沒有人提出異議。

這說明什麼問題？

第一，皇帝想殺的人，沒人敢吭一聲。

第二，皇帝想殺的這個人，大家都覺得殺得好。

前者當然很可怕，但這是皇權政治下的常態，以一人之是非為是非，舉朝唯唯諾諾。

更可怕的其實是後者：殺清官名臣，同僚們竟然在心底喝彩。

現在，網路上很多人評論于謙，基調是這樣的：

他是英雄，是清官，但有重大的人格缺陷，跟同僚搞不好關係，四面樹敵，導致被害時毫無奧援，「孤家寡人」。

這邏輯很順，乍聽沒毛病。

不僅僅是于謙，歷史上所有品德孤高、不見容於當時的英雄，都會收到類似的評價。

最著名的應該是黃仁宇評海瑞，把海瑞當成性格古怪的模範官僚，道德主義的迂腐分子。不值得提倡學習。

官場上講厚黑學，這似乎已成潛規則，但以潛規則為標尺，去度量官場上的道德完美主義者，說你不能太完美，你要隨大流，這像什麼話？

好比我們對著土匪說，你要殺人越貨，不然不是一個好土匪。

這不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了嗎？

指摘于謙有人格缺陷，不就等於對他說，你應該搞搞權謀，玩玩厚黑，不然不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嗎？

朝廷是髒的，你要跟著臟，不要想著給它洗乾淨，是這個意思吧？

但，于謙不是一般人。

他自小飽讀史書，崇拜文天祥，心中樹立了人格對標的榜樣。

23歲考中進士，24歲被授職為監察御史，從一名紀檢監察員開始他的政治生涯。

28歲那年，他已經是京城名嘴。

那一年，還是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漢王朱高煦在山東謀反，很快被平定。宣宗讓于謙負責口頭宣布朱高煦的罪狀，于謙「正詞嶄嶄，聲色震厲」。

朱高煦在這位御史的凌厲攻勢下，被罵得抬不起頭，趴在地上不停發抖，自稱罪該萬死。

于謙後來外放為官，主政過的地方有口皆碑，百姓把他當做「神明」。

他在官場的升遷，全靠個人能力；但他最終權重一時，則賴歷史機遇。

在他被召回京充任兵部左侍郎的第二年，1449年，明朝發生了開國以來最大的危機——土木之變。

年輕氣盛的明英宗朱祁鎮在太監王振的慫恿下，親率數十萬大軍北征瓦剌，結果被俘虜了，有去無回。

舉國上下惶惶不可終日之時，于謙淡定自若，採取一連串成熟老練的危機處理手法，包括怒斥遷都的消極言論、組織打贏北京保衛戰、力主監國朱祁鈺登上帝位等。

就這樣，于謙被推向歷史至高點。

時代呼喚英雄，于謙很快升任兵部尚書。戰爭年代，這個職位含金量十足，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為進入兵部協助於謙，內閣大學士江淵和工部尚書石璞兩人爭破了頭。可以想像，當時，于謙及兵部尚書的地位有多高。

這個時候的于謙，如果是一個後世評論者眼中沒有人格缺陷的于謙，他就會愉快地融入權斗的洪流，愉快地接受人情世故的熏陶，左手成功學，右手厚黑學，把自己變成一個圓滑的政治家。

如果于謙如你們所願，他就會跟後來奪門之變的主謀徐有貞說，你想做國子監祭酒的事，我在皇帝面前也美言推薦了，但皇帝拒絕啊。你先別急，咱們再等等機會。

如果于謙如你們所願，他就會對大將石亨向朝廷薦舉他的兒子于冕一事感到再正常不過。覺得這名大將懂規矩，知道投桃報李，是穩固的同盟黨。而不會糊塗到不僅不領情，還上疏彈劾石亨徇私情。

如果于謙如你們所願，他就不會眼裡容不下沙子，嫉惡如仇，天天彈劾這個貪污那個瀆職，而是握著別人的把柄，好讓他們聽命於自己，建立自己的政治小團體。

如果于謙如你們所願，他就會專心做明代宗身邊的紅人，讓被俘的明英宗老死塞外，而不是極力說服代宗迎回英宗，釀成日後殺身之禍。

如果于謙如你們所願，他就會像嫉妒他的同僚所誣衊的一樣，交結權宦，樹立黨私，挾天子以令群臣。代宗那麼聽他的話，他想做曹操，問題不大的。

如果于謙如你們所願，他就不會在獲悉奪門之變的情報後，為了忠義坐以待斃，而是利用手中的兵權，先下手為強，徹底改寫明朝歷史。

可是，如果于謙如你們所願，他還會是我們民族的英雄嗎？

所以，指摘于謙剛正孤高、不懂逢迎、不搞權術，本身就矛盾得無以復加。

我們這個奇怪的民族，一邊對於謙推崇備至，一邊又奉「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為圭臬。

難道沒有人知道，這二者是絕然對立的嗎？

每一個英雄，都是人情世故的終結者。

一個民族如果以世俗標準去定義他們的英雄，那這個民族真是墮落得夠可以了。

我們處在這樣一個時代。

于謙蒙冤時，幾乎整個官僚群體都有種妒火熊熊燃燒的快感，這是歷史事實；但即便如此，明朝的文人士大夫們也不會以這種充滿羞恥感的事實去反推、去論證于謙的性格弱點。

他們也許偷著樂，幸災樂禍，卻不敢聲張出來，而是極力掩飾內心的陰暗。

他們的意識很清晰，這特么是官僚群體的集體墮落，不是于謙個人的問題。

所以他們反而會津津樂道地去傳播於謙不遵循官場潛規則，不打點、不送禮，只送兩袖清風的事迹。

于謙被殺後，負責抄家的官員以為可以發現一屋子的金銀財寶，翻找半天卻一無所獲。

直到他們發現一間上鎖的小屋子，興奮地打開後，又大失所望——裡面全是明代宗賜給於謙的紀念品（蟒袍、寶劍等）。別人都要掛起來，穿起來，裱起來，他卻鎖起來，從未向人顯擺。

這種精神境界，俗人見了誰不汗顏？

于謙死後八年，隨著明英宗去世、明憲宗繼位，他得到了平反，很快，各種榮譽加身。

當初沉默或竊喜的那幫官僚，摸准了新皇帝的思路，紛紛上表推進這件事。

熱烈的程度，恰好足以掩飾八年前的淡漠。

推翻冤案，徹底平反，恢復官職，追謚美名，追贈更高的官爵，種種哀榮已與逝者無關。

這是做給生者看的。

皇帝需要忠臣，所以不能讓忠臣長久蒙冤，適時的撥亂反正可以激勵屬下的忠誠，並藉以顯示自身的英明。

為蒙冤死去的英雄昭雪，是歷代帝王基於統治利益所採取的政治舉措。帝國官僚們起勁地參與其中，說到底卻仍是雞賊的體現：

他們容不下一個活著的楷模，卻能標榜自己以死去的英雄為榜樣。

這恰是官場厚黑學與成功學活學活用的道場。

帝國官場，一個個油膩的中年人，無不映襯著于謙的清奇。

即便是現在，許多人對於謙的崇拜亦是廉價的，精明的，只用於標榜自己的某種正確認知。

但，如果崇拜一個人就要參照這個人的行為模式、處事方式去生活，估計絕大多數人都會轉而追捧徐有貞和石亨了。

如果稀罕于謙對我毫無用處，沒有人會稀罕于謙。——很明顯，這名英雄死後五百多年，遭遇了新的時代困境。

這一次需要反思的，不是歷史中的人，而是我們自己，每一個活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