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銜的時候，給我評的是大尉。那會兒評銜主要是看軍齡，跟現在差不多，熬年頭，不是按戰功。跟我一樣軍齡的戰友評的都是上尉，我就跑去問，說為什麼評我是大尉，評高了。管這事的領導笑，說來找的人不少，都嫌給自己評低了，像你這樣嫌高的還不多。後來領導給我解釋，說為什麼給你評大尉，跟你一起參軍的為什麼都評上尉？因為你當幹部的年頭早，沒別的原因。我就說能不能也給我評個上尉。一塊參軍的老鄉都是上尉，就我一人大尉，怪不自在的。領導這會兒板起臉了，說胡鬧，評銜是你想評啥就評啥嗎？那不亂啦。這麼一說我也就沒啥說的啦。
等到授銜那天，我們不都得穿著新軍服，系著武裝帶去參加授銜嗎？我突然就肚子疼，疼得要命。我就說我能不能不去授銜，讓別人替我帶回來？我們團長說，行啊，你是大尉，他是上尉，回頭他把你的大尉扛肩膀上了你可別找我。胡鬧！
我這人從小就有一個肚子疼的毛病。我是一個孤兒，從小沒爹沒媽，吃糠咽菜那都是家常便飯，大冬天的山東那地方我就穿一件破單褂也不鬧病。就是這肚子疼從小落下的，瘋著野著，突然肚子疼了就躺地下打滾，跟孫悟空被唐僧念了緊箍咒一樣。可是一會兒疼過去，又跟沒事人一樣。挺奇怪。就這肚子疼，說起來還救過我的命，兩次。
第一次是我剛參軍不久，在偵察班當班長，那會兒不到20歲。有一天我們半夜摸進一個村子在那裡過夜。我們偵察班駐的是村子東頭，一個大地主家。縣大隊駐村西頭，那兒靠著山。晚上睡覺的時候，突然就肚子疼，疼得要死。我想是不是起來拉泡屎能好點。我就摸著黑爬起來了。那大地主家院子挺大，也不知道茅房在哪兒。你也不能在院子中央拉屎，對大地主也要講政策，我就摸著黑翻牆出去。出了院子不遠是一條河堤，翻過河堤是一個河灘，我想上河灘上去拉屎。我一上河堤，怎麼河灘的小樹林淅淅嗖嗖地有響動，我趕緊趴下來一看，樹林里全是敵人，都端著上了刺刀的槍，貓著腰往河堤上摸過來了。我一想，壞了，讓敵人包圍了，得趕緊回去叫人。可是我這樣跑回去敵人也到了，再說縣大隊在村西頭，沒準敵人已經從西邊包了過來，報信根本來不及了。
一著急也就急中生智，我乾脆一躍跳到河堤上，一邊往村子裡跑一邊喊：敵人來了！敵人來啦！
那天雖然挺黑的，可是河堤上有一人跑還是能看得清。敵人一看就開槍了。啪啪啪，槍一響，縣大隊就知道了。不一會兒，西邊就響起了槍聲。縣大隊趁敵人還沒有合攏口子，一打一衝，就上了山了。我們偵察班倒沒什麼，因為我們都是當地人，道兒熟，又都是便衣。我那會兒有個禮帽，戴起來就跟漢奸二鬼子差不多。西邊槍一響，那能聽得出來，不是啪啪零星的槍聲，都是嘩嘩地槍聲很密，還有機槍的聲音。東邊的敵人一聽，就都跑西邊增援去了。我們偵察班就趁著亂，裹在敵人堆里跑了出來。那次隊長表揚我，說小侉子立功了，一泡屎救了大夥的命。
