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英国都铎王朝时期，君主制受到的影响及特点

文|木木

编辑|观星

斯塔布斯花费大量的篇幅比较兰开斯特王朝和约克王朝，占用《英国宪政史》的整本第三卷，只是偶尔提及都铎王朝。

他认为都铎王朝承袭了约克王朝的专制，不及兰开斯特王朝宪政自由的一半。

然而，他在另外一处又说，议会在兰开斯特王朝和约克王朝变得无足轻重，被内外战争淹没，只剩下单调的形式化例行公事。

没有拓展新的权力，也没有创造新的机制，直到都铎王朝才恢复。综合来看，斯塔布斯认为，兰开斯特王朝既是宪政实验时期，又是议会衰落的时期。

一、君主制的不同

都铎王朝既是专制统治时期，又是议会的重要发展时期。只有中间的约克王朝是专制统治和议会衰落同步的时期。

不过，他明确认为，兰开斯特王朝的统治是宪政发展的延续，约克王朝的统治则是宪政发展的中断。也就是说，斯塔布斯认为专制是宪政进程的中断。

斯塔布斯的好友约翰·格林不仅对都铎王朝的专制制度进行了系统地论证，而且给了它一个响亮的名字——“新君主制”。

格林认为“新君主制”与之前的旧君主制不同，是一种全新的君主制。

他认为“爱德华一世牢固确立的民众自由，包括免于任意征税、任意立法、任意监禁的权利，以及甚至国王最高级别的臣仆仍要对议会和法律负责。”

由议会两院通过与国王长期竞争的方式保护并缓慢发展，但是这种进程在玫瑰战争结束时突然中断了。格林所说的旧君主制是有限君主制，君主的意志并不自然成为法律。

如果没有臣民的认可，君主不能立法和征税。在“新君主制”时期，议会的活动几乎被中断，或者在强大王权的影响之下变得顺从了。

议会两院的立法权被王室咨议会篡夺，任意征税以善意捐助和强迫贷款的形式重现，个人自由几乎被可怕的谍报系统和持续的任意监禁所灭绝。

总而言之，封建主义的旧君主制被专制主义的“新君主制”取代。可见在格林的概念里，“新君主制”不仅中断了英格兰的宪政进程，而且将其带入了一个“宪政倒退”的时代。

“新君主制”之“新”，不是乐见和期待的赞美，而是带有强烈的贬义。“新君主制”之所以中断了宪政进程，将历史带入“宪政倒退”的时代，是因为它的专制性质。

艾伯特·波拉德是伦敦大学学院宪政史教授，于1908年当选万灵学院研究员。波拉德传承了“新君主制”概念，却没有接受格林的负面评价。

他认为“新君主制”不是宪政进程的中断和倒退，而是历史的连续和进步。在《现代史的诸要素》中，波拉德对新君主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赞美，与格林对之的厌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兰开斯特王朝被定性为行政的无政府状态，玫瑰战争是议会政治失败的结果。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厌倦战乱，渴望强势的国王带来和平与秩序。

《大宪章》完全被遗忘，在莎士比亚的《约翰王》中甚至都没有被提及。在所有人的期盼中，新君主开始了专制政府的实践，他们“力量强大，不讲原则，效率超群”。

他们不再与贵族联姻和结盟，而是启用律师、教士和中产阶层为大臣，授予他们主教和法官职位，不再封授王室土地。这些王室官员能够防止地方贵族利用这些职位谋私。

总而言之，没有新君主的专制，英国的现代政权就不能实现。波拉德认为君主专制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观点在法国学术界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20世纪中期，罗兰·穆尼耶及其同事亨利·豪瑟，都认为在大约1500年前后，欧洲主要国家都从世袭君主制转变为专制君主制。

绝对君主制和专制君主制两种译法都是指从封建制度转变为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波拉德的“新君主制”继承的不仅仅是格林，更是法国的政治学鼻祖博丹。

波拉德十分睿智地把握住了历史研究的未来方向，使“新君主制”概念不但在英国收获众多支持，还扩展到了欧洲大陆。

然而，波拉德保留了“新君主制”的专制属性，并且以近乎诡辩的方式赋予君主专制以促进宪政发展的正面价值，是对格林原型概念的曲解。

或者说，波拉德只接受了格林概念的部分内涵，而且对此部分给出了不同的评价。

“秩序是天堂的首要戒律，在人间也必然先于自由。若缺少都铎君主及其作为，英国就不能完成，因为他们赋予我们法律与秩序。他们奠定了通往自由的道路，虽然现在对于热爱自由的人来说，他们的做法和方式令人生厌。”

