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就有「翻譯官」？最早能追溯到金、元兩朝，清朝是鼎盛時期

前言

清朝之前的翻譯科制度，歷經了長時間的醞釀階段，起源至少可以上溯到金朝的女真譯科及元朝的「蒙古學」。

女真譯科是金朝科舉制度中的一個重要科目，它在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設立，該科的設立無疑與當時的社會歷史環境息息相關。

元朝時期，「蒙古學」是專門致力於蒙古語言文字學習的教育機構，通過「蒙古學」的考試，不僅孕育了大批熟悉蒙古語的精英，也從某種程度上提升了讀書人對蒙古語的掌握程度。

雍正朝

任何一門考試科目的設立，都有其中原由。而翻譯科作為清朝所特有的考試科目，開設的原因有很多。其一與當時的文化背景有很大關係。清朝入關之後，天下逐漸太平，滿洲統治者將治理重點逐漸由武治轉向文治，為了鞏固統治，緩和民族矛盾，滿洲人也逐漸地融入漢族，學習漢族文化。

至雍正朝，清朝的官方語言由入關之初的滿語逐漸演化成滿漢兩種語言，滿語的普及度越來越低，為了防止滿語被漢語所取代，滿文化被漢文化所同化，挽救滿語言日益衰落的狀況。

雍正皇帝即位後逐漸意識到保護滿語言的重要性，開始逐漸下令保護滿語言，而其對滿語言的保護措施有兩種，一種是設立覺羅學、咸安宮學等官學鼓勵八旗子弟積極學習滿語言，即雍正二年（1724年），議准「八旗左右兩翼，各設覺羅官學滿漢教習各二員，覺羅子弟不能延師，情願讀書者准入肄業」。

後又「詔選內府三旗佐領管領下幼童及八旗俊秀者九十名，以翰林官居住咸安宮教之」。另一種就是設立翻譯科進行翻譯考試，鼓勵滿洲八旗士子學習滿、漢兩種語言，以此來挽救滿語言日益衰落的狀況。

其二是為了維護滿洲騎射的傳統。清朝本就是靠武力取得天下，歷來有重視武藝騎射的傳統，前文所提到的順治時期為了防止八旗子弟熱衷於文試而停八旗鄉、會試，該傳統並未能延續下去。

康熙時期，八旗子弟參加漢族科舉考試的情況時有發生，至雍正初年該情況更為嚴重，許多八旗子弟耽於玩樂或忙於參加漢族科舉考試疏於騎射，導致弓馬不嫻的狀況時有發生。為了提高八旗子弟的武藝騎射，翻譯科便應運而生。

八旗士子在參加翻譯科童、鄉試之前要先試錄科，而錄科最為緊要的是先驗八旗士子的馬步箭，且滿洲統治者對於八旗士子的錄科要求極為嚴格，如果發現翻譯科士子的馬步箭有弓馬不嫻的狀況，即刻停其送部參加考試。

因此，重振滿洲八旗的武藝騎射也是該朝設科的原因之一。其三是擴寬八旗子弟的入仕渠道，解決其生計問題。

清軍入關後，受穩定的政治、軍事環境和康熙時期人口政策的影響，八旗生齒日繁的現象日益嚴重，傳統的封爵、恩蔭的入仕途徑，已經不能滿足八旗子弟的需求。

許多八旗子弟的生活異常困苦，而解決此種問題的方法之一即為拓寬八旗子弟的入仕途徑，開設翻譯科，為他們提供進身之階。

其四是國家機關管理的需要。清軍入關後，各個方面百廢待興，軍國政務日益增多，在官府衙門中常常有大量的公文需要翻譯，尤其是對翻譯與繕寫清文的辦事官員需求。

而原有的專司翻譯人員如筆貼式、繕寫中書等官職明顯缺員，翻譯水平相對較低。為提高官吏的滿蒙漢文翻譯水平，雍正初年便開設翻譯科選拔翻譯人才。

雍正朝翻譯科的取士情況

雍正初年設立翻譯科，即雍正元年（1723年）奏准，「八旗滿洲等除照常考試漢字秀才、舉人、進士外，在滿洲等翻譯、武藝亦俱屬繁要，應將滿洲另翻滿文考試秀才、舉人、進士、武秀才、舉人、進士之處爾等會同該部作何考試，額數多少等處定議具奏」。

