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悅然：保持在場，永不放棄嚴肅表達|我們的四分之一世紀

記者 羅文利

2001年1月，第三屆新概念作文大賽決賽現場。念高三的張悅然從家鄉濟南奔赴上海，坐在上海某個學校的一間教室里，眼前擺著三道命題作文題。

她選擇了其中一道《假如明天沒有太陽》，卻在多年以後，對另一道念念不忘。「有一種向日葵是種不出來的，比如梵高的《向日葵》；有一種小屋是別人造不出來的，比如《湯姆叔叔的小屋》，請討論藝術與生活的關係。」她更喜歡這道題，卻對如何回答它感到沒有把握。

決賽收官，張悅然獲得大賽A組一等獎，與郭敬明、秦雯等人一同成為該屆大賽的焦點人物，頻繁出現在公共話題討論中。此後，張悅然繼續寫小說、辦雜誌，將文字與創作融入日常，在作家這條道路上越走越遠。

時間指針來到2025年，張悅然已成為中國人民大學的副教授，教授創意寫作班的研究生課程。從執筆者到授業者，張悅然保持了25年文學的「在場」，她認為這種在場對她有價值、很重要，「這需要對時代不斷地感知和共振，充分地感知它，體驗它，並用作品回應它」。

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作家與讀者同時經歷了時代的翻湧巨變，對文學審美的觀念和對現實的反思，不同代際的創作者和閱讀者都在文本與對話中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走向時代中心

對80、90後來說，新概念作文大賽是耳熟能詳的賽事，它造就了韓寒、郭敬明、張悅然等文學新星。大賽允許「叛逆表達」，代表著前沿和潮流，在當時的影響力不亞於現在的選秀節目。

但是，張悅然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是在平靜中度過的。1982年，張悅然出生在濟南的大學家屬院里，父親是山東大學文學院的教授。父母對她的成長沒作任何規劃，她有大量的時間可以用來讀書和發獃。張悅然將那種發獃稱為「做白日夢」，「從小最喜歡一個人在那「做白日夢」。後來，張悅然把這些夢編織進了小說里。14歲時，她寫了第一篇小說，叫《諾言角落》，是一個關於離別的故事。高二那年，她擁有了第一台電腦，開始在上面寫更長的故事。寫作也成為她情感的主要出口。

直到2001年從新概念大賽脫穎而出，張悅然和同期獲獎得主被推到聚光燈下，頻繁為出版市場創造銷量神話。一項2004年的行業數據顯示，80後文學類圖書佔全國文學圖書市場10%的份額；《萌芽》雜誌因主辦新概念作文大賽，發行量從賽前的5萬冊飆升至峰值50萬冊。

張悅然後來理解，在大街小巷還在賣報紙和雜誌的年代，一部小說從發表到收到讀者反饋，往往需要漫長的周期，「而我們這一代人正好趕上了網路論壇的繁榮，縮短了我們和讀者的距離，也積累了早期的讀者受眾」。當時，在《萌芽》的網站，關於當期某一篇小說的討論在雜誌出刊幾天就開始了，而且擁護者和反對者可以爭論得面紅耳赤。

憑藉這個獎，張悅然本可以保送清華，但2001年由於政策的改變，保送取消，她回到先前學習的理科道路上，在三個月之後考入新加坡國立大學攻讀計算機專業。當時，張悅然已經決定放棄寫作，視之為一場青春的白日夢。然而幾個月後，她發現自己又開始寫了，而且比過去寫得更加迫切。

留學期間，張悅然進入文學創作的爆發期。2003—2006年，張悅然發表了《葵花走失在1890》《櫻桃之遠》《水仙已乘鯉魚去》《誓鳥》等代表作，文字洋溢著奇幻想像和青春敘事，莫言曾評價她的作品，「記錄了敏感而憂傷的少年們的心理成長軌跡」。張悅然後來回憶，那時候的寫作依賴想像而非經驗，新加坡的熱帶生活讓她在後續的小說中經常寫到雪，因為「少過了五個冬天」。