波拉德认为新君主就如新弥赛亚一样，接受臣民奴隶一般的崇拜和服从。

在20世纪初民族意识滥觞和民族利益冲突的背景下，波拉德将专制视为通往自由之路虽然情有可原，但是将君主个人神秘化和抽象化。

不过是在实用之上覆盖一层神秘和诡辩的面纱，是否真的实用还另当别论。格林尽管带有情感偏见，但是在概念之间仍然讲究逻辑，波拉德则为了实用已经不顾逻辑了。

斯塔布斯虽然在都铎专制问题上有矛盾的表达，但是他将专制统治归于君主，将宪政发展归于议会，其实是看到了都铎政体的复杂性，也没有混淆专制与宪政。

波拉德同时放弃的还有英国的宪政传统，如果专制对宪政政治具有如他所赞美的巨大促进作用，那么恐怕可以认为波旁王朝才是宪政高峰了。

波拉德虽然明白专制会令热爱自由之人厌恶，但却没能分辨出现代政权的真正基础。

他的“新君主制”不但曲解了格林，还将专制误植于宪政之前，有将君主专制理解为宪政制度的前奏和必经阶段之意，贻害极深。

波拉德将“新君主制”概念中的专制内涵从负面评价转变为正面评价，其实只是投巧，而非务实。

因为这种诡辩式的转换对“新君主制”的历史和概念都没有新的发现，甚至对专制的赞美也毫无新意。

如果历史研究停留在波拉德所谓“秩序先于自由”的层面，那么真要怀疑研究水平是在倒退了。将“新君主制”问题推进到更深层的，只能是在史实层面进行的实证研究。

二、政体专制说的证伪

梅特兰是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也是英国现代法律史研究的奠基者。

因为在法律史中揭示宪政线索与斯塔布斯和格林的观点相近，梅特兰被称为“温和的日耳曼派”。但是，梅特兰并不认同格林的“新君主制”概念。

他认为在“新君主制”时期，宪政并没有中断，议会并非失语，“几个世纪前建立的对王权的法律限制依然有效”。也就是说，这些君主的权力没有达到专制的程度。

梅特兰注意到，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历史时期，君主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往往难以保证。不但新君与旧主之间政策反复难料，同一君主前后政策反转也是家常便饭。

相对善变和反复的君主，梅特兰发现议会和法律的变化是缓慢和渐进的，在都铎时期议会变得更加独立，法律也在慢慢改进。

梅特兰在这里已经发现了都铎王朝中央集权的另一个实体，或者说是真正的实体——议会。此外，在君主政策的突变和善变中，梅特兰敏锐地看到了连贯历史解释的障碍。

比格林将“新君主制”异化的做法更进一步，梅特兰直接避开了君主制演变的线索，在法律史和议会史中找到了连续的宪政史证据。

梅特兰的发现十分重要，从君主制演变的线索来理解英国政治史可能是一条歧路。肯尼斯·麦克法兰1927年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随后获得莫德林学院的教职，在此执教终生。

通过教学和讲座，他对英国中世纪晚期历史的研究影响了几代学生，其中不乏知名历史学家，譬如吉拉德·哈里斯和詹姆斯·坎贝尔。

有学者甚至宣称，如何评价麦克法兰的影响都不过分，几乎所有14至15世纪英国政治史的研究者都是麦克法兰的门生后代。

针对波拉德所引发的“新君主制”滥觞的现象，麦克法兰对它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和彻底的否定。

他对“新君主制”概念在学界仍然流行感到惊奇，因为斯塔布斯的解释框架已经完全破碎了。

尤其是约克和都铎王朝专制说的前提——兰开斯特宪政试验已经被证伪和抛弃了，那么作为已经无效前提的推论结果早该没有理由继续存在了。

麦克法兰认为“新君主制”概念所暗含的基本观点，即从某个节点开始，君主制在性质上而非仅在程度上完全不同于其所替代的中世纪王权，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为了证明其观点，麦克法兰充分展示了自己对中世纪晚期政治史的熟悉程度，逐一辩驳了“新君主制”概念支持者常用的论据：新君主消灭了“超强封臣”。

与较低阶层臣民结盟，利用强迫借款和改进直接税征税方法增收，以及召集议会次数减少。

在证明“新君主制”并无创新之后，麦克法兰提议，这个术语已经妨碍对那个时代的正确理解，必须被丢弃。

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是波拉德的学生，但在研究路径上真正追随了梅特兰。尼尔一生致力于伊丽莎白时期的议会研究，是该领域的领军人物。

因其学术贡献，他在1955年受封骑士。尼尔曾经感叹议会的历史如此漫长而连续，可以说它就像自然一样，没有什么事情是一蹴而就的。

正如梅特兰一样，尼尔也在渐进的议会史中寻找现代政治制度的源头。尼尔发现伊丽莎白时期是下院历史的关键阶段，大量乡绅进入下院参与政事。

尼尔认为，“16世纪初期，议会还基本是一个‘立法与批准税收’的机构，而到16世纪晚期，议会下院已经被自觉的乡绅占据，他们拥有个性、学识和财富，希望展现独立性。”

