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帝国的落幕，州府如何一步步演变为军阀割据？

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曾这样说过：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这句话既表明了对汉朝强盛的夸赞，同时也是对汉朝最后灭亡的悲剧性总结。

纵观中国历朝历代，几乎所有的大一统王朝都是在长期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进入衰败后，或是在外忧，或是在内患的打击下最终走向灭亡。

相比之下，东汉王朝的灭亡则要更令人扼腕叹息的多——地方势力太强，以至于中央政府无力管控。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则还要归咎于东汉特殊的州府向军府转变的过程。

一、刺史向州牧的转变趋势难以遏制

1、刺史发展到东汉初年时已然成为地方大患

在经历过七国之乱后，西汉时期的地方郡国势力已经无法再对中央政府形成直接威胁，但即便如此，西汉政府也不能明目张胆地采取军事打击来将他们一一消灭。

为了将地方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汉武帝创设性地实施了推恩令这一阳谋来削弱诸侯们的实力，而对于地方政府，他则采取了设立刺史这一拥有监察职权且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官职，刺史制度也由此产生。

虽然在汉武帝的设想当中，刺史和地方官员应该是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但由于西汉后期朝政陷入腐败当中，其皇帝大多也昏庸无能、听信谗言，这就使刺史这种直接能与皇帝对话的官员的实际威信和权力大大增加，对地方官员形成了单方面的强烈威慑，甚至开始干预起地方政务来。这也是刺史权力扩大的第一波浪潮。

当王莽篡汉后，他所实施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不仅没能平息原本的社会矛盾，反而引起了上至士人下至平民的所有人的不满，整个新朝一时之间陷入混乱之中，地方性动乱此起彼伏。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王莽将刺史的权力极大扩张，军事、行政、民生等几乎所有权力都下放到刺史手中，其目的就是为了拉拢刺史和方便他们镇压地方叛乱的军事性活动。

而也就是在这时，刺史被升级为州牧，从一个只拥有检察权的中央官吏成为实际掌控一方的地方最高领导人。值得一提的是，州牧的爵位甚至还能世袭，这无疑又为州牧在地方扩张和深入自己的势力提供了条件。

在东汉建立后——这时的东汉尚且还只是诸多起义政权中的一个，仍处于奋斗阶段。为了最大限度地确保自己的胜利，刘秀从起兵开始就十分注重拉拢地方豪强，从决定造反开始到最终统一全国，刘秀身边一共聚集了四批不同来源、不同成分的势力。

虽然这些地方势力在为其取得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当战乱时代结束之后，他们也就开始转变为威胁中央统治的不稳定因素——即便他们本身并无这种心思。

因此，刘秀不得不继续维持州牧权力过大的情况来对地方豪强实施压制，直到建武十八年以前都是如此。更重要的，在所有的地方割据政权消灭之前，州牧始终具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此时的他们大多仍然是忠于朝廷的。

2、刺史不可避免地向州牧转变

建武十八年以后，当东汉境内的残余分裂势力被一一清除后，刘秀便着手针对州牧制进行了改革，再次将他们降格为刺史，而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削弱他们的兵权。

在建武十八年到东汉明帝即位后的这几十年当中，也几乎没有过刺史领兵作乱的记载，这无疑证明了刘秀针对刺史军权的改革在当时是成功的。但是，这一改革却有一个更为明显的缺点——矫枉过正。

前文已经说道，刺史设立的最初目的是对地方官员实施监督。为了防止出现刺史滥用监督权的情况，西汉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但东汉时期却并无此类条款。此外，东汉刺史的监察权力急速扩大，监察范围甚至于深入到郡国的大小事务。

既没有政策限制，监察范围还大大增加，即便刺史并未拥有领兵权，但他们的权力却还是不可避免地超出本身的监察权，开始插手地方实际政务，与汉武帝初期设想的那般远远不同，“然奏事但遣计吏，且仍宗军民诸权，故名为西京之旧，而实权超过武帝始制远甚。”

