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夫潛逃：是循規蹈矩，坐以待斃；還是打破陳規，自我救贖？

2025年05月27日18:32:03 歷史 1533

1937—1949年，北平深陷重重危機。日偽的統治、戰亂的動蕩、經濟的崩潰以及各種運動嚴重衝擊著這座城市的政治經濟秩序，百姓生活愈發艱難，傳統婚姻家庭關係也因此搖搖欲墜。

本書藉助於檔案館裡保存的海量民國時期司法案卷，透過歷史的塵埃，還原北平底層婦女的生活境況與內心世界。對於檔案中頻繁出現的「通姦」「誘拐」「重婚」等法律案件，作者試圖揭示其背後的真實原因：戰時經濟失衡、糧食供應匱乏，使傳統上依賴丈夫養活的婦女陷入絕境——種種犯罪行為，實則是她們迫於生存不得已採取的自救手段。不同於同時代活躍在公共領域的精英女性，這些遊走於灰色地帶的貧困婦女，只能藉助於市井「潛規則」，在法律和制度的縫隙中謀取生路。她們的經歷滿載底層小人物的血淚心酸，卻也呈現出一段被宏大敘事忽視的真實歷史，以及一個建立在非正常經濟基礎之上、藉由鄰里關係網路運轉的城市下層社會。

《棄夫潛逃：戰時北平底層婦女的生活與犯罪（1937—1949）》，[美]馬釗著，孔祥文譯，上海教育出版社2025年出版

>>內文選讀：

絕望的妻子和焦慮的丈夫

1946年4月，在國民黨軍隊服役十多年後，牛光榮和他所在的部隊奉調暫駐長辛店，執行國民政府從日偽當局手中接管北平的命令。牛光榮本人還有一件私事要處理，到北平找回妻子牛胡氏。８年前，牛胡氏帶著幼子離家出走。他先找到北平郊外十八里店137號岳父胡玉亭家，詢問妻子下落。「經其岳父胡玉亭查悉，（牛胡氏）被李蘇氏拐賣。伊找向李蘇氏要人，據稱我孫經其轉給他人為子，伊子媳何往不知。」1946年４月26日，牛光榮以重婚罪起訴牛胡氏，並指控牽線人李蘇氏拐賣自己的妻子。

由於牛胡氏堅稱自己只是因為「並無養贍」而出走改嫁，庭審調查重點是她的日常生活經濟來源，以及她收到的生活費等是否足夠維持活。牛胡氏的證詞如下：

問：李國祿能供給你生活嗎？

答：他能供給我生活。

問：你既嫁牛光榮怎麼又嫁李國祿呢？

答：我等了幾年，生活無著，牛光榮又讓我嫁人，所以改嫁。

問：是你求李蘇氏為你介紹，還是李蘇氏要你改嫁？

答：那時候我小孩子病的要死，我無法，求李蘇氏替我找主兒。

問：你父母不能養你嗎？

答：很窮，不能養我。

當牛胡氏的媒人李蘇氏出庭接受質詢時，法官也問了她同樣用的問題，她的證詞如下：

問：牛胡氏與牛光榮結婚你知道不？

答：知道。

問：你既知道牛胡氏是牛光榮之妻，為什麼又介紹給她嫁人？

答：牛光榮是走了三年，不養牛胡氏，給牛胡氏信，許她嫁人，牛胡氏求我，我先不答應，我婆母要我代辦的。

問：牛胡氏不能自謀生活嗎？

答：牛胡氏無飯吃，幫人傭工，人不要。

圖源：視覺中國

這些證詞顯示了女性日常生存的三種選擇。一個是「自養」。在20世紀早期的北平，已婚婦女，尤其是那些來自社會底層的婦女，即便能找到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也是非常有限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經濟蕭條，以及隨後十年的戰爭和日偽統治，削弱了官員和改革者對實現幫助婦女經濟獨立的樂觀希望。考慮到婦女所面臨的嚴峻經濟前景。20世紀40年代的司法官員幾乎從未指望她們能養活自己。因此，在法庭訊問審理的過程中，司法官員們從未質疑婦女的證詞，即她們無法通過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或其他賺錢方式養活自己。當婦女無法養活自己時，還有一個可能的經濟來源就是娘家或者婆家的幫助。然而，這一時期的文化習俗並沒有強求娘家養出嫁的女兒。當地的習俗是，當兒子的家庭出現危機時，婆家可能會介入，施以援手。牛光榮向法院遞交的訴狀就體現了這種思維方式：

