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最盼望的就是過年,因為只有年三十晚上,我們一家人才可以吃上一頓大米飯,只有大年初一的早晨,我們才可以吃上一頓餃子。而那幾斤大米和幾斤白面,都是母親去公社糧站,與一位50多歲的工作人員攀上親戚後,再好說歹說討要來的。
公社糧站大院。
作為家裡的老大,每當進入臘月十幾,母親會領著我與她一起去公社糧站。
第一次進入糧站,邁進一間辦公室,母親就指著一位工作人員,讓我趕緊叫他老姥爺。我畢恭畢敬地小聲叫了聲「老姥爺」,然後就仰起頭,隔著半截磚牆,眼巴巴地看著他。
我老姥爺慈眉善目,面容紅潤,起身走起路來不急不慢,穩穩噹噹的。不一會,老姥爺左右兩手各托著一個牛皮紙包,回到了辦公室。兩個包裹看上去不大,但卻規整、方圓,外面還用紙繩紮緊。
母親趕緊伸出雙手,接過老姥爺遞過來的一包大米和一包白面。再次謝過老姥爺後,我和母親一前一後走出了老姥爺的辦公室。走出公社糧站大門,當我和母親回頭再次感謝時,我老姥爺正站在大門內側,不斷向我們招手……
公社糧站大門口。
那年臘月,我和母親再次來到了糧站。見到我們母子倆後,老姥爺是面帶微笑地向我們直搖頭。實在沒有多餘的白面了,老姥爺就領著我和母親,來到了一間倉庫,倉庫里空空蕩蕩的,看不見糧食,空蕩的地上疊放著幾十個空空的面袋子。
「就是抖落面袋子,我也要讓你們初一吃上餃子。」
說完,老姥爺就找來一塊乾淨的苫布,他抻著兩個角,我和母親各抻一角,把苫布平平整整地鋪在了地上……最終,在姥姥爺的帶領指揮下,我們從這些空空的面袋子中抖落出了二斤多的白面。
當老姥爺蹲下身,把白面收起打好包時,我看見他的頭髮已經「花白」,雙肩和後背沾滿了麵粉,而我和母親也幾乎是兩個大小的雪人了……
如今,50多年過去了,我依然記著我老姥爺,記著他的名字。老姥爺叫趙德春,他是我老嬸的老叔。母親以與我老嬸是妯娌關係,與趙德春攀上了親戚。我老嬸的孩子管趙德春叫老姥爺,我自然也應該叫他老姥爺了。
母親的背影。
如今,近80歲的母親經常念叨:那幾年過年,咱家能吃上一頓大米飯,能吃上一頓餃子,都得感謝你老姥爺。
是啊,如果不是老姥爺救濟我們幾斤大米和幾斤白面,年三十的晚上,我們就不會吃上大米飯;大年初一的早晨,我們更不會有餃子吃。
我清晰記得,為了不讓那幾粒大米粒粘在鍋上,母親先用小米飯鋪鍋,然後再在小米飯上麵攤上大米飯;捏餃子時,為了節省白面,母親用玉米面當勃(bó)面。
捏好的餃子。
改革開放,日子逐漸好過了,我家不但平時就可以吃上一頓大米飯,而且過年時,更是把餃子從初一吃到初五。
1985年,我從承德農校畢業,我有了工作,吃上了皇糧。可是,我卻不知道去感謝下趙德春老姥爺。
1997年臘月,我在半壁山鎮中教書,驚聞老姥爺在老家安子嶺鄉黃土梁子村駕鶴西去。當我得知這個消息時,老姥爺早已入土為安了。直到老姥爺去世,我都沒到老姥爺家裡串個門,拜訪下他老人家。
如今再次回想起來,我感覺自己沒有良心了。沒有良心的我,只是心裡沒有忘記趙德春老姥爺,但我卻怎麼也無法彌補心中的這份缺憾了。
為了找到趙德春老姥爺的照片,我聯繫上了我老嬸的老兒子,也就是我三弟。
三弟在承德市工作,他信息廣,認識的人還多,老家東西兩溝的人和事,沒有他不知道的。果然,我三弟與趙德春的孫子有聯繫。
原來啊,1958年「大躍進」時,趙德春所在的村放養山蠶一百四十張,賣蠶絲一千二百斤,榮獲河北省委、省政府錦旗和周總理簽發的國務院獎狀。作為村幹部,趙德春赴京開會,並參加了譚震林副總理召開的小型座談會。會上,趙德春直言「山區人民生活依舊困苦。」後來全鄉人民很快就得到了國務院的濟貧。為此,趙德春老姥爺被記錄在了詩上庄村史里了,並留下了這張唯一的照片。
趙德春老姥爺。
由於趙德春的孫子在外地打工,受我三弟吩咐,趙德春的孫子媳婦騎著摩托車,不遠幾十里山路,到大隊村部拍攝了這張照片,從而使文章顯得豐滿而真實,也讓老姥爺進駐了頭條。
斯人已去,唯有感恩和念想還在。謹以此文,追思我們的恩人趙德春老姥爺。只願好日子長長久久,貧困永不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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