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霜紅一枕已滄桑」——傅斯年與陳寅恪

2024年11月25日07:42:03 歷史 1802

作者：王汎森

當代中國歷史學家，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副院長。

按：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檔案」，藏有傅斯年與民國學人大量的信件。在1995年「傅斯年百齡紀念會」時，我曾特別選出他與陳寅恪的信件，整理編年在《聯合報》副刊連載。以下這篇文字是我當初為該批書信所寫的介紹。因為它與本書有一定關聯，故收在這裡，以供參考。

人類學家克羅伯（Kroeber）曾問過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天才成群地來（Come in a cluster）？一八九O年這一代的中國，似乎就印證了「天才成群地來」這句話。在這成群而來的學術人物中，有些是單打獨鬥、靠著本身的研究對學術界產生廣大影響而為後人所懷念，也有的除了個人學術外，還留下制度性的遺業（institutional legacy），而至今仍在學術界維持其影響力的，前者可以陳寅恪為例，而後者可以拿傅斯年為例，我個人覺得在近代史家中，傅斯年更像法國年鑒學派的創始者費夫爾（Lucian Febvre），首先，他們都是集學術、組織、鑒賞力及霸氣於一身的，他們都有長遠的學術眼光，對史學發展有一個整體的觀點，而且他們都主張跨學科的合作，也都在一個動蕩、資源並不豐厚的時代環境中，成功的聚合各種資源，並儘可能地將一流人才聚集在一起開創了一個學派。而陳寅恪便是傅氏刻意羅致到史語所的一位大史家。傅斯年不只一次對人說陳寅恪是三百年來第一人，能為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歷史組找到他來領導，是傅氏相當得意的事。

陳寅恪與傅斯年（右）

一、「天下英雄獨使君」

陳寅恪與傅斯年締交始於他們留學柏林的時期，陳氏之弟青年黨創始人之一陳登恪應該是介紹人。登恪是傅氏在北大的同學。傅、陳二人於一九二三年在柏林大學見面，當時傅氏甫從倫敦大學轉學該校，此後同學近二、三年之久。可惜，這時期他們兩位留下的材料非常稀少，為他們作年譜的人在記述為幾年的生活時幾乎都一筆帶過，除了藉助於幾篇回憶文字外，沒有任何憑藉可以作進一步探討。

一九二四年曾往德國訪問的趙元任夫人楊步偉留下這樣一段記載：「那時在德國的學生們大多數玩的亂得不得了，他們說孟真和寅恪兩個人，是寧國府大門疥的一封石獅子，他們常常午飯見面，並且大家說好了各吃各的，因為大家都是苦學生。」當時同在德國留學的毛子水也說：「在柏林有兩位中國留學生是我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一是陳寅恪，一是俞大維」，但他說俞大維對傅氏更佩服，私下對人說「搞文史的當中出了個傅胖子，我們便永遠沒有出頭之日子」。

陳寅恪與傅斯年的相處，似乎對傅氏的治學方向造成某種改變。傅氏到英國時的興趣是實驗心理學及弗洛依德的學說，到柏林時主要興趣是物理學，尤其是相對論及量子力學。不過，在柏林的最後一、兩年，我們發現他的注意力逐漸轉向比較語言學方面。從傅、陳二人留下的筆記本及修課記錄可以看到一些相彷彿之處。在傅斯年先生遺物中有一藏文筆記本，這一筆記本與大陸現存的陳寅恪藏文筆記本，授課教授相同，足見他們可能上過同一教師的課程。陳寅恪最崇拜梵文大師呂德斯（Luders），而在傅斯年離開柏林大學的證明書中也記載了修過但未正式獲得學分的課程有呂德斯的梵文。

此外，傅斯年筆記中有兩件記當時西方學者有關東方學的目錄，而陳寅恪初到清華所授的課便是「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當時同在柏林的毛子水便自承他受陳寅恪影響而注意比較語言學，我遂有點懷疑陳寅恪似曾在傅斯年留學生涯的最後階段對他有過影響，使他轉而重視比較語言學。從傅斯年藏書中的購書記錄可以判斷，他當時開始大量購買這一方面的書籍。

