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農村,長在城市,是小城市,不是大城市,但終究還是城市。我幼年因為逃避兵患戰禍,去過農村,但時間較短,所以我對於農民雖然有一些印象,但並不懂得他們。我很早就寫過農村,一九三一年我的短篇小說《田家沖》,不知你們看過沒有,就是寫的農村。再有我的《母親》裡面也寫了一點農村。那時的農村,表面上比較平靜,但實際封建壓迫沉重,農民掙扎在死亡線上。我寫了地主老爺隨便打死佃戶,寫了農民自發起來參加大革命,但對於生活在農村裡面的人物,真正農民的思想、感情、要求,我還只是一些抽象的表面的了解。我的《水》也是寫農村,寫農民,寫農民的悲慘命運和鬥爭,同自然鬥爭,同統治者鬥爭。發表的當時,較有影響。並不是說它寫得很好,主要是題材不同於過去了。
過去,一般作家都喜歡寫個人的苦悶,對封建社會的不滿,大都以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主。而《水》在當時衝破了這個格格。寫了農村,寫了農民,而且寫了農民的鬥爭。我少時居住的常德縣,在沅江下游,人們經常說:「常德雖好,久後成湖。」那裡離洞庭湖很近,洞庭湖附近好幾個縣,如華容等,都是沅江沖積下來的泥沙淤積而成的。原來沅江上游,地勢很高,水流很急,每到春夏,就要漲水。一漲水,常德縣城就像一個飯碗放在水中,城外一片汪洋,有時都和城牆一樣高了,城內街巷都要用舟船往來。老百姓傾家蕩產,災黎遍地,乞丐成群,瘟疫疾病,跟踵而來,因此,我對水災後的慘象,從小印象很深。所以,我寫農民與自然災害作鬥爭還比較順手,但寫到農民與封建統治者作鬥爭,就比較抽象,只能是自己想像的東西了。
後來我到了延安,到了陝北。環境變了,那個地方周圍全是農民,延安就是農村環境嘛。延安城小,留在那裡的黨、政、軍人數也不算多,一走出機關,不論你幹什麼,總要和農民打交道。農民,特別是貧苦農民,是擁護共產黨、八路軍的,但是你自己若和農民不打好交道,僅僅依靠八路軍的聲譽,你想吃頓飯也不容易。所以,你必定得同農民搞好關係。陝北是山地,比較閉塞,農民過去文化低,思想比較保守,他如果不了解你,可以半天不和你講話,你想吃頓飯,想找個地方住,非和他交朋友不可。弄得好了,農民就把你當成他自己家裡人了。因為他們的子弟也參軍了,也是八路軍,八路軍到他們家裡來,他們非常歡迎,歡迎子弟兵,就像他們自己的孩子們回來了一樣。那麼,一到這樣的地方,你也好像到了自己的家,那種關係,就使得工作很順利,使得八路軍和老百姓之間的關係更加融洽。
在解放區,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到農民那裡去是比較容易的,現在知識分子要下鄉就不大容易,農民生活比過去改善了,但吃的還是不好,比城市差的很遠。那時候正相反,老百姓吃的儘管不如現在,但比我們要好一點。那時我們八路軍每頓吃的小米飯,常是陳米,土豆菜也不削皮,或者只是鹹菜,又沒多少油,可是到老百姓那裡,同樣吃小米,他們的小米弄得好;同樣是土豆,很少油,他們家裡用小鍋做得好。他們歡迎公家人去,怎麼樣也要想辦法,弄點好東西給我們吃,吃點麵條,吃點雜麵。那時到農民那裡去吃一頓飯,我們還叫做「改善生活」。陝北有一首流行歌,唱:「陝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湯。」小米確實很好吃,初吃吃不來,慢慢就習慣了。這樣,我們要去接近農民,就比較容易了。
從延安出來,我到晉察冀鄉下的時候,站在一家農民的房門口,因為是從前沒有去過的地方,便在門外站一會兒,看一看,歡迎不歡迎我?歡迎我,我好進屋去呀!這時,屋裡邊的老大娘就嚷開了:你瞧什麼?屋裡有老虎呀?意思是說:你怎麼還不進來呀,屋子裡沒有老虎,會吃你嗎?在戰爭環境中的一個普通的農村老大娘,她就是這樣說話,把你當成家裡人一樣,這是非常親熱的表示,說明人民對我們是無間的。至於我寫《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那是一九四六年,黨中央發下「五四」指示,要在農村中進行土地改革,我參加了晉察冀中央局組織的土改工作隊,去河北懷來縣、涿鹿縣工作。
有些情形,在這本書一九四八年的序言和一九七九年的重印前言里已經講到了。我在涿鹿溫泉屯村裡參加了一個月的工作,經常和老鄉們在一塊兒。今天和這個聊,明天又找那個聊,我在工作上雖然本領不大,卻有一點能耐,無論什麼人,我都能和他聊天,好像都能說到一塊兒。我和那些老大娘躺在炕上,兩個人睡一頭,聊他們的家常,她就和我講了:什麼兒子、媳婦啊,什麼鬧架不鬧架啊,有什麼生氣的地方啊,有什麼為難的事情啊;村子裡誰家是好人啊,哪一家窮啊,哪一家不好啊。我可以和老頭子一起聊,也可以和小夥子一起聊……不論對什麼人,我都不嫌棄他們,不討厭他們。變革中的農村總是不那麼衛生的。記得我在陝北下鄉時,一回機關,首先就得洗頭髮,因為長虱子了。那時不比現在,現在農村的老百姓乾淨得多了,過去農村老百姓長虱子並不希奇。
