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科學怪人,但他的確改變了人類的命運。
奧本海默,一個會寫詩的物理學家,一個用六周學會荷蘭語只為一場講座的天才。他是紐約上西區的富家子弟,出身優渥,成長環境中充滿梵高的畫和柏拉圖的對話。他本想做化學家,卻在哈佛三年速成物理學士之後,被熱力學那門課帶進了理論物理的世界。
他19歲進哈佛,22歲去了劍橋卡文迪許實驗室。但他手笨,不適合實驗,和導師關係緊張,甚至一度在精神崩潰邊緣,企圖投毒報復。那是著名的布萊克特——後來諾貝爾獎得主,差點被他送進地獄。
於是他轉去了哥廷根,和玻恩、泡利、狄拉克、海森堡這些量子力學奠基人一起成長。23歲拿到博士學位,回國任教哈佛、加州理工、伯克利。他是美國物理學界的中心人物,但對現實世界漠然。
直到法西斯興起,他意識到科學與政治無法分割。
他擔心德國人先造出核彈。於是,1942年,曼哈頓計劃啟動,他被挑中為領導。他要指揮3000人,預算從6000美元飆升到20億,核爆實驗場選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他小時候在那片高原養病,喜歡那裡的荒涼——後來這塊地成了毀滅文明的發源地。
他熟知鈾235的裂變過程,理解鏈式反應機制:一個中子打中U235,裂變成氪和鋇,再釋放三個中子,持續爆炸。更重要的是,科學家還掌握了人工製造鈈239的方法,它比U235更適合大規模製造核彈。反應堆在華盛頓州建立,目標明確:造出能用的毀滅性武器。
1945年7月16日,三位一體實驗成功。他站在核爆光芒下,引用《薄伽梵歌》:「我成為死亡,世界的毀滅者。」但這是詩人的話,不是物理學家的悔悟。他知道,這顆炸彈必將使用。
不到一個月,美國扔下兩顆炸彈,廣島、長崎,二十多萬人在烈火中消失,或者在輻射中痛苦死去。戰爭終結,但科學家的負罪開始。
奧本海默最初承認罪惡,但不久後又反口:「這是政府的問題,不是科學家的問題。」他在道德和現實之間搖擺。
戰後,他進入原子能委員會,成為美國核政策的顧問,辦公桌設在白宮對面。他反對氫彈,不是因為技術,而是因為他認為沒必要。氫彈比原子彈強幾千倍,製造它是另一場軍備競賽的開始。他想推動核裁軍,主張國際控制核武器,這與軍方和某些政治家的方向南轅北轍。
他在國會羞辱了當時的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斯特勞斯,埋下禍根。冷戰到來,蘇聯在1949年提前完成核試驗。華盛頓急了,需要替罪羊。斯特勞斯反擊,利用FBI文件,加上一封沒有證據的「懷疑信」,將奧本海默打成「可能是蘇聯間諜」。
1954年,奧本海默遭到「清算」。他的安全許可被吊銷,聽證會持續四周,是閉門秘密審判,三人委員會2:1裁定他不再可信。那一票的關鍵是斯特勞斯。奧本海默從此被踢出核心決策圈。
諷刺的是,他的朋友愛因斯坦當時公開諷刺AEC是「原子滅絕委員會」。另一邊,馮·布勞恩(納粹火箭總設計師,後帶領美國登月)說:「在英國,奧本海默會被封為爵士。」這是科學界對政權手段的集體抗議。
但有人拍手稱快。愛德華·特勒——「氫彈之父」——在聽證會上落井下石,說他「不放心讓奧本海默決定國家大事」。為此,他被科學界封殺多年,但也因此成了華盛頓寵兒。H彈還是被製造出來了。1952年,馬紹爾群島試爆,美國擁有更強核武。
奧本海默不願為此背書。他反對氫彈,也反對核戰爭的不可控升級。他認為「製造這種武器是一種人類災難」,但沒人再聽他。
失勢後的他在普林斯頓安靜生活,繼續主持高等研究院。他沒拿過諾貝爾獎,卻三次被提名。他也不在意這些。他抽煙成癮,瘦得像煙霧。1965年查出喉癌,兩年後在家中去世,享年62歲。
他妻子將他的骨灰撒在美屬維爾京群島聖約翰島外的海里,那個地方如今叫「奧本海默海灘」。
他一生都處在矛盾中。是創造者,也是破壞者;是清醒者,也是政治犧牲品。
他始終拒絕政府提供的「翻案機會」,哪怕是肯尼迪邀請他回歸主流,哪怕是約翰遜親自授予他「費米獎」並附帶五萬美元稅後獎金。他只是淡淡地說:「總統先生,您今天做出這個決定,需要一些勇氣。」
那年是1963年。
五年後,馬丁·路德·金遇刺,美國社會失控。核武陰影沒有散去,冷戰反而更加冷。奧本海默死了,但他留下的技術和問題卻越來越「活」。
奧本海默清楚,他釋放的東西不是勝利,而是人類從未擁有過的破壞力。他曾說:「我並不承擔個人責任,但我知道,我們改變了人類生活的基本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