當時兩人的相得之情，或許可以在當傅斯年初回中國時，陳氏的一首贈詩中看出：

不傷春去不論文，北海南溟對夕矄。

正始遺音真絕響，元和新腳未成軍。

今生事業餘田舍，天下英雄獨使君。

解識玉璫緘札意，梅花亭畔吊朝雲。

從這一首詩中可以看出陳氏對傅斯年想將「東方學的正統」從柏林、巴黎等地移回北京的悲願是相當欣賞、支持的。在陳寅恪的詩中並不輕易用「天下英雄獨使君」這麼高級的形容詞。這句詩是他對傅氏一番事業的期待。

陳寅恪從民國十八年起便應傅斯年之邀出任史語所歷史組主任，一直到陳氏留大陸，在台北繼任該組主任的陳盤先生仍不敢真除，自稱代主任，直到一九六九年陳氏凶耗傳來，才將「代」字去掉。不過陳氏真正待在史語所的時間並不長，傅斯年特許他在大學以專任研究員暫支兼任薪水名譽上課，而歷史組的實際組務則由傅氏代辦。在傅氏檔案中尚有數張蓋有陳寅恪私章的公文紙，是陳寅恪預留作為推薦升等之用的。不過，在一些重要的會議及決定上，陳寅恪仍儘可能參加。

抗戰時期，史語所南遷昆明，傅斯年、陳寅恪同住在昆明靛花巷的一幢樓房，陳居三樓，傅居一樓，當時同仁便注意到每當空襲警報大作時，大家皆往樓下奔而肥胖的傅斯年卻往三樓沖，以護持視力模糊、行動不便的陳寅恪下樓躲警報。而陳寅恪給傅斯年的四、五十封信私信也大多集中於抗戰期間轉徒天南之時。

在陳寅恪所有的來往函札中，給傅斯年的信當屬大宗，陳寅恪一生只寫過幾封簡訊給胡適，即使連相契至深的陳垣，陳寅恪寫給他的信也不到二十封，相較之下可以看出他與傅斯年交往的比重。這一批書信所談的都是日常瑣事及身世之慨，幾乎沒有論學作品，其中以抱怨生活病苦占最大比例。它們對了解從抗戰到勝利之後將近十年間陳寅恪的生活狀況，大有裨益。而這些在蔣天樞的《陳寅恪編年事輯》中都未能得見。

二、「九儒列等真鄰丐」

這批信首先是談病與窮。在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沒有不窮的，吳晗曾在一封信給傅斯年的信中說他寫朱元璋傳純粹就是為了生活，並在信上為如何買幾斤米寫上一大段。不過陳寅恪敏感的心靈對窮困更難忍受。他所需要的，其實只是幾百英鎊而已。但是為了幾百鎊，也花費這位史學大師無數筆墨，來來去去地談兌換及焦頭償還的細節。在這批信中，可以看出寅恪已失去戰前在北京那種優遊著述的心情，一場戰爭下來，使得他處處感到生活與身體都陷入絕境，所以到處可以見到如下字眼：

弟素憂國亡，今則知國命必較身命為重。

宜其不久將淘汰也。

弟所患為窮病，須服補品，非有錢不能愈（愈）也。

薪金不足以敷日用，又無積蓄及其它收入可以補助，且身家病口多，過儉則死亡也。

家人大半以禦寒之具不足生病，所謂饑寒之寒，其滋味今領略到矣。

第二是有關陳寅恪受聘到牛津大學任教之事。陳氏於民國廿八年受牛津之聘，同時為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當時牛津除想藉陳氏之力成一漢學重鎮外，從各種私札中還可以看出他們想讓他監督英譯唐書的工作。當時牛津。劍橋方面都在爭取陳氏，劍橋方面可能是托駐英大使館代為推薦人選，故杭立武在民國廿七年九月十七日致傅信說：

關於介紹寅恪先生赴劍橋任教事，近接劍橋來函問下列各點（一）年齡（二）體格如何（三）如聘請任教，能否在英連繼五年以上（四）英文程度如何（講演須用英文）。

後來牛津方面拔得頭籌，所以此後陳氏一家便一直呆在香港準備前往牛津。他們借錢買了船票，但後來歐戰爆發，牛津大學疏散至韋爾斯一帶，而且赴歐道阻，故未成行。大戰結束後，寅恪赴英治眼疾，負責診治的是英皇喬治的醫生，但因為先前在成都存仁醫院的手術失敗，而未再開刀。

