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同志護送陳獨秀脫險經過

李大釗同志護送陳獨秀出險，這是一九一九年冬的事。在北京發動「五四」運動後，引起了全國的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對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官僚軍閥進行了激烈的反抗。這時正是段祺瑞執政的時期,段系集團的橫行霸道,尤為全國廣大人民所仇視。因為北京大學是「五四」運動的發源地，段系集團更視為眼中釘。對北大教授具有前進思想的，或贊成蘇俄革命的，都稱之為「過激派」,對陳獨秀、李大釗等則早稱之為「過激派」的首領。

陳獨秀在這時,可以算做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他的性情一貫地急躁，反對北洋軍閥尤其激烈。有一天，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大約有十幾條。交由胡適,把它譯成英文。在夏天的夜裡,我同陳獨秀一道,到嵩祝寺旁邊一個小印刷所去印刷這個《北京市民宣言》。因為這個印刷所是為北大印講義的,夜裡只有兩個印刷工人在所內，工人們警惕性很高，把宣言印成後，又將底稿和廢紙一概燒得乾乾淨淨。我們印完時,已入深夜一點多鐘。

暑假期中，北京學校和機關人員，下午多到「中央公園」(即現在的中山公園)去吃茶、乘涼、會友。他們坐到茶桌子後,往往是坐坐走走。有時茶桌子上,只有茶杯茶壺,而沒有人在座。我們就把印好的《北京市民宣言》一張小傳單放在沒有人的茶桌子上，用茶

61拍手歡呼,引起陳獨秀和我們大家高興。 杯壓好，等到吃茶的人回到原桌子上來,看到傳單,讀後大聲叫好，

第二天下午,陳獨秀約我們四個人(即王星拱-北大理科教授、程演生-北大預科教授、鄧初內務部僉事)到香廠新世界附近一個四川菜館子浣花春去晚餐。餐後，陳獨秀、鄧初和我三人上新世界去散發傳單，王星拱、程演生往城南遊藝園去散發傳單。今天回想起來,我們那時真正幼稚,一點不知道做秘密工作的方法。根本沒有想到昨天在中央公園散發的傳單,已被軍警拾去，因而在各個遊戲場、電影院、戲館、公園裡暗布下軍警密探,穿著便衣，裝作遊客，散在各個角落，等到散發傳單的人到來,他們就予以

逮捕,討賞。

我同陳獨秀、鄧初三人到新世界，見戲場、書場、撞球場內,皆有電燈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發傳單。陳獨秀同我兩人只得上新世界的屋頂花園,那裡沒有遊人,也無電燈。這時剛看到下一層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電影，我們就趁此機會，把傳單從上面撒下去。那知道,我們正在向下撒傳單時,屋頂花園的陰暗角落裡走出一個人來,向陳獨秀要傳單看,陳獨秀實在天真、幼稚,就從衣袋裡摸出一張傳單給那個人,那個人一看,馬上就說:「就是這個。」即刻叫埋伏在屋頂花園暗地裡的一夥暗探，把陳獨秀抓住。我乘著這個機會，急走到屋頂花園的天橋上，探子大叫:「那裡還有一個!」我就在此一剎那間，把手中拿的傳單拋了，趕快走下去，雜在戲園的觀眾中，並脫去長衫,丟掉草帽,躲藏起來。轉眼看到鄧初一人，還在對過撞球場內，把傳單一張一張地放在茶桌子上。我小聲告訴他，

62 說:「獨秀已被捕。」他還說:「不要開玩笑罷!」正說間，遙見陳獨秀

已被探子們捉下樓來。陳獨秀怕我們不知道他被捕，故意大呼大跳起來，說:「暗無天日,竟敢無故捕人!」

僥倖的是:京師警察廳派來的暗探多,京師衛戍司令部派來的暗探少，在雙方互相爭奪時，陳獨秀落到警察廳便衣暗探的手中，立即用汽車把他解到警察廳去。為什麼說僥倖呢?因為那時京師衛戍司令是段派嫡系段芝貴，我們散發的傳單中，有一條就指明:「要槍斃段芝貴」。如果陳獨秀落到段芝貴手裡，就不一定能保證他不被殺害。那時警察廳長吳炳湘是安徽人，平日還認為陳獨秀是很有名的文人。等到後來，安徽幾個老頑固派馬通伯、姚永朴、姚永概等都用書狀要求保釋,吳炳湘也就賣個人情,把陳獨秀釋放了。但陳獨秀雖然被取保釋放，仍加以管制，不得自由行動，有行動就須得到政府批准。這是陳獨秀在京師警察廳中關了三個月的經過。

