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全國兩會提出發放育兒補貼。圖片由何海寧使用ai工具生成
對四川省蒼溪縣岫雲村黨支部書記李君來說,2023年,看似宏大的現代社會低生育率問題有了一個具象化的呈現:當年,岫雲村出現了「逝世的多,出生的少」的情況,「老年人走了,新生兒的數量跟不上」。
事實上,全國生育困境的徵兆早已出現。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表明,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低於國際公認的「高度敏感警戒線」1.5。同年,新加坡的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1,日本為1.34,法國為1.84。
在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新聞發布會上,時任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稱,中國較低的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主要受到育齡婦女數量持續減少和「二孩」效應逐步減弱的影響。從2020年來看,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確定性和對住院分娩的擔憂,進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願。
李君認為,導致中國生育率走低的核心原因,是養育子女的經濟負擔頗為沉重。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在2025年全國兩會上,他提交了「關於給予二孩三孩家庭發放育兒補助,助力提升生育率的建議」。他呼籲,應通過向二孩三孩家庭發放現金、教育補貼、助學貸款、獎學金等方式,減輕家庭經濟壓力,增強公眾生育信心。
這也將成為現實。2025年3月5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開幕,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制定促進生育政策,發放育兒補貼。
育兒成本水漲船高
李君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除了岫雲村,他對生育率走低的直觀感受,還來自身邊的朋友:「身邊很多朋友是適齡的、處於婚育期的年輕人,生育意願其實不強。」
他將經濟因素歸為造成此類現象的核心因素:近年來,從孩子出生前的產檢、孕婦營養補充,到出生後的日常生活、醫療、教育等,各項育兒成本水漲船高,給家庭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按照李君的估算,光是一個孩子從幼兒園到大學的學費、課外輔導費、興趣班費用等教育支出,至少需要幾十萬元。
2024年,由人口學者梁建章等多位專家設立的「育媧人口研究」智庫,發布了《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4》。據該報告,全國家庭0-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53.8萬元,養育到本科畢業則平均要花費68萬元。其中,上海、北京、浙江為養娃成本最高的三大地區,分別為101萬元、93.6萬元和近85.5萬元。
問題不止於此。李君認為,對雙職工家庭來說,父母還可能因照顧孩子分心,職業道路受限。前述報告也指出,這一現象對女性的影響或許更為深遠,其原因在於,生育後,女性為了照顧家庭,可能會選擇更方便照料孩子、工資更低的崗位,導致女性長期工資率下降,這也是「母職工資懲罰」現象。
報告綜合多篇論文的研究數據得出,在中國,每生一個孩子會導致女性工資率下降12%-17%。女性工資率下降的具體幅度,也依據子女數量、所在工作部門的性質等而有所不同。
「高昂的育兒成本,使得許多年輕夫婦望而卻步,不敢輕易生育二孩、三孩。」李君說,「它確實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經濟也並非唯一的影響因素。前述報告還引述其他研究的結果,列舉了養育孩子的時間成本:若養育一個孩子,孩子在0-6歲、7-12歲、13-18歲期間,母親平均每周閑暇時間分別減少12.6、7.7、0.7小時;若養育兩個孩子,對應年齡段內,母親平均每周閑暇時間減少14、9.1、8.68小時。類似的情況也會發生在父親身上。
李君還稱,近年來,網路上有不少人販賣生育焦慮。「當前的生育大環境確實也有一定的問題,但還是希望輿論環境能多一些正向引導。」
全國人大代表李君。受訪者供圖
多樣化的補助形式
要解決當下青年人主要因經濟問題而產生的生育困境,李君的解決辦法也頗為直接:以經濟手段應對。
他的設想是,設立專項育兒補助資金。該資金由中央和地方財政共同出資,專門用於補助二孩三孩家庭育兒。具體的補助標準,可根據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和物價指數來確定。如中央財政在全國範圍內,提供統一標準的兜底資金,地方政府可根據各自的財政情況,適度承擔另外一部分。具體到發放方式,李君舉例,可根據孩子成長的不同階段,提供多樣化的補助形式。孩子處在0-3歲的嬰幼兒時期,以現金的形式發放補貼,用於奶粉、尿不濕、早教等日常開銷;孩子到了3-6歲的學前教育階段,除現金補貼外,可提供一定額度的學前教育券,用於抵扣幼兒園學費;至6-18歲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階段,政府可給予教育費用補貼,如減免學費、發放學慣用品補貼等;18歲以上高等教育階段,政府也可為符合條件的家庭提供助學貸款貼息、獎學金等支持。
「生娃實際上是最大的消費。現在都說要拉動內需,多生娃,消費自然會拉動的。」李君說,「國家把錢發給父母,他們最終還是會用掉,所以我覺得這樣的政策不僅是刺激生育,也有助於拉動內需。」
事實上,早已有地區開始發放育兒補助。2021年7月,四川省攀枝花市推出政策,對按政策生育二孩及以上孩子的家庭,每孩每月發放500元補貼金,直至孩子3歲。2024年12月,當地媒體報道稱,政策實施3年,全市累計發放補助金3200萬元,近4000個育兒家庭、2900名孕產婦得到資金幫助。攀枝花市統計局的數據亦顯示,2024年末,攀枝花市常住人口為122.3萬人,比上年度增加0.5萬人,增量居全省第三位,連續四年實現正增長。
不過,李君認為,地方支持生育的政策力度有限,「還是要形成一種國家層面支持生育的局面」。
2025年全國兩會回應了這一訴求。在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發放育兒補貼之後,3月7日,國家衛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也透露,正會同有關部門起草育兒補貼的操作方案。
不過,無論是多少額度的育兒補助,還要確保其能發到每一個符合條件的家庭手中。對此,李君的設想是,利用大數據、互聯網等技術手段,建立育兒補助信息管理平台。通過與民政、公安、教育、醫保等部門的數據共享,精準識別二孩、三孩家庭,再根據家庭實際情況確定補助金額和發放方式。
申請補貼的流程也可以簡化,實行線上申請、審核。李君稱,考慮到目前女性懷孕就可在醫院建檔,此後的孕檢、分娩等流程也有數據可追蹤,前述措施完全是有可行性的。至於補助發放,則可參考目前農村的一卡通系統,「國家給的低保、糧食補貼等錢都是直接能到卡的」。
除此之外,李君認為,還應加強補助資金監管,並將育兒補助政策與其他生育支持政策相結合,形成政策合力。
前述生育報告也對配套措施有所提及。以建託兒所為例,國家衛生健康委2021年發布的數據顯示,3歲以下嬰幼兒在中國各類托幼機構的入托率僅為5.5%。報告建議把3歲以下孩子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實現這一目標,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牽頭興建至少十萬個幼托中心。按照3歲以下有4000萬兒童計算,每個兒童補貼20000元的營運費用,結合50%的入托率目標,每年大概需要4000億左右的財政補貼。報告預計,該部分措施能夠提升生育率10%左右,每年多生100萬個孩子。
南方周末記者 姜博文
責編 何海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