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罗马帝国经历了哪些危机，是怎么一步步走向分裂的？

文 | 潇与海

编辑 | 潇与海

前言：罗马帝国在经历了分裂和危机后是怎么一步步走向陨落的？

古罗马时期

公元前1世纪末罗马诗人维吉尔在他的史诗《埃涅阿斯纪》第六卷中试图提醒他的同胞：陨落就是他们的帝国使命。

在他父亲安喀塞斯的指引下，罗马人的实际祖先阿喀琉斯介绍他的一群后代，他们将继续建立罗马的荣耀。

尽管罗马世界的绝大多数居民生活在乡村，但罗马政府和统治者都是从宏大的城市中心运作的，至关重要的是这也让他们接触到了罗马的文化和政治价值观。

如果土著克里特的文化支持，罗马帝国主义是无法持续的。

第三世纪的“危机”

在鼎盛时期，二世纪末三世纪初的罗马帝国仍然由一个基本上是意大利根源的参议院贵族统治。

这些精英在罗马传统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中投入了大量资金，将皇帝或奥古斯都视为罗马世界的“首席裁判官”，而不是领主。

尽管在讲希腊语的东部省份，从希腊化君主制继承了一种更专制的权力语言。

然而这一教派成员的利益和野心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必然跨越了一个远远超出罗马和意大利半岛的地平线许多最宏伟的元老院地产都集中在非洲普罗康苏拉里斯省。

例如帝国的办公室与传统的元老院贵族紧密相连，皇帝通常从他们的行列中任命，但其本身受制于更广泛的文化潮流，如东方的思想牵引。

在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的这段时间里，可以看出皇帝本人与元老院机构和罗马城的地理位置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这是一种权力高度下放的政府制度，伴随着野蛮和暴力的报复威胁，如果合作不来，促进在如此广泛的领域的统治。

在多瑶河流域，罗马面临着一系列原子化的威胁，这些威胁来自一些普遍相当原始的日耳曼人，以及在多璐河地区的游牧民族萨尔马西亚人，虽然这些个别的部落有时会给罗马当局造成局部的困难，但他们几乎没有能力对罗马的霸权发起协调一致的挑战，罗马作家和帝国当局认为“野蛮人”是有能力的。

在东面，罗马的主要对手是相对安静的波斯亚萨王朝，尽管它有能力抵抗罗马的扩张，但并没有刻意去挑战帝国。

此外，罗马帝国的行政管理所依赖的高度下放的政府制度以及任何类似于市级和省级之上的中央帝国议会统治的弱点，意味着当一个省地区或齐维塔斯发现自己受到攻击时，几乎没有什么办法在那些仍未触及的地区和那些正在受苦的地区之间重新分配资源。

因此三世纪中叶不断增加的军事压力使继承下来的罗马政府体系的关键弱点暴露出来。

罗马的陨落

罗马帝国支持的是一个跨地区的帝国贵族，其典型代表是罗马元老院的超级富豪们，正是这一群体的声音在我们的文学资料中回响。

例如在公元四世纪晚期，阿米亚努斯·马塞利努斯记录了这个身体的成员如何“坚持”

他们不请自来地谈论着他们庞大的家族财产，在想象中数倍于他们肥沃土地的年产量，他们夸口说，这些土地从最远的东延伸到最远的西。

在罗马的北部和西部省份，五世纪的政治和军事混乱意味着这一切的结束，罗马西部的部分地区进入了一个严酷而迅速的经济衰退时期，这在人类历史上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这一点在英国低地最为明显，考古学揭示，罗马军团的撤退和撒克逊入侵者造成的长期不安全导致了系统崩溃。

尽管许多罗马别墅遗址被入侵者占领，在某些城市中心有持续居住的迹象，如维鲁拉米恩进入第六世纪甚至第七世纪，经济的基本结构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大规模的可耕地农业大规模种植谷类作物等来养活定居人口实际上消失了，田地和农场太容易受到战争团伙的掠夺，相反农民越来越多地变成了牧民，靠饲养牛羊勉强维持生计，这些牛羊可以被迅速地运到高地以躲避入侵的敌人。

英国低地提供了后罗马崩溃最生动和极端的例子，在一个世纪内它的经济有效地去城市化，去货币化以畜牧业为主。

但英国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在高卢北部的部分地区我们看到了类似的农业经济向畜牧业的重新定位。

因此到公元600年，英国低地和法兰克北部地区的经济状况似乎大体相似，在西班牙沿海的部分地区，工业生产和贸易陶瓷的消失也很明显基本上，野蛮人入侵最具破坏性的地方，其社会和经济影响也相应地最显著。

在上述每一个领域，我们都看到政治结构的“部落化”。

在某种程度上，长期的军事不安全似乎把这些经济体和社会推向了一条其他力量和因素已经引导它们走上的发展道路。

有一些证据表明，在第五和第六世纪，西北欧的气温可能显著下降。

与此相关的降水量增加可能使可耕地农业更加困难，特别是在河谷地区这意味着农民已经有动力转向混合耕作，更加重视畜牧业并迁移到高地地区以避免洪水泛滥。

然而，野蛮人的入侵和战争为这样做提供了更紧迫的动机，就像七、八世纪的拜占庭安纳托利亚一样，在旧西帝国的地中海核心地区，可以看到更高程度的连续性。

在这里大部分晚期罗马的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在帝国权力的政治和军事消亡中幸存下来，基本上完好无损，受到与君士坦丁堡和东方持续的经济联系的支撑。

然而即使在这里除了地中海沿岸地区，有证据表明渐进的去货币化、去城市化、以及贵族文化的乡村化。

原因很简单，罗马经济在其鼎盛时期的特点是区域间的高度一体化，这意味着罗马政治控制的崩溃可能会产生重大的经济后果。

一个地区越是依赖于跨地区的帝国体系，它就越有可能受到帝国分裂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北高卢边境地区，它们是帝国投资或补贴的主要净接受者。