在陳獨秀被捕的三個月中，可以看出「五四」運動的人物向左右分化的開始。李大釗真正是威武不能屈的好漢，他這時還是大講蘇俄十月革命的成就，廣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胡適則真相畢露,不敢在家裡居住,搬到受帝國主義保護的東交民巷附近的北京飯店去躲藏起來。胡適聽說有人對他所寫扇面的主人說:「你怎麼找這個『過激派』胡適替你寫扇子?」大吃一驚!因此，就要出來辯白，說他自己並不是「過激派」。那時我同胡適同住在南池子緞庫後身八號，我們所辦的《每周評論》，就是以這個地方為通信處。我那時負《每周評論》編輯責任,因陳獨秀被捕，氣憤不過，對段政府和安福系大加痛罵，說:「安福衚衕是他們的聚義廳。」李大釗仍然在《每周評論》上介紹馬列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那時反動的北洋政府叫布爾什維主義為「過激主義」，說所有談「過激主義」的人

63都是「過激派」。胡適至此，掩蓋不了自己的真面目,就在這時寫了一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論文，針對李大釗進攻，藉以表明他自己不但不是「過激派」,反而是反對「過激派」的人。可是李大釗的態度卻十分堅定，就在反動政府極端仇視「過激派」的時候,仍在《每周評論》上著文答辯,聲明他自己是歡喜研究馬克思理論，絕不動搖。當這場大辯論還沒有結束時,《每周評論》就被反動

政府勒令停刊了。

陳獨秀出獄後,仍住北京北池子寓所,這時他已辭去北大文科學長的職務。他因有事到上海去,回北京時，應湖北省教育廳長李漢俊的邀請,取道武漢，做了一次講演。國內各地報紙都摘要登載他講演的重點,用大字刊出。北洋政府看到這些報紙,才知道他已出北京。警察廳就在北池子寓所門前，派一個警察站崗，企圖等陳獨秀自武漢回京時,加以逮捕。我們得到這個消息，就同李大釗商議,派人先到西車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裡,暫避一避,再設法送他離開北京。

當時同李大釗計劃:想保護陳獨秀出京的安全,萬萬不能乘坐火車或小汽車出京。李大釗挺身而出，自願護送陳獨秀從公路出走。因李大釗是樂亭人,講的是北方話,衣著又樸素,很象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裡準備一切。時當陰曆年底，正是北京一帶生意人往各地收賬的時候。於是他兩個人雇了一輛騾車，從朝陽門出走南下。陳獨秀也裝扮起來,頭戴氈帽,身穿王星拱家裡廚師的一件背心，油跡滿衣，光著發亮。陳獨秀坐在騾車裡面，李大釗跨在車把上。攜帶幾本賬簿,印成店家紅紙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釗出面辦理，不要陳獨秀張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

64 此，一路順利地到了天津，即購買外國船票，讓陳獨秀坐船前往上

海。李大釗回京後,等到陳獨秀從上海來信,才向我們報告此行的經過。後來每談起他兩人化裝逃走事，人們都對李大釗見義勇為的精神,表示欽佩。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不久，陳獨秀和瞿秋白到蘇聯去，路過北京，住在鄧初家中。此行極端秘密，一切照料也都是李大釗同志計劃安排的。等到他們安全地抵中蘇邊界來信後，李才告訴我們沿途平安的佳音。

今天回憶，知道這件事的共六個人，至今僅有我一個還健在，因而把它記錄起來。

人員後記狀況：李大釗同志於一九二七年在北京被害，陳獨秀於九四二年在四川江津逝世，王星拱於一九四九年秋後在上海逝世，程演生於一九五五年在上海逝世，鄧初於一九五九年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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