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东汉的情况,和其他朝代一样,并不是权力一下子就跑到地方手里的。
真实的情况是,在汉灵帝去世之前,东汉的中央和地方,已经进行了上百年的权力拉锯战。在这上百年的拉锯战当中,东汉中央不断失去权力,逐渐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而汉灵帝的死,则是导致东汉中央的权力水平,突然降到了临界点以下。
再之后,才出现了董卓入京,天下大乱的情况。
至于说那场漫长的权力拉锯战当中,权力到底是怎么从东汉中央政府手里,一点点跑到地方豪强手里,这可就说来话长了。
当年东汉刚刚开国的时候,刘秀武力统一天下之后,曾经面对过一个非常棘手的情况:当年西汉时期,曾经遗留下来了很多地方豪强。这些豪强,在地方上拥有大量的土地和附庸人口。同样,也就有了很强的地方自治权。
为了抑制这些地方豪强,压制他们的影响力,完成中央集权。后来,刘秀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度田’。所谓的度田,就是指统计地方耕地的实际数量。
对此,那些地方豪强肯定不愿意。因为如果真的查明白有多少耕地,他们就得交更多的税。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搞出了无数的事情,抗拒度田。这次度田事件,曾经差点让刚刚统一的东汉,直接闹出内战了。
当然,到了最后,在刘秀的铁腕压制下,这次度田,肯定还是顺利执行下去了。
而接下来,从汉光武帝刘秀,到汉明帝、汉章帝、汉和帝。连续四代皇帝,每一代人都在坚持度田,坚持压制地方豪强。
于是,到了汉和帝时代,东汉的权力集中,逐渐达到了顶点。同时,在经过连续四代人的开拓之后,东汉王朝的国力,也逐渐达到了巅峰。
但接下来,在汉和帝时代之后,新的问题开始出现了。
在汉和帝时期,东汉的版图,已经直接囊括了中亚的很大一部分区域。北方的匈奴,早已彻底被打服。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东汉王朝的版图,已经扩张到了极致,无法再继续扩大了。
而当一个国家,无法继续做大蛋糕,或者做大蛋糕的速度变慢的时候,大概率会陷入内卷。
尤其是那些地方豪强家族,他们天然想要从朝廷中央的手里,夺取更多的权力。比如,如果他们可以隐藏土地和人口,他们就能少缴税。
于是,在汉和帝去世之后,一场漫长的权力拉锯战,正式开始了。
汉和帝去世之后,他的皇后邓绥,首先开始出了主政。邓绥以太后身份主政期间,很多士族官员,就以太后应该还政给皇帝作为理由,开始反对邓绥掌权。
面对这些士族官员的争权行为,邓绥倒是能够继续压制。但几乎就在邓绥掌权之后,东汉开始出现了常年的天灾。为了赈济灾民,邓绥不得不下令,大开府库,同时将原本国家手里的土地,暂时交给灾民耕种。
这个政策,初衷自然是好的。可是这个口子开了之后,东汉政府手里的土地,可就很难再收回来了。而没了土地,东汉王朝再想抑制土地兼并,压制地方豪强的扩张,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在邓绥去世之后,接下来的汉安帝和汉顺帝,为了稳固皇权,不得不相对做出一些妥协。
但在这个时期,有两个新的情况,开始逐渐出现了。
首先,随着地方豪强的崛起,士族官员在东汉中央,也开始越发抱团,联合起来对抗皇权。而为了压制皇权,此后的东汉皇帝,就不得不大力扶持外戚和宦官。
其次,在之前的很多年里,尽管北方的匈奴被彻底打垮,但是西边的西羌,却逐渐开始崛起。
而在平定西羌的过程当中,很多边军将领发现:留着西羌,似乎比彻底平定西羌,更有好处。
于是后来,东汉和西羌的战争,就逐渐成了东汉最头疼的一个问题。为了应对西羌,东汉不得不在西线,常年维持规模庞大的军队。这笔巨大的军费开支,开始逐渐拖垮了东汉的财政。而同时,因为长时间维持西线军队的存在,这又给了凉州军崛起的机会。
再往后,等到汉顺帝去世之后,梁冀家族开始执掌东汉大权。在接下来近二十年时间里,梁家的存在,逐渐破坏了东汉原有的政治生态。大量的土地兼并情况,开始频繁在地方上出现。
到了梁冀掌权后期,东汉的地方豪强,已经开始占据地方上大部分的土地。土地兼并的问题,开始真正危及到东汉的国家安全。
而接下来,汉桓帝除掉了梁冀之后,东汉正式进入了汉桓帝和汉灵帝时代。
在汉桓帝即位之后,汉桓帝首先任用凉州三明,解决了西羌问题,砍掉了一个巨大的财政支出。同时,为了压制士族官员抱团,汉桓帝也开始继续重用宦官。
面对汉桓帝的压制,这一次,那些地方士族官员,不再选择以无声的手段抵触,而是开始主动发声抵制。他们打出的旗号,是汉桓帝任用宦官,执政不明。
于是再之后,汉桓帝和汉灵帝,先后发起了两次党锢之祸,大量禁锢敢于发声的士族官员。但这场党锢之祸,显然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的局面。
就这样,到了汉灵帝在位后期,因为严重的土地兼并,导致底层百姓民不聊生。再之后,一场黄巾起义,便迅速席卷了东汉。
尽管后来,东汉靠着强大的军事实力,镇压了这场起义。但是在镇压起义的过程当中,汉灵帝不得不允许地方豪强,自行募兵,镇压起义。而这样一来,东汉的地方势力,就可以合法拥有军队了。
于是,到了汉灵帝在位末期,东汉的地方势力,手里不但掌握土地和人口,而且还有军队。
再之后,天下大乱,自然也就无法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