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景祺案：搭錯了車？

雍正初年，京城的天空被陰霾籠罩，政治氣氛肅殺而凝重。在這看似平常的日子裡，一場因文字而起的大禍，悄然降臨在一位文人身上，這便是汪景祺案。

此案在當時掀起軒然大波，也為後世留下了諸多值得玩味與探究的謎團，人們不禁思索：汪景祺，究竟是因何觸怒龍顏，是真的搭錯了政治的「車」，還是另有隱情？

汪景祺，字無已，號星堂，浙江錢塘人。出身於官宦世家的他，自幼便飽讀詩書，才華橫溢，詩詞歌賦樣樣精通，行文更是筆鋒犀利，頗具個性。

然而，他的仕途之路卻充滿坎坷。儘管滿腹經綸，多次參加科舉考試，卻始終未能如願以償，獲得一官半職。在那個「學而優則仕」的時代，懷才不遇的苦悶如影隨形，緊緊纏繞著汪景祺，也在不知不覺中塑造了他憤世嫉俗的性格。

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駕崩，雍正帝即位。新帝登基，本是天下革新的契機，也讓眾多渴望仕途的文人看到了希望。

汪景祺同樣心動不已，他急於改變自己的命運，渴望在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

此時，他將目光投向了年羹堯。年羹堯，這位在雍正朝初期權勢滔天的人物，憑藉卓越的軍事才能，在平定西北叛亂中立下赫赫戰功，深受雍正帝寵信。

他手握重兵，位極人臣，朝堂上下，莫不對他敬畏三分。汪景祺認為，若能攀上這棵「大樹」，自己的仕途必將一片光明。

於是，在雍正二年，汪景祺毅然決然地前往西安，投奔年羹堯。為了能得到年羹堯的賞識，他精心撰寫了一篇《上撫遠大將軍太保一等公陝甘總督年公書》，文中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他盛讚年羹堯的功績，稱其「宇宙之第一偉人」，將年羹堯與古代名將郭子儀、裴度等人相提並論，甚至誇張地說年羹堯的威德遠超這些先賢。

不僅如此，汪景祺還在書中對雍正帝的用人之道進行了一番點評，表面上是誇讚雍正帝獨具慧眼，任用年羹堯這樣的大才，實則話里話外都在突出年羹堯的重要性，彷彿大清的江山社稷都要仰仗年羹堯一人。

年羹堯看了汪景祺的文章後，頗為受用，對汪景祺另眼相看，將其招致麾下，奉為上賓。

汪景祺自此成為年羹堯的幕僚，每日與年羹堯及其親信們往來密切，參與各種軍政事務討論，自我感覺也愈發良好，似乎已經看到了自己飛黃騰達的未來。

然而，汪景祺萬萬沒有想到，他所依附的這棵「大樹」，正悄然發生著變化。

年羹堯在取得一系列勝利後，逐漸變得居功自傲，飛揚跋扈。他在軍中獨斷專行，任用私人，甚至在與雍正帝的書信往來中，也表現出不恰當的傲慢態度。雍正帝對年羹堯的行為日益不滿，心中的怒火也在悄然積攢。

雍正三年，風雲突變。年羹堯因「九十二條大罪」被雍正帝下令賜死。樹倒猢猻散，年羹堯的黨羽們紛紛受到牽連，被逐一清算。

汪景祺作為年羹堯的幕僚，自然也難以倖免。他在給年羹堯的書信以及所著的《讀書堂西征隨筆》中，那些曾經用來討好年羹堯的言辭，如今都成了他的罪證。

《讀書堂西征隨筆》中，汪景祺的文字大膽而犀利，不僅對時政多有批評，還對康熙朝的一些政治事件和人物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其中，他對康熙帝的評價尤為敏感，言辭間多有不敬之意。例如，他在書中稱康熙帝的謚號「聖祖」過於尊崇，認為康熙帝的功績不足以匹配這一稱號。這種言論在當時，無疑是對皇權的公然挑戰，是大逆不道的行為。

雍正帝看到《讀書堂西征隨筆》後，勃然大怒，稱汪景祺「悖謬狂亂，至於此極！」下令將汪景祺立即斬首。

汪景祺的頭顱被砍下後，懸掛在京城菜市口示眾，長達十年之久，以儆效尤。他的妻子被發配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兄弟子侄及叔伯輩，凡年滿十六歲者，皆被斬首；其餘親屬，不論男女老幼，一律發配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汪景祺的家族，瞬間陷入了滅頂之災。

汪景祺案，看似是他因攀附年羹堯而「搭錯了車」，最終落得個身首異處、家族覆滅的悲慘下場。但從更深層次來看，這背後反映出的是雍正帝加強皇權、整頓吏治的政治意圖。

在雍正帝即位初期，朝堂上各方勢力錯綜複雜，年羹堯等功臣集團勢力膨脹，對皇權構成了潛在威脅。

雍正帝通過懲治年羹堯及其黨羽，不僅打擊了功臣集團的囂張氣焰，還向天下表明了自己加強皇權、不容挑戰的決心。

而汪景祺，不過是這場政治風暴中的一個犧牲品。他的才華與抱負，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化為泡影，他的遭遇，也成為了封建王朝文字獄的又一個慘痛例證，警示著後人，在皇權至上的時代，言論自由是何等的珍貴與難得，而因言獲罪的悲劇，又何其容易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