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趣濤：我與車耀先

引子

＃本文摘自《少城文史資料》第七輯（1995年1月），作者鄒趣濤，原標題《我與車耀先》

正文

（一）革命襟懷 引導後進

車耀先同志是四川大邑縣灌口鎮人，是我省早期地下黨員，二十年代後期曾任24軍4師10團團長並擔任黨代表的職務。1927年「馬日事變」，國民黨反動當局背信棄義破壞國共合作，車耀先同志義憤難平，辭掉軍中一切職務，改事經營商業，先經營「我們的書店」和「新的麵店」於祠堂街，繼又於三橋南街開設「努力餐樓」，以此作為地下活動的掩護。

1929年春，我考入成都外南黃門街國學院（地址在今國學巷川醫門診部），但因家境清貧，無力入學，仍然只得回到家裡，過著撿煤炭渣維生的生活。那時，車耀先同志的表弟喻樹堤是我的近鄰，他原曾任24軍4師10團的一名差遣，車辭離軍職後，他亦隨即退職，到「努力餐樓」任採購。而我的二弟志翔其時亦以同鄉關係在餐樓學工（當時叫作學徒），他們經常談敘家鄉情況，車耀先同志因之逐漸對我家和我個人有了較多的了解。那時我已十九歲，家住灌口鎮的貧民區一一炭市壩，全家食指既多，父親負擔過重，僅在河邊搭了幾間茅屋聊避風雨，過著朝不謀夕的生活。車耀先同志是一位非常熱情的人，當他得知我家和我的情況，便觸動了他一貫的以助人為樂的情懷，立即寫了一封信，叫他的表弟喻樹堤親回灌口，邀我來成都相見。

喻樹堤其人讀書不多，卻滿口新名詞，博聞強記知道許多當時蘇聯和中國蘇區的情況，我自小就愛聽他講水滸，說聊齋，擺龍門陣。例如他隨口唱給我們聽的一首通俗生動，易懂易記的「九子真言」，至今還記憶猶新，琅琅上口，歌曰：

蘇維埃，好路子。

共產黨，好樣子。

中國人，好苗子。

毛澤東，好漢子。

打江山，槍杆子。

為人民，好兒子。

分田地，分房子。

勤勞動，用腦子。

大家過，好日子。

一個月後，我隨喻到成都會見了仰慕已久的車耀先同志。地點是在他早年的寓所，陝西街韋馱堂巷（現新華書店內刊發行部），那是一座川西民居型小院落，幽深僻靜，有正房，有廂房，有樓房。在四壁素雅，陳設簡潔的小客室里，熱情好客的主人，很象一位充滿激情智慧的學者，身著布衫，手持拐杖，平易近人地說出不平凡的話來。他說：你的情況，我早清楚。一個人不害怕窮，窮是可以改變的，怕的是沒志氣，沒抱負，沒理想，渾渾噩噩到處胡碰，你沒有條件上正規大學，就進社會大學吧！社會之大，氣象萬千，處處都是活的學問，要學要做的東西可多著呢！蘇聯的大文豪高爾基不就是打從基層社會大學努力奮鬥出來的嗎？在你未來成都之前，我已替你考慮好了，打算介紹你進入社會，到工廠當一個文化工人，從他們那裡學到課堂上所學不到的知識。不知你有無其他意見？我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農村青年，好像一張白紙，只覺得他的一席話說得很新奇，有力量，有道理，使我衷心接受，說不出比這更好的看法來。

當他把我安排在他家樓上住宿時，已經是十一點過鍾，發現他的寢室燈光未滅，又聞油印機嚓嚓作響，給我留下「深夜油印聲，斯人非凡品」的深刻印象。次日，他約我去新開的努力餐樓便飯，地點在三橋南街東頭，亮五間的鋪面，樓下半裝台，樓上飛來椅，一律漆成紅彤彤的顏色，煞是壯觀。但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說他「不智」。他不理，堅持特立獨行，決心衝破黑暗。而且還站在高罩樓堂四面的大幅竹匾上，黃底紅字地寫出《勞工神聖》、《革命飯努力餐》偌大十個美術字，字下配以世界語；在陰面臨街的玻窗外，掛出《梅蘭芳天女散花》、《張學良騎馬》、《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等放大的著色照片，儼然構成一行攝影藝術長廊，引得過街遊人紛紛前來觀看。人們不是說他獨樹一幟！獨出一奇！獨領風騷！就是說他敢為人先！敢為天下先！大開古城風氣之先！