我個人始終認為陳寅恪受牛津之聘對他個頭銜來肯定。一九三O年代英國的東方學傳統比不上法國或德國，T.H.Barrett在一本講英國漢學的小書singular Listlessness：A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中已將這個實情和盤托出。牛津、劍橋的圖書設備不好，學生不多，對陳寅恪而言，赴英只是為了全家能平靜住在一起，他自己能專註研究而已。

牛津給陳寅恪的薪水是由英庚款在文化教育項下支付的，所以寅恪向該會借了三百英鎊作為川資，在無法償還這一筆「巨款」之前，不去英國便得還債，而他當時已一貧如洗，故他在一封給傅氏的信中說「欠人款應踐約，去牛津不成問題」，但又說「唯此時則去英途中棄船，既危險，到彼又無學生，戰時稅極重」，「我知劍橋尚有學中文學生，牛津似乎學中文者空無一人，如彼不歡迎，或無人理會，則不必去。」在百無聊賴之際，寅恪也曾想放棄赴英而將全家搬入四川，可是搬家需要另一筆川資約國幣五千元，在進退不得之際，陳寅恪決定「只有冒險赴英一途」（給鄧廣銘信）。

陳氏在香港等待赴牛津的這一段時間極為窮苦，雖然中英庚款按月給予補助，但他仍抱怨「無肉食」、「一屋三床」，自己與妻子都病了，卻只能「輪班診治，否則破產」。

從這一批書信中也可以看出傅斯年對陳氏的始終支持。陳氏在遇到任何現實生活上的困境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寫信找傅氏商量，再由傅氏找朱家驊及杭立武等政府官員想辦法。

當香港被日軍攻陷時，陳寅恪一家消息全無，傅斯年忙著到處打電報請人營救。當時國民政府曾派機前往接人，但從當時來往的書信看出，除非是政府要人，否則無法列入接運名單。

陳寅恪之不能及時撤出香港，也與當時政府的錯誤判斷的關。民國卅年十二月，香港尚未陷落時，傅斯年請人幫助陳寅恪離港，但在港的杭立武十二月十二日回信說「似香港尚可守，至航空運輸僅限通貨，等通貨運完才照登記次序及緩急辦理。至於當時中央在港人員則不撤。等到真撤時，需開名單交最高當局批准」，寅恪似未成功列入撤運名單中，派來派去的飛機又只運走孔祥熙家的機師、箱籠及寵物，所以當時在港「要人」皆未接出，消息透露後，引起重慶五千學生遊行抗議。這件事可能加深了傅斯年後來在民國三十四年倒孔祥熙的決心，也更加深陳寅恪對國民政府之不滿，他的詩「九儒列等真鄰丐」，一定是有所為而發。

後來陳氏不斷託人向國內要求援助，最後得以脫險由廣州灣赴桂林。這批書信中對整個脫險獲救的歷程有所反映。陳氏一生受困於財，連不能離港避難也是因為沒錢。當時的窘迫是「得一雞蛋，五人分食，視為奇珍」，「以衣鞋抵債，然後上船」。他曾在給傅斯年一封信中說：「弟不好名好利，兄所素知」，其實是對自己經濟困窘悲憤之餘的一種自我調侃。

第四，這一封信可以對寅恪先生在香港陷日後之苦況及日本人威逼下之凜然大節有進一步了解。在這批書信中夾有一不知名者所寫之報告：「聞偽組織曾四次逼其赴廣州教書，均被拒絕，日人飯米亦未收，但近日病甚。寅恪兄素來食麵，現在面極難得。前傳其已赴廣州，不確。」蔣天樞的《事輯》中引陳流求筆記：「這年春節後，有位父親舊時學生來訪，說是奉命請父親到當時淪陷區的上海或廣州任教。父親豈肯為侵略我國的敵人服務。只有倉促設法逃出。」此事可從當時的幾封通信中獲得更詳細的內情。如陳寅恪給傅斯年等人的信中說：

即有二個月之久未脫鞋睡覺，因日兵叩門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遷四次，至於數月食不飽。不肉食者，曆數月之久。得一雞蛋，五人分食，視為奇珍。此猶物質上之痛苦也。至精神上之苦，則有汪偽之誘迫，陳璧君之兇惡，北平「北京大學」以偽幣千元月薪來餌。倭督及漢奸以二十萬軍票（港幣四十萬），托辦東亞文化會及審查教科書等，雖均已拒絕，而無旅費可以離港，甚為可憂。（卅一年六月十九日致傅等函）