這是一次。第二次也就是過了沒多久，我們縣大隊一個班護送區委書記和幾位幹部到敵後去做根據地工作。我是當地人，道兒熟，隊長就讓我也跟著去，一個是帶路，再一個順便摸摸敵人的情況。有一天也是走到半夜，要過鐵路，突然我就肚子疼了，疼得直不起腰來，豆大的汗珠往下滾。你想那會兒已經是秋天了，就疼得那汗，把一件單褂都濕了。沒辦法，走不了道了。正好前面不遠有個村子，那兒有我們的堡壘戶。區委書記就讓一個同志把我送到堡壘戶家，讓我在那裡歇著。說好了3天以後，他們轉回來了再來接我。這麼著我就在那堡壘戶家住下了。3天以後區委書記他們沒轉回來。我那時肚子也不疼了，心想也別老在老鄉家住著了，我就去找縣大隊去了。
我一回去把我們隊長嚇一跳，說你是人還是鬼呀。我說隊長我是人呀，我是小侉子程兆田啊。隊長說，你不是在阻萊山犧牲了嗎？我說沒有啊。我問怎麼回事，隊長一說我才知道，原來那天晚上我跟區委書記分手後，他們一隊人剛過了鐵路就讓敵人包圍了。敵人200來人把他們圍在阻萊山的一個山頂上，打了一天一夜，連區委書記在內全部犧牲了，沒有一個活著出來。這事後來有一本書名叫阻萊烽火，裡面有一大篇文章專門就寫了這一段。說是區委書記他們怎麼勇敢，怎麼浴血奮戰，最後壯烈犧牲。
後來組織上就查我，說為什麼你半道上掉隊揀了條性命。有人就說我是叛徒，肯定是出賣了同志知道要出事，半道上跑了。我就說我肚子疼，是區委書記讓我在堡壘戶家住著的。人就說了，你怎麼早不疼晚不疼，你一肚子疼敵人就把區委書記包圍了，革命戰士輕傷都不下火線，你就一點點肚子疼就臨陣脫逃。
我當時真後悔，沒有跟區委書記他們一塊兒跟敵人戰死，成了烈士多好。
後來是我們隊長出來替我說話，隊長說：堡壘戶咱們也調查了，那天晚上是區委書記親自把小侉子送去的，當時小侉子疼得衣服都被汗濕了，這不會有錯。再說，半年前不是小侉子肚子疼救了咱們大夥的命嘛。小侉子是個孤兒，整天在隊伍里，他就是想通敵也沒這個時間，也沒這個可能呀。隊長這麼一說，這事才算過去了。那時候我就下定了決心，以後再要肚子疼，就是疼死了我也不能離開隊伍。
1949年渡江戰役，我那時候是七連指導員。上級給我們的任務是一個晚上180里從安徽趕到上海高橋鎮，包抄那裡的敵人，不讓敵人從海上逃走。那天晚上我們就跑路，拚命地跑。天又下著雨，道又不好走。過了後半夜，連長、幾個副連長，有的排長都掉隊了。跑了差不多有一百多里了，快到上海了，突然肚子又疼了起來，疼得要死。你說你想堅持著跑，根本不可能，疼得你人抽起來了。你要說不跟著跑了？連指揮員就剩下我一個人了，一個連沒個指揮員哪行。沒辦法，我就讓衛生員拿擔架拾我一會兒，把我的背包什麼的都扔了。除了槍、子彈其他都扔了。通信員說，不行啊指導員，都扔了以後睡覺蓋什麼，天冷了穿什麼？我說，咱要是打進大上海了，還怕沒穿的沒蓋的。
就這樣，坐了一會兒擔架，疼得不厲害了，下來接著跑。天亮之前，我們終於按照命令趕到上海。有意思的是，我們那個二班衝到敵人營房的門口，敵人的哨兵看見了跑進去報告，說不好了，共軍來了。我們在外面聽見裡面啪一個嘴巴子，罵道：日你媽的！你讓共軍嚇破膽了。江陰離這兒一百多里地，共軍長了翅膀啦。
結果我們二班衝進去喊繳槍不殺，裡面還有人說別誤會。那一仗，我們連抓俘虜最多的是二班，他們4個人就俘虜了敵人一個營。二班長韓朝嶺抓獲了敵人五十一軍的軍長。哎，可是出事也就是那一仗。我這人從當兵第一天起就打仗，幾乎沒當過一天機關兵。多激烈的戰鬥，傷亡多大的戰鬥，抗美援朝美國飛機扔炸彈那麼厲害，我都沒有受過傷，別說彈片，就是小石子也沒崩著我。可是就是這打上海，我們是勝仗，敵人是兵敗如山倒，可就這兒我中彈負傷了，而且差點丟了命。