不久，他介紹我到成都忠烈祠南街「美利利印刷公司」去工作，這是一所以「成都美以美基督教會」裝點面門，以自流井鹽局馬氏兄弟的資本開設的企業，設備較齊，規模較大，利潤收益較豐裕，勞資鬥爭亦激烈的場合。我在那兒開始接觸到進步青年工人，接觸到地下黨人，接受到新思想、新宇宙觀、新人生觀、新歷史觀的影響教育，學習了《社會發展史》等基礎知識，參加了一些當時的「由經濟鬥爭轉變為政治的鬥爭」，以及廠內工人群眾為改善生活的鬥爭。

（二）通過考驗，介紹入黨

1930年，我已逐漸鍛煉成長為工人隊伍里的積極分子。第一次讀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作，批判了悲觀思想的抬頭。我從樂觀方面得到極大的啟迪和鼓舞，生活起來幹勁頻添。在印刷公司排字房，一天要排一萬多字，扣上鉛板，工余在外間參加一系列社會活動；不但作為車耀先發起的"成都中華基督教改進會"群眾，還參與了成都反帝大同盟領導的華西壩撤牆運動，整隊遊行到華西壩，匯合一萬多人的聯眾隊伍，兵分五路，將南台寺到望江樓一大片土地上已經築起來的圍牆，徹底撤掉，破滅英美帝國主義分子妄圖在成都建立租界的迷夢。而且參加了大牆后街茶社裡一周一次的秘密支部集會，在這兒，我接觸到成都工運領導人覃憲文，相處久了，了解到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由組織派回四川擔任工運的。他頭戴破舊鴨舌帽，身穿油污邋遢的工人短裝，掩護著他在外東兵工廠（現在南光機器廠）作地下革命活動。這對我年輕的心靈震動很大，為什麼這麼多有知識有才華的人都埋頭革命？這夠客觀地說明問題，更夠我思索學習了。此後就在他直接領導下，進行著主要是印刷工人及其他工運工作。現在追憶起來，約有三事可述：①這時成都提督街97號三義廟茶社裡，有一個不定期的成都印刷界茶會，頗有行會味道，老闆可以在此僱工，工人可以在此受雇，我以印刷工人和不標名的成都反帝大同盟理事身份常來活動，了解工人生活、情緒諸問題。我們要求落實八小時工作制、改善工人生活，提出要求把微薄的每月8元工資增加到12元。首先從"球新"、"日新"、"美利利"三廠實行起來，影響所及，其他各廠紛紛響應，都獲得實際勝利。②為了反對英商華英書局老闆彭普善壓迫該廠工人，壓低工資待遇，我們舉行了罷工。我與他廠工人一道，身攜著《快郵代電》和標語，直入四聖祠一帶張貼，並用土紅漿汁在廠房圍牆上刷寫大字口號：「聲援華英工友恢復工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童工與工友同酬！」「反對英帝國主義分子剝削中國工人！」③這年秋，外東兵工廠工人爆發「索薪團」運動，我也約同印刷界進步青年工人，前往外東外南城門口人多地段，代為散發《外東兵工廠工人索薪團告白書》和《工人之路》油印小報，站上板凳，作講演，以示聲援。就通過上述這些鍛煉，車耀先於策劃「廣漢兵變」返蓉後，與覃憲文聯名，在1930年10月介紹我正式參加中國共產黨。

（三）團結同鄉 開展統戰

1931年春，車耀先已是中共地下黨川西特委會委員，領導川西地區軍運工作，重點作第24軍系統實力派上層軍運工作。他運用他與四川省主席兼軍長劉文輝是大邑同鄉的有利條件，再加上該軍師長冷寅東（是車的同鄉和私塾同學）的促成，組建「大邑縣旅蓉同鄉會」於東城根上街（現成都醫藥公司第五批發部），推舉劉文輝為會長，冷寅東為副會長，選舉鄉賢元老及劉的親信同鄉為執行委員，他為駐會執委，我為監委，每月劉撥有比較寬裕的經費，月有月會，周有周會，會必聚餐，赴會同鄉一天天多起來，每周的時事講座多半請車耀先主講，他講的情況多，分析深，有聲有色，有例有證，娓娓動聽，常常是座無虛席，講座安排星期天，正當24軍政治學校、特別班、大邑在蓉讀書的青年的休假，前來聽講的更多。當時街面的茶房酒肆，莫不張貼「休談國事」的紙條，而在此卻是另外一個自由天地，大談國事，如蔣介石派何應欽為總司令，在江西進行第二次圍剿紅軍，15天內損兵3萬餘人，丟槍2萬餘支。繼後蔣介石親自挂帥，任總指揮，統兵30萬，發動第三次圍剿，挨了朱毛誘敵深入，專打弱點的戰略，喪師4萬3千餘人，丟槍2萬餘支，粉碎了第三次圍剿的種種情況，都夾在國內時事中傳播出來。人們聽後不能不在思想上引起幾個「為什麼」的問號。