也就是说，在都铎时期，议会尤其是下院经历了稳步的发展。这一发现与都铎君主专制说和议会政治倒退说完全相反。

三、都铎专制

尼尔的研究是基础性的，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都铎专制说，而且证明了议会对理解英国政治史的价值。都铎史大师杰弗里·埃尔顿也不认可都铎君主专制说。

埃尔顿认为亨利七世是中世纪统治的复兴者，而非任何新事物的创造者。对于“新君主制”概念，他认为，新君主制这个术语只会造成混淆，应该予以废除。

因为这一概念是通过不恰当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见，埃尔顿与麦克法兰态度相同，也主张放弃这个概念。埃尔顿的学术创见是“都铎政府革命”。

他认为，中世纪王国的特点是属于国王个人的私产，国王采用“家庭式”的模式进行管理。现代主权国家的行政活动则脱离了王室，实行“官僚化”的管理模式。

他说，“亨利七世登上了一个中世纪王国的王位，而伊丽莎白则将一个按照现代方式进行管理的国家交给了自己的继承人”。

埃尔顿否定了都铎专制说，将其中蕴含的中央集权成分提炼为“政府革命”，以此来描述都铎政权的现代属性。

“都铎政府革命”是否成立或许有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埃尔顿没有接受波拉德的主张，即认为都铎政权的现代性缘于君主专制。

帕特里克·柯林森是尼尔的学生，继承了后者的衣钵，尤其擅长伊丽莎白时代的清教主义研究。

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认识到，伊丽莎白时期的君主制包含一种非官方的共和性质，民众对国家共和体的忠诚超越一切其他忠诚，女王也要略逊一筹。

为此，柯林森提出“君主共和”的概念，认为“伊丽莎白一世治下的英格兰既是一个共和国，又是一个君主国：反之亦然”。

如果从语义上说，君主制与共和制是矛盾的，共和是描述没有君主的政体，“君主共和”似乎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语拼接。不过，柯林森是依据史实得出的结论，可谓名实相符。

这种不拘泥于原有概念局限的创造，不失为打破有限的政体类型定义与多样的政治形态现实之间沉寂已久的学术坚冰之创举。

柯林森在政治类型学基础概念的界限上撕开一个缺口，为不同类型政体概念之间的交叉，以及不同类型政体的混合实践，提供了言说的可能和便利。

都铎王朝中央集权的结果，正是塑造了一个超越君主、宗教和党派的君主共和政体。都铎王朝政体专制说在中国学界流行多年。都铎君主专制说与“新君主制”不成立。

都铎君主专制说没有史实依据，而且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已经被英国史学界抛弃，在其国内也早已被证伪。

“新君主制”起初是都铎专制说的延申，被波拉德误植专制前奏之后变成了一个语义混淆、逻辑错乱的词，并且与都铎专制说一样没有史实依据。

因为“新君主制”概念的学术史尚未在中文学界被系统讨论，其中包含的史实错误和逻辑缺陷也没有得到清晰地阐述，所以国内学界还没有放弃这个概念。

国内学者在使用“新君主制”一词时，并不意味着认同格林的原型概念中的“中断”“倒退”和“专制”内含，以及波拉德植入的逻辑错误。

往往在相对宽泛的意义上用它来指代从中世纪向现代政权过渡的一种特殊政权形态。

鉴于“新君主制”概念没有相应的史实依据而且具有严重的误导性，应该考虑将之与都铎君主专制说一并放弃。

其次，都铎王朝政体是共和性质。依据史实，都铎王朝是在议会中通过国王、上院和下院合议的方式实现中央集权的共和政体。

三位一体的议会是中央集权的真正实体，其中蕴含的合议式集权方式是现代政治制度的标志之一。合议式集权的现代性包含两个方面：中央集权和政治合议。

英国现代政治制度确实在都铎时期奠定基础，只是并非基于波拉德所谓的君主专制，而是其特别的合议式集权方式。

第三，都铎王朝政体正名。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既然都铎君主专制说不成立，就应该给出合理的替代方案。

国内学界已经对都铎政体的性质达成初步共识，称之为“有限君主专制”。

这个说法在表达集权程度方面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是其缺陷还是十分明显：一方面君主专制已经被证伪，“专制”二字不妥。

另一方面“有限”二字也有失含糊，未能明确所受界限为何以及此界限与政体性质的关系。既然君主受法律限制，那么就不应该是君主专制。

如果受限仍然是君主专制，那么受限就没有意义。因此，“有限君主专制”之名并不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