我們不是抓了俘虜了嘛，多少沒數，反正黑壓壓地跪了一片。我是指導員嘛，得給俘虜講政策。天下著雨，冷得很。我就拿一件國民黨軍官的大衣披著，這手提著駁殼槍，講政策：我們解放軍繳槍不殺，願意參軍的留下，不願意參軍的只要你放下武器，回家種地，我們發路費。正說著，我就看見俘虜堆里突突突，卡賓槍一冒火，我還拿駁殼槍指了指說你放下武器，話沒說完，就覺著自己右腿怎麼這麼麻，想往前邁腳，抬不起腿來。我用手在大腿上一抹，一手的血，心想，壞了，受傷了，低頭一看，一條腿的褲子已經全被血濕透了，跟著就一頭栽倒了。
俘虜一下就亂了，爬起來就跑。我就聽見戰士們喊，他們把指導員打死了，架機槍打。跟著就是機槍嘩嘩地打，戰士們亂鬨哄地追。我倒在泥水裡，說不出話來，腦子裡嗡嗡響，槍聲說話聲偶爾也能聽見，人動不了。戰士們也是氣壞了，光顧追敵人了，我躺在那裡沒人管了，時間長了失血過多也就死了。不知道過了多長時間，我就覺著我的腦袋讓槍管使勁捅了一下，疼得很。聽見有人說話：是個國民黨軍官，沒死。接著就聽見拉槍栓上子彈的聲音。我心想壞了，肯定是後面上來的部隊把我當敵人了。腦袋上一槍這就真完了，可是我嘴裡又說不出話來。這時候聽見有人說：慢著慢著，這人怎麼長得有點像七連指導員。跟著有人把我在泥水裡翻了個身，仰面躺著。那人又說了：沒錯，七連指導員程兆田，快叫衛生員上來！
後來我才知道，說話那人原來是我們連一排長，後來到八連當副連長。那天幸虧他，不然不是流血過多而死，就是被那個冒失的戰士一槍打死。同志們後來就開玩笑，說程兆田你一肚子疼就有殺身之禍。我說，瞎說。我們共產黨人信共產主義，不信封建迷信。
這回授銜我肚子疼大家也都知道了，都問我是不是又有什麼不好的事情。你別說，真有。我們過去土八路慣了，現在穿這個硬邦邦的衣服，又扛著牌牌，渾身不自在。我就發牢騷，說扛這東西怎麼打仗？毛主席叫我們官兵一致，現在好，一起同生共死的戰友，現在見了，老遠的上尉就得給大尉敬禮，怎麼官兵一致？過去打仗幹部都是沖在前面，現在好了，你沖在前面，敵人老遠就知道你是個大尉，你來的不是一個營就是一個加強連，一槍先把你這營長消滅了。就這牢騷，有人就說我反對彭德懷，反對部隊正規化建設，就開會整我。我這人牛脾氣，不服啊。可我這人也有一個特點：我不鬧情緒。你越整我，我越把工作做好。那會兒講究抓軍事訓練。大比武我們單位拿了全軍的第一名，代表全軍到華東軍區參加比武。
離休以後，有一次我去體檢。醫生一查，說我有嚴重的膽結石。我說有膽結石我怎麼一點也不疼啊。醫生說，你年輕時一定經常肚子疼，老了，膽里的石頭長大了，幾乎把整個膽都長滿了，它不亂動了，也就不疼了。他這一說我想起來了。戰爭年代肚子疼，原來是膽結石作怪。
（程兆田，山東泰安人，1926年生。1946年入黨，1947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5年被授予大尉軍銜。1963年晉陞為中校軍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