「邛大蒲三縣旅蓉學友自治會」也發展起來了，進一步團結了大批求學青年。這年秋，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我東北三省的「九一八」事變發生了。更豐富充實著同鄉會活動的內容。適逢邛崍人周寒生（中共黨員，長征時殉難於南江）與「赤心社」的孫宏圖一起在邛崍領導抗捐暴動失敗後前去瑞金（繼由瑞金返川），與我們一道，力量更加充沛。他不但帶回很多東都見聞，而且致力於邛崍蒲江大邑三縣的學運工作，他又聯合了岷江大學讀過書的宋其康（中共黨員）等，造成了更大的聲勢。凡是三縣在成都讀書的川大、醫專、法專、天府、建國等校的進步青年，無不團結在抗日救亡的旗幟下，紛紛在各校籌組反日會。邛崍籍的醫專學生王聰等人，正式借印《反日宣言》，交給「三縣旅蓉學友自治會」，代為傳發各縣，反映青年人讀書不忘救國的動向。緊接著自治會編印出版了會刊《鶴聲》雜誌，除以反日為中心內容外，也報導鄉事鄉情，鼓動鄉村建設。車耀先為該雜誌寫的發刊詞有：「今人的享受，都是前人的賜予，要想後人獲得更為豐富的享受，我們只有努力創造，所以說創造歷史，服務人群，投入抗戰，是現實人生唯一的使命。」的精闢語句，以擴展年青人的視野，把一個低檔次的刊物，引導提高到抗日救亡的最高境界。另一方面，就當時川西軍運的成效來看，24軍系統，以團為單位幾乎都有青年軍官參加秘密軍事活動，車耀先在軍運工作中起到了推動作用。此外他還介紹一些進步青年到延安去，進行革命工作。

（四）抗日獲罪 營救出獄

「九一八」事變的次年——1932年，正是日本帝國主義者進一步擴大侵略中國的緊急關頭，國民黨政府仍然頑固地實行不抵抗主義，不但不支持十九路軍淞滬抗戰，反而變本加厲地鎮壓抗日運動。是年5月5日，國民黨派出代表與日本簽定屈辱性的《淞滬停戰協定》。消息傳來成都，激起廣大群眾無比憤慨！5月9日，在黨領導的反帝大同盟的號召下，爆發了十餘萬人的大集會，大遊行，大示威（詳見《少城文史資料》第六期）。我於5月10日凌晨在工廠被捕，判處14年零3個月的有期徒刑，移轉正府街華陽縣看守所監獄監禁。

這種抗日有罪的奇聞，早為車耀先憤慨反對，在省委的關心和指導下，由他具體執行策動一次營救活動。

正當車耀先布置的印發傳單標語、招待記者、組織遊行等營救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的時候，事為向傳義所聞，準備逮捕車耀先。劉文輝得知此事，就派團長陳拙修通知車耀先。車暫避居小福建營冷寅東公館，後逃亡上海達半年之久，待事態平靜，才返回成都。然而他營救同志們的決心不變，又於同年11月，乘四川軍閥成都巷戰的混亂局面的機遇，按照省委安排營救一大批地下黨人的計劃，他身先士卒地完成了全獄政治犯的營救。具體的營救活動是通過24軍與29軍支部的聯繫，弄到29軍通行證，軍裝、胸章、臂章（正府街華陽縣府看守所屬29軍防地巷戰激烈時縣長謝尚庸已攜眷逃跑），派出24軍軍支部共產黨員傅舒霖排長等數人，化裝成29軍長官模樣，佯作奉命提人，於夜深人靜時，強迫看守所獄吏，手待虎頭牌，正式吼唱指名提：鄒澤滋！我原以為是搞出去槍斃的，約走過十多間鋪面光景，走出正府街西警戒線，先把我一個押送到一戶小獨院人家，見石廂房裡已安排好了幾十單人床鋪，始知是省委的一個聯絡點，繼我之後，陸續送來梅子乾（省軍委秘書）、古長林（學聯主席）、趙謙益（搞農運的）、王××（搞兵運的）等六人都是中共黨員，大家一談開來，都很興奮，很感激省委組織救人於危難之際。為了避免通緝，我們就在這間廂房裡，經過民主討論，大家改了原名，我被捕名字——鄒澤滋，於此便更改為鄒趣濤了。