回顧這段時間的作品，張悅然也能察覺出自己文字中的特性——作為獨生子女一代，家庭與社會的多重關注，讓她更習慣在文字中聚焦自我，這也是80後在千禧年前後站在舞台中央的集體底色。「那時候的年輕人喜歡寫失敗的愛情，寫從家庭中逃離和出走，其實都是對抗主流表達的一種方式，那時候我們似乎過得更壓抑，但也是這種壓抑讓我們表達的力量感更強。」張悅然說，上一代作家的故事中，人物帶有複雜的社會關係，而自己的主人公通常是孤立的、疏離的，「這也許和我們這一代人缺乏集體觀念的成長環境有關」。

張悅然時常能回想起2000年的跨年夜，還是高中生的她在濟南剛建成不久的泉城廣場上和人們一起倒數跨年，人潮洶湧，現在想起還有些魔幻：末日和未來，不知道哪個是人類的明天，「在千年之交，我們正好成年，這不免給我們一種不同凡響的幻想。同時，我們對未來充滿了大膽的想像」。

轉折

張悅然早期作品中，人物往往深陷個體精神世界的探索，幾乎每部代表作都以自我認知、記憶追溯或內心掙扎為核心脈絡。如《櫻桃之遠》里的杜宛宛，因成長中的自我保護本能陷入心靈困境，糾結於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即便是《誓鳥》這樣背景宏大的作品，核心依然是女主人公春遲為找回自身記憶，不惜刺瞎雙目、窮盡一生打撈貝殼的偏執求索，本質上仍是一場向內的、關於自我身份的叩問。

而2016年出版的《繭》，被外界普遍認為是張悅然的轉型之作，她從青春夢幻中醒來，關注他人命運和社會現實。

《繭》以兩位青年的視角切入，串聯起上一輩的歷史遺留創傷與家族秘密，在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交織中，講述一代人如何背負過往、掙脫枷鎖走向新生的故事。

「隨著年齡增長，不可避免地要關注現實。」張悅然說，關注現實不一定要寫身邊發生的事，而是寫對現實的一種認知，「是將自己對社會和現實的感知投射到小說中，帶著這種關照去體驗人物的痛苦」。

回望那一階段的作品，張悅然發現，這種被放大的微觀情緒是自己在無意識狀態下自然流露的，「從小生活在一個比較封閉的、男性角色佔主導的社會環境里，自己所體會到的束縛和壓制，反映在小說中便會有這樣反抗式的表達」。

和張悅然一樣，80後作家們也集體將文字聚集到城市生活。「伴隨著我們這代寫作者的崛起，文學也在轉向對城市的書寫，不僅是城市的生活景觀，更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一種新的距離和關係，比如孤獨感、疏離感，都在其中。」張悅然說。

張悅然在大學家屬院長大，父親的很多學生都是70後，每年夏天畢業時，這些大學生都會抱在一起痛哭，畢業紀念冊的留言是清一色的「前程遠大」「未來可期」，在張悅然看來，80後一代中幾乎不再有這樣的集體主義意識，「人與人之間還有如此親近的距離，讓我覺得非常羨慕」。在《繭》中，張悅然借女主人公李佳棲之口說，那時候人們經常用「談心」這個詞，心還是談得出來的。但是後來，人心就藏得越來越深了，無法觸及。

這種疏離感似乎在更年輕一代的作者中更甚。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的疏離，也包括人與現實的疏離。他們天馬行空地發揮想像力，多書寫自身未經歷的架空歷史、國外環境乃至二戰等題材。張悅然表示很理解：「或許因為現實太趨同了，當代年輕人都過著差不多的生活，他們不喜歡寫現實，更願意在虛構敘事中找到他們認為獨特的、能夠妥善安置自我表達的方式。」