由［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起，至二十七年上半年任分隊長、連副等職，在此時期每月薪資除留個人花費外，如數寄交吾妻牛胡氏做生活之費用。有二十七年後半年戰況吃緊，陷區禁止匯兌，有錢不能寄家。吾想妻兒受苦，遂給我妻去信，內雲如無吃的無人管，孩子送養人堂，你自行改嫁。……

第三種也是最常見的扶養來源是其丈夫。牛光榮分別給妻子和岳父寫了兩封信，進一步證明丈夫是家庭的主要經濟支柱。第一封信寫給牛胡氏的父親，第二封寫給牛胡氏本人。從牛光榮的兩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和妻子觀念一致，認為妻子的生計來自丈夫，而不是任何家庭之外的工作。他對未能供養妻子深感自責，並許可她自尋出路。字裡行間沒有跡象表明牛光榮曾期望妻子去找工作獨立謀生，他的理由可以歸納為：第一，供養妻子是他作為丈夫的責任；第二，如果他做不到這一點，妻子的生活肯定會陷入困境；第三，牛光榮捫心自責，在面臨飢餓和自己歸期不定的窘境下，牛胡氏企圖離家出走是可以理解的。需要說明的是，在許多案件中，丈夫並不同意妻子離家出走，這也解釋了20世紀40年代北平地方法院為何會有大量涉及妻子離家出走的訴訟。就像牛光榮一樣，這些做丈夫的男子從未質疑過妻子需要他們來供養。丈夫們只是試圖證明，自己仍有供養妻子的能力，所以妻子不應該離家出走。

從這些案件來看，底層民眾對婚姻的理解建立在一個對等交換的模式之上，這個模式一方面承認婦女理應得到男性的供養，另一方面要求婦女陪伴在丈夫身邊。這種建立在家庭經濟與夫妻生活上的現實利益交換，偏離了傳統的婚姻觀念，即認為婚姻是兩個家族的結合，夫妻關係是為了延續家族血脈。底層日常婚姻邏輯淡化了婚姻的象徵意義和儀式性，也不推崇所謂自由選擇、性別平等、伴侶關係、公民身份培養等新的改革派婚姻模式。對於許多來自底層家庭的婦女來說，結婚（或再婚）的意義，並非在追求終身伴侶，而是決定了她們婚後的幸福程度。婦女意識到社會對這種觀念的認可，這就是為什麼家庭成員、媒人和未來的丈夫很容易被說服，為生活貧困的已婚婦女提供一段新的婚姻。

圖源：視覺中國

從表面上看，婚姻的等級意識形態和父權規範重申了男性支配地位，使婦女淪為受壓迫的對象，鞏固了父權壓迫，固化了婦女的屈從地位。然而，仔細觀察戰時北平流行的婚姻觀念，我們會看到另一面現實，那些被認為有權有勢的丈夫很可能發現自己同樣是父權規範的受害者，婦女會毫不猶豫地利用這些規範為自己牟利。促成這一轉變的是經濟困難，在經濟壓力之下，養家糊口的男子很可能喪失向妻子提供穩定收入的能力，從而削弱了他們在家庭事務上的權威。

戰亂之下北平底層社會中發生的棄夫潛逃不是一種革命行動；恰恰相反，它是婦女在現有的家庭制度內，根據其規範謀求個人最大利益的一種手段。這些婦女的選擇與其他一些人群的所作所為有相似之處，比如愛德華·帕爾默·湯普森研究的18世紀的英格蘭食物騷亂者，或是詹姆斯·斯科特研究的東南亞農村叛亂者，騷亂者和叛亂者主要是為了維持生計才參加抗議和叛亂活動，而不是試圖推翻現有不平等的經濟結構。離家出走的婦女也是一樣，她們希望找到一個有經濟能力的丈夫。但並未想過要反抗家庭等級制度本身。

可以說北平底層社會中通行的規範支持了家庭等級制度，賦予每個家庭成員合法的地位，丈夫擁有絕對的統治權力，妻子則享有生活保障。在這種等級制度與道德標準下，當丈夫不能履行維護家庭幸福的責任，並且他的棄養行為造成無法忍受的痛苦時，妻子就會離家出走。許多離家出走的妻子認為，她們的選擇在道德上是公正和合法的，在她們看來，她們的丈夫應該對把妻子的生存置於危險境地負責。戰時的經濟混亂是一把雙刃劍，它剝奪了婦女獲得有償工作和經濟獨立的機會，也因此鞏固了不平等的家庭權力結構，使得婦女屈從於夫權。經濟危機同時孕育了一種生存倫理，使得丈夫的權威更多地取決於男人的經濟實力。當許多離家出走的妻子以這樣的道德標準為自己的行為找理由時，她們的丈夫則顯得無能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