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羅去世:我們時代的契訶夫,畢生都在與家務鬥爭

2024年05月15日14:41:21 歷史 6577

你遲早會在其中一個故事裡,與自己面對面相遇。

當地時間5月13日晚,被譽為這個時代的契訶夫,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加拿大作家艾麗斯·門羅於安大略省逝世,享年9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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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羅在世時,就是無可爭議的文學大師。她幾乎斬獲了所有英美乃至世界文學界的重要獎項。她一生出版14部短篇小說集,其刺骨的清醒、驚人的技巧、能夠從「遇到的每個人身上看到各種可能性」的對生活駭俗的感知力,使得她能夠在「短短几頁紙中容納小說整個史詩般的複雜性」。

2012年,在發表最後一部短篇小說集《親愛的生活》後,門羅宣布封筆。次年,諾貝爾文學獎奉上了姍姍來遲的勳章;但對很多作家和讀者來說,這種認可倒更像是諾貝爾文學獎自身的榮譽,而非門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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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門羅,她的一生是女性的一生,寫作的一生,從「平凡」中萃取出偉大的一生。

門羅生於1931年。父親是農場主,母親是鄉村教師,家裡養著狐狸和水貂,時時處於破產的邊緣。她的童年蒙上了經濟大蕭條和貧窮的陰影。驕傲的母親無法從父親身上看到更好的未來,便將希望寄托在門羅身上。她要門羅學習各種才藝,同時,要求她過早地承擔日後必將承受的重負:那些來自廚房、針線活、清潔等繁重的家務。一旦做不好,還會受到訓斥,甚至懲罰。

一場「命運攸關的考試」給了她逃離那座三千人落後小鎮的機會。她考上了西安大略大學,主修英語,並獲得兩年獎學金。

在大學,門羅開始嚴肅地寫作,「除此之外,我什麼都做不了,因為我沒錢。」她在接受《巴黎評論》作家訪談時稱,兩年大學時光,是生命中特別美好的一段時光,也是她「這輩子唯一不用做家務活的時候」。

獎學金告罄,只靠打工的門羅無法維繫生活,她迫不得已離開大學,選擇結婚。那年她20歲。丈夫長她兩歲。他們搬去溫哥華,過上了所謂中產的家庭生活。

生活的變化,絲毫無損於她在寫作上的決心,無論是穩定、優渥,抑或貧窮、匱乏。21歲時,她懷孕了,仍在拚命寫作。「因為我覺得有了孩子後,就再也沒法寫了。」

她從童年起,就深知家務活總會剝奪一個女人的時間。等到三個孩子先後出生,她必須在搖籃、丈夫和家務之外,竭儘可能地榨取生活中的空隙,才能為自己寫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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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麗斯·門羅,圖據視覺中國

後來,門羅一家搬去維多利亞,在那裡開了一家「門羅書店」。被家務壟斷的時間,要再次切割出一塊,分給書店的工作。但她依然能在繁重的家務和工作之餘,為自己贏下一些時間。

有一段時期,她每天寫到凌晨1點,早上6點起床。她說,她當時感覺自己心臟病快發作了。但「死就死吧,反正我已經寫了很多了。」

她總是拚命去寫,像參加一場絕望的競賽。儘管小說屢次被退稿,也深知寫作本身,遠比想像的艱難許多,但她從未放棄,「因為這就是我要做的。」

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快樂影子之舞》出版於1968年。她已經37歲了。其中的篇目,斷斷續續寫了15年。這本書讓她斬獲加拿大最高文學獎——總督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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躋身作家行列的門羅,並沒有獲得一門專門的房間,讓自己安心寫作。家務、書店、丈夫、孩子,仍然居於她的生活中心。