（五）抗捐失利 接頭重逢

1933年前後，省委書記羅世文同志將我派往邛崍參加上川南抗捐軍活動，轉變為川康工農紅軍的任務，這段將近兩年的時間，都沒有與在成都的車耀先直接聯繫。1934年夏，抗捐軍在邛崍受挫，除留一部分繼續在邛崍鄉區游擊外，我與抗捐軍政委余宏文（又名陳佰巒）率一部分武裝潛移大邑霧中山、側座廟、李家營一帶，開闢新區，接連又遇叛徒告密（叛徒何明亭解放後被鎮壓），匪運出事（大邑匪首孔錫之，混名「孔金鋼鑽」，扮演假投降，奪槍殺人。）縣支破壞（大邑鳳凰村支書何輝庭被捕）等內外三夾攻而再受挫折，余宏文與我暫入戴家溝戴姓「紙紮匠」家掩蔽起來，由余以百礬調水寫在粗糙草紙上的向省委的報告交我攜往成都面送原約妥的地點及有符號的人，但我恐其中生變，仍先赴祠堂街努力餐樓找到車耀先，請他代為轉送這分草紙報告。他當即應允，並很快將報告轉到了，還得到他口頭傳達的指示兩件：一、車耀先調上海；二、鄒趣濤調上海商務印書館。組織關係在車身上。從而更加深了我們的聯繫。由於地下黨無經費，由各人自籌，成都到上海相距數千里，這筆路費不是一個窮工人的我所能解決的，還是車耀先給予幫忙，請他的幼年好友，時任西康建省委員駐京代表的冷傑生返康述職回京之便，把我喬裝為隨員先帶到南京，等他來京後，再一道赴上海。這已是1934年秋天的事了，但這時的車耀先已經是成都的著名抗日群眾領袖，事繁任重，一時不能脫身出川，當時政治環境惡劣，他在成都便提倡「國音」運動，辦起《注音符號傳習班》，藉以積蓄力量，此後又發起組織《成都市救國聯合會》，這些情況，都是我們在信函聯繫中得知的。我流落南京時，也曾把創辦《南京五月文藝社》、《首都新聞》、《南京早報》等等活動的動機和目的告訴他。直到1937年春，他在成都辦起旗幟鮮明的抗戰刊物《大聲》周刊來，約我作周刊的駐外通訊，我寫過：《採石舊來》、《離京之前》、《武漢觀感》等三篇抗戰報告文學寄回成都發表在《大聲》周刊上。

1938年冬，我隨著抗戰的形勢撤退到了漢口，車耀先寫信給我，說成都各個方面的朋友，為了促進中蘇文化交流，有利於抗戰起見，打算籌建一個成都中蘇文化協會，托我在漢口代為向中蘇文化武漢總會接洽成立，幾經賓士，辦妥手續，獲得同意，但此事進行中也曾發生特務漫罵搗亂的怪事。

1938年夏，我擔任了西康駐武漢代表。黨為了團結地方實力派的西康省建省委員會委員長劉文輝，配合黨堅持抗戰到底政策，長江局書記周恩來在漢口長春街八號八路軍辦事處約見了我，並介紹我與八路軍成都辦事處主任羅世文保持經常聯繫，其實羅世文是我六年前在成都作地下黨活動時的直接領導，羅一見面就說：「我離開成都前，與耀先碰過頭，他把你的組織關係交給我了，你現在搞的統戰上層工作是周公（指周恩來）親自布置的，更要慎妥作好。」我聽到自然無比高興，工作勁頭更大。劉文輝亦由此時起點發展到1949年12月9日由他領銜的川康實力派的《彭縣起義》，從而促成了成都的和平解放。