「實際上，表達本身並非難事，難的是讓創作者的表達真正抵達讀者。」張悅然說，過去25年，文學創作者在持續更新創作主題與題材背景，而讀者的閱讀渠道，也隨著媒介形態的技術迭代不斷拓寬。

回歸初衷

寫作之餘，張悅然在2008年創辦文學雜誌《鯉》，她希望年輕一代有更多表達的平台。那時，她已隱約感覺到傳統文學期刊中的作品，審美趣味與文學價值觀已與年輕讀者相去甚遠。以《鯉》為主要陣地，張悅然先後啟動「匿名計劃」和「伏筆計劃」，鼓勵文學新人和成熟作家投稿。

張悅然為新概念作文大賽做了近10年的評委，看著那些參賽者從各大城市，甚至鄉下送來的手寫初稿，張悅然也動容：「我覺得比賽是一個非常公平的形式，好的比賽給文學現場帶來活力。我現在在做的文學比賽，就和我最初從文學比賽中獲得支持有很大關係。」

2025年是舉辦「伏筆計劃」的第二年。文學環境不好，給比賽帶來很多現實困難，但張悅然依然願意堅持下去。因為她總是能在投稿中看到令人興奮的作品，她相信這些年輕的寫作者應該被更多人看見，應該獲得及時的嘉賞。

在張悅然身上，80後作家的標籤似乎也與25年前有所不同。2001年，她是文壇新生與前沿的代表；而今，她多了一份保護嚴肅文學環境的責任感——抵禦社交媒體口語化的衝擊，捍衛嚴肅文學的文學性與思想性，鼓勵創作者直面人性的複雜、現實的殘酷。

張悅然明確拒絕學生在創意寫作課上使用「破防」一詞，若小說出現具體商品品牌，需要考慮是否符合情景，「這些熱詞的背後是對情緒表達的簡化，是對個體獨特性的抹除」。

在最近的課堂上，當她質疑學生作品裡人物的動機不足時，學生向她解釋自己的主人公就是一個「淡人」，這引發了她的思考。對於她這一代人來說，最初寫作時，那些人物往往執行著作者本人的反抗意圖，具有強烈的愛恨情仇。然而現在的年輕寫作者，卻在如實傳達個人的某種無欲無求的狀態。張悅然意識到，一些經典的敘事技巧在時代情緒面前，似乎有些失效。

「審美」一詞被張悅然反覆提及。從千禧年到2025年，文學的審美隨著媒介技術更迭始終在變。「我無法保證筆下的主人公是道德上的完人。讀者閱讀嚴肅文學，往往像一場充滿挑戰的冒險，因為書中的主人公或許是讀者難以認同的形象，其價值觀與讀者往往相去甚遠。」張悅然說，對角色的嚴苛道德審視，不僅會束縛創作者的表達自由，也會讓一部分讀者失去本真的文學審美。

豐富的文學題材、便捷的閱讀渠道，與相對有限的讀者群體形成鮮明反差，這讓嚴肅文學創作者極易陷入財務窘境。版稅是作家核心收入來源之一，按圖書銷量比例結算；新人作家或短篇創作者則多以稿費計酬，常見形式為千字稿酬或版權買斷。無論哪種結算方式，唯有作品銷量可觀、多次加印或再版，作家才能按約定比例再次獲得版稅分成。

但現實遠比理想「骨感」：全職投身嚴肅文學寫作的創作者寥寥無幾。即便是創意寫作專業的研究生，畢業後也往往需先找一份全職工作維持生計，再利用業餘時間堅持創作。更令張悅然惋惜的是，不少頗具寫作天賦的學生，因難以靠寫作實現經濟獨立，最終不得不向現實妥協，畢業後放棄寫作。

即便如此，張悅然仍然相信當下是成為作家的好時機：「文學變得邊緣化，但寫作也有機會變得更自由。」現在，張悅然的手機里沒有短視頻社交軟體，她也從沒看過短劇。作為作家，她有意識地節制自己的表達，她希望自己可以沉下來，像在心裡拂去一層表面的塵土，留下真正有價值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