來到20世紀70世紀,門羅的生活發生裂變。1972年,門羅婚姻破裂。她曾認為,她之所以結婚,就是為了寫作,「為了能夠安定下來,將注意力重新集中於重要的事情。」

但婚姻帶來的,與她期望的,或許正好相反。離婚後,她在多倫多郊外的約克大學教授創意寫作。但她討厭那份工作。班上幾乎全是男生,還特別愛寫一些時髦的東西,「不僅難以理解,而且陳舊平庸」。而他們似乎無法接受別的寫法。無法改變、乃至忍受這些學生的門羅,儘管身無分文,但還是辭職了。

1976年,她遇到了大學時期曾經暗戀過的對象,地理學家傑拉德·弗萊林。兩人很自然地結婚了。之後,她去了柯林頓,和丈夫一起生活。婚後,門羅進入創作的高峰期,小說集接二連三出版,廣受好評,榮譽不斷。直到2013年,她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同年,弗萊林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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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門羅一生,她在封筆之前,哪怕有再重的家務活,都會每天堅持寫作,甚至規定自己必須寫夠一定的頁數。「一想到要停止寫作,我就很恐慌,就好像一旦停筆,就會永遠停筆。」

如今,這個世所罕見的短篇大師,永遠地,徹底地停筆了。

門羅是諾貝爾文學獎歷史上第13為女性獲獎者。女性身份、特徵及其意味的困境及某種書寫,是她繞不開的命題。

她畢生都在與家務活鬥爭。她曾將自己形容為一名「b-級家庭主婦」。但她與世俗認定的主婦不同,她能夠站在搖籃邊,感受內心的風暴,站在促狹的廚房,覷向外部世界,隨時在心裡和筆記本上,將日常生活湧現的那些不同尋常的東西,融入到平凡卻深邃的虛構世界。她揭示女性,乃至人類的心,及這顆心的反覆無常。

一位偉大作家的寫作,總是離不開閱讀。「閱讀如同我的生命。」門羅說,是書籍給了她生命。在她的閱讀譜系中,最打動她的是美國南方作家,如多拉·韋爾蒂,弗蘭納里·奧康納,凱瑟琳·安·波特,卡森·麥卡勒斯等。是她們教導門羅,作家也可以寫小鎮風光,村人風情,以及她所熟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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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愛麗絲·門羅,圖據視覺中國

「我覺得,女人才寫得出那些神經質以及邊邊角角的故事。」對於這些故事,門羅深有體會。在溫哥華,她自覺女人所處的環境太過壓抑,甚至令人窒息,哪怕連「女人的處世之道也要經人允許。」她痛苦地感受到,「那些男人不願意你暢所欲言,甚至女人也不願意你這樣。」

自認為本質上就是個「老姑娘」的門羅,將文學的目光投向那些被漠視的家庭婦女、小鎮女性、不快樂的妻子、大齡女青年等;她的寫作,不同於歌德筆下引領人類上升的女神形象,也並非時下流行的某種獨立女性的敘事,她只是以一種緘默的力量,寫下了每一個女性乃至人類的身邊的日常中,那種蒼涼的人世真相和對真實的不懈求索。

正如加拿大另一名女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代表作《使女的故事》《盲刺客》等)對門羅的評價,「很少有作家比門羅更徹底、更無情地探索這些過程:「手、椅子、目光——所有這些都是錯綜複雜的內部地圖的一部分,上面布滿了鐵絲網和誘殺裝置,還有穿過灌木叢的秘密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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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圖據視覺中國

梁文道認為,門羅沒有一個故事是失敗的。著名批評家詹姆斯·伍德(代表作《小說機杼》等)稱,門羅好到根本不用爭,「她的聲望確鑿得就像一個地址。」

如今這個地址,伴隨門羅的離去,將永遠標記在她的14部短篇集中,熠熠生輝,不可撼動。對門羅的最好紀念,就是閱讀她的作品。而她總能通過那些文字,饋贈給每一個讀者專屬的、溫暖的「門羅時刻」——讓你心中的那個無法接近、經常躲避的自我,顯露出來,這是真正的救贖,屬於門羅的救贖。

文/李瑞峰 編輯 曾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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