（六）抗戰殉難 緬懷忠烈

1940年3月，國民黨反動派開始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他們仿照希特勒，借「國會縱火案」以中傷德共的依樣葫蘆，在成都製造「搶米事件」以造謠誣衊共產黨，挑撥黨與地方實力派的統戰關係。車耀先與羅世文於此同時被捕，先後囚禁於貴州息烽和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在國民黨用飛機將車耀先秘密載往重慶望尤門特務機關（原海關署）單獨押禁的短暫期間，他乘凌晨上廁所之機，發現廁所後邊的僻巷裡，正有一個撿糞的貧苦老婦人走近，他即將事先寫好的一封長信擲給了她，請她速帶到兩路口我的住處交我，信封上寫明：「請給送信人20元」。我當時照付，並囑咐老婦人此後凌晨都到原拾信處，等待坎上廁所丟信下來，每封信照數酬勞不誤。但此後卻沒有接到過他第二封信了，想必他又轉移到別處關押了。當我拆開這封沉甸甸地用打字薄紙寫就的信，是向西南局彙報獄中情況的。事隔五十多年，這封數千字的信，無法記牢全文，只記得國民黨反動派特務機關，有鑒於硬的酷刑無效，就採取軟的誘降，知他對愛國領袖馮玉祥將軍比較崇敬，就暗示他可由馮介紹加入國民黨，然後便委他任四川民政廳長。他對此斷然拒絕，毅然表示：「寧死不同意」等語。信後註明兩點囑咐：一，速將原信親送曾家岩；二，望在《中央日報》、《掃蕩報》刊登廣告，使他放心（因為獄中只能看到國民黨這兩種官辦報紙）。我即於5月10日至11日兩天的人事廣告里，登出了這樣一條廣告：「一兮兄：來信收到，均照辦。速將住地及近況告知為盼。棣佛。」（一兮是車耀先一個筆名，也是在信中告訴我用這筆名的。「棣」與弟古通用，「佛」即「印佛」是我的化名之一。）這封冒了極大風險送出來的長信，至關重要，我親自攜帶至曾家岩五十號，本想面交西南局書記周恩來收存的，適周不在，只能面交當值的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見他細閱一通後向我說：「五十號辦事處，左右前後都有特務監視叮囑，不便留存，你仍帶回編號保留，適當時候通知你再行交來。」這封來之不易的珍貴長信，雖然我保存在一口皮箱底層，只有我心裡明白，不幸在一次日本飛機狂轟亂炸兩路口一帶時，連同住所衣物書籍一齊焚毀，令我痛惜終生，但只有把仇恨銘記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的血淚史上了。

九年後的1949年11月27日重慶解放前夕，國民黨反動派罪惡滔天地把車耀先用汽油焚毀於松林坡。

解放後，黨和政府及人民，事事著眼革命，處處緬懷忠烈。省市區縣對他都紀念：1950年，四川省文聯主辦的《五月文化社》，特辟一樓，成立《耀先圖書館》。1981年，《四川畫報社》出版了《紀念車耀先烈士》專頁。1985年，成都市西城區委和區政府，在蜀都大道金河路，新建一座一樓一底的古建築，由張愛萍題匾的《努力餐》。成都市博物館，按照革命遺迹景點，辟廂房為「車耀先紀念室」，加以布置，專門介紹其生平，陳列各個時期的照片，供人參觀瞻仰。1986年，車耀先的故鄉，大邑縣委和政府，在城廂北部新建《靜惠山公園》里的蒼松翠柏叢中，闢地為景，建立車耀先全身塑像，同時，修建《車耀先紀念館》供遊人參觀，年年清明節，更成了紅領巾青少年宣誓的好所在。1988年，大邑縣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作出決議，在車耀先的出生地，大邑北鄉灌口場，將《悅來鎮完全小學》改名為《耀先小學》等等，這都是為了紀念錚錚鐵骨威武不屈的先烈——車耀先同志。

此外，重慶渣子洞烈士紀念館裡，有車耀先的塑像，松林坡上有車耀先、羅世文的合墓，有周恩來題碑的：《羅世文車耀先兩同志之墓》。他們生前都是我的直接領導，也是我的引路人，我於1958年夏前往掃墓，正值墓門兩側花台上血紅般的「象牙紅」怒放時節，不禁觸物懷人，悲憤俱來，熱淚盈眶，獻素花一束，口占俚句四言：

為民音容心扉存，

般般遺愛焚中尋，

嘉陵江畔濤聲嘯，

無限山河吊忠魂。

資料來源：

《少城文史資料》第七輯（199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