相比之下如北高卢中部，当地的供应和交换模式长期以来具有相对更大的意义，在一个更加分散的政治环境中更好地繁荣。

正是这个地区在六、七世纪成为了墨洛温王朝的经济跳板。

除了财政轴心向罗马帝国转移之外相反，在这里，国家对财政粮食需求的逐渐消失可能最初为分散和投资开辟了新的机会，公元七世纪当波斯和阿拉伯入侵者切断了通往君士坦丁堡路线的情况肯定就是如此。

后罗马的危机

在罗马晚期和后罗马时期的西方越是地方性的社会，其安全就越依赖于野蛮的战士，以土地作为他们服役的回报，就越没有理由维持这种麻烦的财政制度。

税收在政治上也变得越来越成问题，因为军事化的土地所有者开始将免税与克里特地联系起来，维持罗马财政制度的必要性越小，就越没有理由花费大量的行政时间来铸造和流通大量的硬币。

流通中的硬币越少，贵族居住在城市里远离他们的庄园就越不可行，城市化本身也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因为城镇生活所依赖的商业化和货币化的交换逐渐受到现在不断减少的货币供应的限制。

例如关于铸币、钱币记录显示，尽管第五世纪和第六世纪罗马在日耳曼后继王国的许多统治者铸造了他们自己的金币，典型地符合当代康斯坦丁拿破仑的铸币模式，小面额铜币最基本的日常交易所依赖的，从第五世纪开始在西方消失，最后一个在那里大规模打击他们的统治者是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汪达尔非洲和东哥特意大利铸造了铜币，勃良第王国也铸造了铜币但数量大大减少了。

在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利亚、梅里达、马拉加、瓦伦达和卡塔赫纳以及高卢的马赛也发现了当地生产的铜币。

然而到了七世纪，只有在君士坦丁堡统治的地区才继续铸造和使用小面额的硬币，西方唯一有大量铜币流通证据的地区是西西里和罗马帝国的飞地。

此外鉴于大部分存活到六世纪晚期的地中海商业似乎是由西方人对东方商品的渴望所驱动的，在西方流通的金币的剩余存量很可能有一个明显的趋势。

同样在第六世纪和第七世纪初，土地税的提法实际上从我们的西方来源中消失了。

分裂的时代

从630年代初对罗马巴勒斯坦的最初突袭到652年亚兹德格尔德三世的死亡，穆罕默德的阿拉伯人”和他们的盟友不仅成功地将赫拉克利乌斯的罗马军队赶回了安纳托利亚和小亚细亚，而且还一劳永逸地摧毁了古代波斯国王的帝国。

在长期主宰欧亚大陆西部政治和文化的两个大国中，一个已经不复存在另一个显然岌岌可危。

652年阿拉伯人将他们的控制范围扩大到外高加索地区要求亚美尼亚王子和他的附庸宣誓效忠，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代表君士坦丁堡作战。

这是对拜占庭圣战加剧的必要前兆，因为它确保了阿拉伯人对横贯亚美尼亚山谷、通往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东西交通线的控制。

同样，在七世纪的任何时候，阿拉伯人都没有设法以武力征服或占领黎巴嫩山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些山区将成为被称为马尔达，他们对穆斯林进行游击战，定期从黎巴嫩山下来，袭击东部平原和城市的阿拉伯军队，扎格罗斯山脉仍然不在阿拉伯人的直接控制之下，并将为早期伊斯兰教产生的每一个不满者、异端或不满团体提供一个避难所。

阿拉伯人对沿海地区的控制同样不稳定，巴勒斯坦的海上凯撒利亚城多年来一直在抵抗阿拉伯人的征服。

有迹象表明，叙利亚沿海的许多城市和社区在七世纪的过程中游离于阿拉伯人的统治之外，当他们认为阿拉伯人强大时，他们向阿拉伯人进贡，但当他们感觉到穆斯林的力量正在减弱时，他们关闭进贡的支流。

在7世纪后期，塞浦路斯的居民会向阿拉伯人和罗马人进贡，将铜的货物向西运往君士坦丁堡向东运往叙利亚。

在埃及大主教居鲁士和阿姆鲁·伊本·阿斯最初达成的协议是，亚历山大将进贡，尼罗河将随着拜占庭驻军的撤离而有效地非军事化。

只有君士坦丁堡后来试图重新占领这座城市才导致阿拉伯人更强有力的主张。

随着城市的混乱，以及东罗马国家越来越重视向军队提供实物和奖励军队士地、货币经济的收缩似乎已经发生，随着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小面额硬币的减少，以及旧硬币的重复使用，直到它们磨损到几乎没有价值的碎片在帝国最受战争躁蹦或最脆弱的地区。

在君士坦丁堡周围，以及帝国那些更好地躲避阿拉伯人每年袭击的地区，如比提尼亚和爱琴海沿岸富裕的沿海地区，更多的是古代晚期的经济、城市、行政和财政基础设施。

因此七世纪留给我们的是一个高度碎片化和显著多样化的安纳托利亚景观，其中仍然有重要的连续性要素。

笔者解读

古罗马在3世纪开始时就逐渐的开始没落，面对多方面的威胁，面对波斯亚萨王朝暴力的威胁，罗马更是没反抗的能力。晚期的罗马受到了种族、贫富差距跟政治的影响形成了极端的两极化，因此罗马最终走向灭亡。

参考文献

史密斯·罗默，《新文化史》

拜占·庭罗，《罗马主教座堂》

肯尼迪，《伟大的阿拉康格斯》

巴菲尔德，《危机四伏的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