此后，随着东汉后期的朝政也走向腐败，这种情况也无法得到遏制。而之后爆发的黄巾起义又迫使东汉中央政府不得不扩大地方长官的权力来镇压叛乱，使这种情况再度加剧。

公元188年，东汉政府采纳了刘焉的建议，将刺史升级为州牧。纵观整个汉朝刺史的发展过程，似乎它转变为州牧就是一个理所应当、不可避免的事情。

二、地方势力始终处于扩张状态

1、地方开始能够实际控制军队

对所有的王朝统治者来说，只有将全国上下的所有军队都掌控在自己手中才能最稳妥地维护自身的统治。尤其是宋朝在看到唐朝因藩镇割据而灭亡的先例后，在这个方面更是于诸多王朝当中独占鳌头。

而西汉则针对这种情况将统兵权和调兵权分隔开来，使得地方虽然能够掌控军队，但如果想要调动使用他们，却需要经过层层上报、获得皇帝同意后方能如此。如在建元六年时期，“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南越王守天子约，不敢擅兴兵，使人上书告天子。”

自己的边境都已经被攻击了，南越王仍然不敢私自调动军队抵抗，西汉政府对军队的掌控力度之强可见一斑。而也正是在如此严苛程度的管理下，西汉的地方叛乱活动大大减少。

然而，到了东汉时期，这一情况却开始得到了改变。一方面，东汉政府罢黜了地方常备兵制度，这使得只能够由隶属于中央的军队外出作战，长年累月的征战极大削弱了中央的实力；

另一方面，刺史对外出兵变得更加随意，原先在西汉时期需要虎符才能调动军队，现在则变成了只要持节便可，调动军队成为了一件灵活度极高、随意性极大的事情。尤其是在黄巾之乱后，这种现象更加普遍且难以遏制。

本来刘秀当初针对州牧的改革重点也就是削弱他们的兵权以防止地方叛乱，但随着这种现象的扩散，东汉的统治基础被极大动摇，各个地区的州牧从此具备了拥兵自重的本钱。

2、州牧本身的势力较为强大

作为由朝廷委派过去的地方管理者，大多数刺史在被调走之前都于中央有着一定的势力，尤其是一些由将军转任的官员，其对军队的掌控力度仍然存在。

在东汉时期，当一位隶属于中央军队的将领被调往地方时，虽然他会被去将军号、上将军印，但他却依旧能够统帅原先处于中央的军队。如当时的马成将军就是“及南单于保塞，北方无事，拜为中山太守，上将军印绶，领屯兵如故。”

在这种情况下，州牧不仅本身就相当于是拥有了一支不容小觑的军队，同时还间接削弱了中央的实力，更可以在地方上继续发展忠于自己的部队，可谓是一石三鸟。

也正因此，当时的州牧大多兼有着将军称号，如袁绍是大将军领冀州牧，曹操则是行奋武将军、建德将军、镇东将军、大将军领兖州牧。

另外，当时的州牧还极热衷于培养属于自己的幕府势力。有关培养幕府的现象，早在东汉初年其实就已经显现出来。而且由于前文所提到的情况，中央无法对地方做出限制，使得州牧在培养幕府势力时往往毫无顾忌，动辄便是上百人。

虽然刘秀在之后的改革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这种现象，但随着东汉后期时局的变动，这一现象也再度显现出来。再加上当时所流行的募兵制，更为州牧扩张自身所拥有的军队数量提供了必要条件。

此外，这种幕府往往被算作在地方官僚体系之内，也就是州府官员，与州牧的将军府紧密配合以使州牧达到对行政军事一体化管理的效果，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

最后，东汉州府之所以向军府转变，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黄巾之乱。不管是为了帮助维护东汉政府，还是仅仅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州牧们都必须将重心放在军事领域以镇压黄巾之乱。因此，地方的许多官职便开始向军事化转变。

甚至于说，许多人就是因为平叛有功才被封为将军兼任州牧，在镇压叛乱的同时顺便处理地方事务，这都是为了适应时局的需要。虽然之后被平定，地方势力却已经呈现出尾大不掉之势，东汉政府也已经毫无办法。

三、总结

事实上，“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这句话绝非是单纯的对于汉朝的夸赞，相反，它更多地透露出对汉朝灭亡的无可奈何与惋惜之感，同时也揭露了中央政府必须牢牢把控地方才能维护国家稳定的真相。

诚然，即便是在三国鼎立的最混乱阶段，周边少数民族势力也无力入侵中原，但这终究并非广大人民所喜爱向往的和平盛世。因此，汉朝政府亡于内乱之手，往往也会引起更多唏嘘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