陝北水很少,住在山上,要到山下挑水,一上一下好幾里,怎麼能嫌老百姓臟呢?有些知識分子替農村搞衛生計劃:規定一個月洗一次被子。心是好心,可是完全不符合實際,沒那麼多水,更沒那麼多時間,而且也不覺得有那麼臟。就是我,在黑龍江農場也不能做到一個月洗一次被子,我們不過是一年洗個二次三次的。對農民,不要嫌他們臟,不要嫌他們沒有文化、落後,農民的落後是幾千年封建社會給造成的嘛。要同情他們保守落後,同情他們的臟,(自然不是贊成這些)這樣關係就搞好了。
我剛才講,我是個土包子,現在也是。我好像一談到農民,心裡就笑,就十分高興,我是比較喜歡他們的。在桑乾河畔,我雖只住了一個月,但由於是同農民一道戰鬥,同命運共生死,所以關係較深。因此,一結束工作,腦子裡一下就想好這篇小說的輪廓了。當我離開張家口,到了阜平時,就像我說過的:需要的就是一張桌子,一個凳子,一本稿紙,一支筆了。這本書寫得很順利,一年多就完成了。這中間還參加了另外兩次土改,真正寫作時間不到一年。
有人問我,書裡面那些人物是不是真人呢?說老實話,都不是真人。自然,也各有各的模特兒。我後來曾到桑乾河上去了幾次,去年又去了。我以前去時,那兒有些人找我,說我寫了他們。那個婦女主任對我說:「哎喲,你寫我寫得挺好的,可怎麼把我的名字給改了呀?」當時的支部書記也認為我寫了他。前個月,他還來北京,要到醫院去看我。小說中的那些人,好像有些是真人,但並不完全是具體的真實的人,而是我把在別的地方看到的人,也加到這裡的人的身上了。腦子裡有很多人物的印象,凡是可以放在一塊兒的,都放到一塊兒,捏成一團,融成一體。
現在我在寫《在嚴寒的日子裡》,有些人問我:是不是還是《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那些人?我說:大體都不是了,但也還有那裡的人的影子。因為我後來到別的地方工作,很多人都是另一個地方另一個環境的,我把他們搬家,搬到老地方來。這些人在我腦子裡生活的時間長了,很多很多的,有時候我自己也搞不清了,到底是真人,是「假人」,比如那個支書到底叫張裕民,還是叫曹裕民,還是別的什麼名字?但我腦子裡總是有這麼一群人的,這些人經常生、經常長,是原來的樣子,又不是原來的樣子,他們已經變了。變了的人,在另外一個人身上出現了,但是,事實上根子還在這個人身上。這好像有些玄乎,實際上就是這個情況。
五七年的時候,有人批判我,說我是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家裡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說我家裡的客人很多,連什麼工人、農民都有。我想,人家講這話,大約是表揚我,不是罵我罷?我這個人,有個脾氣,宴會倒是沒有的,只是與朋友來來往往,但不是冠蓋雲集,普通朋友,遇事隨便,見茶喝茶,遇飯吃飯,因此,有幾個鄉下朋友。他們想來北京瞻仰,那時我在北京有個小四合院,房子多兩間,他們來了,就到我家來住。我沒有多的時間,就讓公務員帶他們逛天安門呀,參觀故宮呀,看電影呀,看戲呀,回家來很簡便,吃頓餃子就是農村過年吃的東西了。來我家的這些人是不少的。前幾天有人來看我,我說:如果不寫你們,我捨不得。我捨不得丟掉你們這些朋友,因為我們是在下面一起戰鬥過的。儘管他們還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一個人誰沒有缺點呢?可是他們是那樣樸實,那樣真心實意,我們又彼此那樣關心。我和這些人的關係是不會斷的。
我在北大荒的時候,照慣例是不容易找到朋友了,因為我那時是個大右派,誰要和我在一塊兒,將來會挨整的。但是,有這樣顧慮的人哩,大部分是知識分子,農民是不怕的,工人是不怕的。他們覺得,我不管你們什麼派不派,我看實際,我看著誰對心思,誰好,我就和誰來往嘛。他們肩上沒有包袱,既不是官,也不保烏紗帽,他們沒有什麼要保的東西,沒有很多個人的東西。這樣的人,他們對我很好,我當然對他們也好,我們之間建立起了了解、信任和感情。現在我們有好長時間不在一塊兒了,可我們還是有感情啊!自然我要寫他們的時候,就覺得很容易了。我腦子裡有許多這樣的人,這些人使我喜歡他們,愛他們。比如杜晚香,就是這樣的例子。
來源: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