這是文獻當中關於翻譯科設立的最早記載。該年，又出台了許多關於考試翻譯舉人的條例，如「敕定考試翻譯舉人條例，不必分作三場，亦不必派漢大臣，著選筆帖式謄錄中式之卷，進呈定額」。

由於乾隆朝的翻譯進士，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於雍正朝的翻譯舉人，需要了解該朝翻譯舉人的數量。

《八旗通志》、《欽定科場條例》等相文獻資料顯示雍正二年（1724年）舉行了首科滿洲翻譯鄉試，並取中9名翻譯舉人。之後逐漸形成定製，每三年舉行一次滿洲翻譯鄉試，至此，該朝共有五次滿洲翻譯鄉試，取中82名滿洲翻譯舉人。雍正九年（1731年），始設蒙古翻譯科。

諭內閣：「近見蒙古旗分人，能蒙古語言翻譯者甚少，沿習日久則蒙古語言文字，必漸至廢棄，應照考試清文翻譯例，考試蒙古文翻譯」。

次年舉行蒙古翻譯鄉試，取中2名蒙古翻譯舉人，雍正十三年（1735年），舉行最後一次蒙古翻譯鄉試，取中6名蒙古翻譯舉人。至此，雍正朝共取中90名翻譯舉人。通過上述對該翻譯舉人的分析得知，該朝滿洲翻譯舉人的中額較蒙古翻譯舉人的中額多。

究其原因可能與蒙古翻譯科的設置時間有關。由前文可知，蒙古翻譯科於雍正九年（1732年）開設，次年才進行首科蒙古翻譯鄉試，且當時蒙古士子的仕進途徑也較多，不僅可以通過參加文科舉進入仕途，而且也能通過考取筆帖式入理藩院辦事。

因此，蒙古翻譯科開設之初，蒙古士子參加翻譯科舉的積極性並不高。故而，導致雍正朝滿洲翻譯舉人數量較蒙古翻譯舉人多。

乾隆朝

乾隆時期是翻譯科舉發展的鼎盛時期，該朝不僅相繼舉行了翻譯童、鄉、會試，而且取中了大量的翻譯進士。而關於乾隆朝大規模取中翻譯進士的原因有很多。其一，參加考試的翻譯舉子較多。

乾隆三年（1738年）經禮部題准：「翻譯鄉試已歷六科，現在翻譯舉人，約有百餘名。又原議文舉人能翻譯者，亦准入場，合之翻譯舉人，人數實系眾多，應於乾隆己未年八月舉行翻譯會試，其會試事宜，俱照題定則例辦理」。

從該文獻資料可知一方面是由於雍正朝所累積的翻譯舉人較多，進而促使翻譯會試的規模擴大，一方面是由於文舉人中善翻譯者也被納入到翻譯科舉考試的範圍中，進而促使翻譯會試的規模擴大。

由於翻譯會試的規模擴大，相應翻譯會試的中額也就隨之增加。另一方面，與乾隆皇帝本人在政策上的支持是分不開的。如乾隆朝無翻譯殿試，中式翻譯進士即賜進士出身。乾隆四年（1739年）諭：「今年翻譯會試，取中二十二人。

雖從前有照例殿試之議，但此科人數甚少，不必舉行殿試，皆著賜進士出身，吏部引見，候朕酌量錄用」。上述皆是乾隆朝翻譯進士規模較大的原因。

乾隆朝翻譯童、鄉試及取士情況

欲了解乾隆朝翻譯科舉的全貌，需先知曉該朝翻譯科的考試內容和取士情況。「翻譯童試恭請欽命翻譯題各一道，滿洲士子用漢文令翻清文，蒙古士子用清文令翻蒙古文」。即翻譯童試的內容較為簡單僅考翻譯一題。