從這批信中也可以看出傅斯年在某些原則處堅持不讓的情形。傅氏一生對陳寅恪呵護照顧，無微不至。可是，當寅恪脫險從香港赴桂林，任教於廣西大學時，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未經傅氏許可即發給專任研究員聘書及薪水，容許陳氏在廣西教書，傅氏聞訊勃然震怒，一方面痛責總幹事葉企孫，一方面寫信給陳寅恪。傅氏說他在史語所多年來為了維持制度，不準研究人員拿所里的薪水卻在外面教書，不可因陳氏而破壞。他在給寅恪的信中說「老兄是明理之人」，一定可以體諒。

傅氏對陳寅恪於脫險之後沿途稽留，未直接到李庄史語所，也感到不快。信中對陳氏先前滯留港大教書不滿，對他留廣西大學教書也不滿，說「弟等及一組同人渴願兄之來此」。傅氏說過去他對陳寅恪在外教書雖不同意；但「朋友不便多作主張，故雖於事前偶言其不便，亦每事於兄既定辦法之後，有所見命，當效力耳。猶憶去年春，弟入中央醫院之前一日，曾為兄言，暑假後不可再往香港，公私無益，且彼時多方面湊錢，未嘗不可入內地也。但兄既決定仍留港後，弟養病歌樂山，每遇騮先立武見面皆托之設法也。」他反對陳氏留在廣西而不入四川，因為「至少此（四川）為吾輩愛國者之地也。兄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然而一誤不容再誤也。」（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函）

陳寅恪的覆信也相當不客氣：「弟當時之意，雖欲暫留桂，而不願在桂遙領專任之職，院章有專任駐所之規定，弟所夙知，豈有故違之理？今日我輩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此點正與兄同意者也。但有一端不得不聲明者，內人前在港，極願內渡，現在桂林，極欲入川，而弟欲與之相反，取拖延主義，時時因此爭辯。其理由甚簡單，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飽食（弟患不消化病，能飽而消化亦是難事），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樂，不能作詩。平生偶有安眠飽食之時，故偶可為文，而一生從事既富且樂之日，故總做不好詩。古人詩窮而後工，此精神勝過物質之說，弟有志而未逮者也。現闊弟在桂林西大，月薪不過八、九百元之間，而弟月費仍在兩千以上，並躬任薪水之勞，親屑瑣之務，掃地焚（蚊）香，尤工作之至輕者，誠不可奢泰。若復到物質更高之地，則生活標準必愈降低，卧床不起乃意中之事，故得過且過，在生活能勉強維持不至極苦之時，乃利用之，以為構思寫稿之機會。前之願留香港，今之且住桂林，即是此意。若天意不許畢吾工作，則祇有任其自然。」（卅一年八月卅一日致傅函）從這些信看起來，傅、陳二人在抗戰中後期一度有過緊張關係。

民國三十二年冬，陳寅恪突然失明，此後書信幾乎全由夫人唐篔代筆。所討論的，也是由窮病衍生出來的一些生活問題。如果這一批信札基本上是完整的，則傅、陳二人的通信在民國三十五年春已經停頓了。

三、「霜紅一枕已滄桑」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當北平危急時，傅斯年發起搶救北平學人到南京的計劃，陳寅恪一家也在裡面。可是陳家在飛到上海停留不久便決定前往廣州，而且是由陳寅恪主動寫信給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要求前往。從民國三十八年元月傅斯年發表為台大校長起，一直到該年十月，傅氏極力電催陳氏來台，而終未成功。從這批信函中，並不能對此中隱曲得到直接了解。我們只知道，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當傅斯年以台大校長身份在省參議會接受質詢而猝逝時，陳寅恪很快便知道了，《陳寅恪詩集》中有《霜紅龕集望海詩云<一燈續日月不寐照煩惱不生不死間如何為懷抱>感題其後》一首，自題一九五O年十二月，也就是傅斯年猝逝於台北之時，而《霜紅龕集》的作者是傅青主，正好影射傅斯年，「望海詩」更顯然是對隔海的傅氏而發。詩中表達了他對傅氏的懷念——

不生不死最堪傷，猶說扶余海外王。

同人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

這一首意味深長、餘韻無窮的詩，結束了兩位一代大才二十幾年的因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