翻譯鄉試的內容相對於童試來講較為複雜，既要考翻譯題又要用四書作清字論。考試規模方面，該朝的翻譯科舉與文科舉的規模也不相上下。如「滿洲翻譯童生約計八九百名及一千一二三百名不等，其蒙古翻譯童生約八九十名及一百一二十名不等，據入場人數，翻譯與文童不甚懸殊」。

據《八旗通志》、《清朝文獻通考》、《欽定科場條例》等文獻資料整理得知，該朝共舉行11次翻譯鄉試，取中一定數量的翻譯舉人。

由此推知，該朝參加翻譯科舉人員規模較大。然而這一優勢並未持久，由於受多種因素的影響，至乾隆朝後期，翻譯童、鄉試的規模逐漸減小，影響力也隨之減退。

乾隆朝翻譯會試及取士情況

翻譯會試發展到乾隆朝之時，無論是取士規模還是考試製度方面都達到了頂峰。通過查閱《八旗通志》、《欽定科場條例》等歷史文獻資料，得知該朝共舉行六次翻譯會試，取中99名翻譯進士。

乾隆四年（1739年），舉行首次翻譯會試，取中滿洲翻譯進士20名、蒙古翻譯進士2名，共22名。此次考試清文題和翻譯題各一道。

乾隆十年（1745年），舉行了第二次翻譯會試，此次會試既取中19名滿洲蒙古翻譯進士，又取中1名欽賜翻譯進士，共取中翻譯進士20名。其後翻譯會試的考試時間逐漸形成定製，三年舉行一次，至乾隆十七年（1752年）為止，期間舉行三次翻譯會試，共取中翻譯進士53名。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舉行最後一次翻譯會試，中額較少，共取中4名翻譯進士，便停翻譯會試。由此可知，該朝翻譯進士的取中規模為有清一代最大的，考試內容和考試製度等方面也在逐步完善。

然而，該朝的翻譯會試也有其不足之處。應試⼈員雖多，但在考試體系等方面還不夠完善，其中最為緊要的即為該朝翻譯會試時開時停、中額未定。乾隆二年（1737年）大臣德⼭，故請「酌定額數」，但該提議起初並未被接受。

直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翻譯會試的中額才逐漸確定，即每十名取中一名。乾隆朝翻譯會試的另一不足之處則是時開時停。

乾隆十七年（1752年）後，該朝就只舉行了一次翻譯會試，翻譯進士的取中數量更是直線下滑，該科翻譯會試只取中3名滿洲翻譯進士和1名蒙古翻譯進士，分別是滿洲翻譯進士文英、存柱、木通阿；蒙古翻譯進富俊。

至此該朝的翻譯會試便不再舉行。因此，該朝翻譯會試的最大特點就是時開時停。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很多，具體將在後文詳細論述。

作者觀點

總而言之，乾隆朝翻譯科的取士情況在有清一代還是非常樂觀的。清代翻譯科舉考試對清代翻譯人才的培養教育和選拔產生了積極作用，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民族翻譯工作起到了積極作用。

當然，其歷史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由於規定參加翻譯科考試的人員範圍比較狹窄，除乾隆朝外，清代其他各朝參加翻譯科考試的人員始終不算多，考生參加考試的積極性也沒有文科舉大，因此其影響還是很有限的，對其作用也不可過高評價。

但是八旗子弟通過參加該科考試，既能拓寬入仕渠道，又能解決生計問題，尤其是乾隆朝的翻譯進士群體又是清代翻譯科規模最大的群體，他們對乾、嘉兩朝甚至是清代所做出的貢獻還是不可忽視的。

其次是翻譯科考試作為清代科舉制度和民族政策相結合的產物，是很值得我們今天深入探討的。

文|萌眼探世界

編輯|萌眼探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