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戴着手铐走完长征路，开国大典前夕毛主席问他：你是哪一个！

1949年，新中国的曙光即将升起，京城的气氛也比以往更加紧张而喜庆。就在这个时候，刚刚卸任长春市市长的朱光，正准备赴任广州。趁着途经北京的机会，他决定拜访一些曾在战火纷飞年代并肩战斗过的领导和老战友。朱光满怀敬意，带着一份沉甸甸的思念走进了朱德总司令的家门。可就在这熟悉的屋里，他竟意外地遇见了毛主席。朱光激动不已，而毛主席却笑着问了一句：“你是哪一个？”这一问，不禁让人心中泛起了层层波澜——朱光和毛主席，到底有着怎样的过往？

朱光是广西博白松旺乡人，年轻时曾在广州国民大学和上海艺术大学求学。早早就投身革命，亲历广州起义，是一位典型的热血青年。他的人生经历，宛如一部长篇小说。在1930年代，朱光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狱中身戴沉重的铁链，忍受酷刑，却始终没有吐露半点机密。敌人拿他毫无办法，只能愤愤作罢。

1932年，红四方面军与敌军鏖战多月，虽然最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西进转移，但这段历史也成为了朱光命运的转折点。那年冬天，小河口村的干部会议上，他对张国焘的错误做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张国焘怀恨在心，事后便展开报复，大肆整肃异己，甚至杀害了许多忠诚的红军干部。朱光幸免于难，只因他能写善画，成了“有用之人”。

1935年，红军长征开始，朱光身戴镣铐，却依然随队行军。他翻越雪山，跋涉草地，躲避飞机轰炸，忍受严寒饥饿，靠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硬是完成了这场惊心动魄的远征。到了陕北，他的命运才真正打开了新的篇章。延安时期，他在鲁艺和马列学院任职，既当秘书长，又编导演剧，成了延安有名的“文艺骨干”。

1938年春，一位青年作家千里迢迢从上海来到延安，朱光奉命接待。很快，这位作家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青年作家为了表达敬意，送上了几本莎士比亚的英文原著，还有两本字帖。朱光一见，顿时两眼放光——这些书他早就想看，却始终无缘相遇。于是他笑着对毛主席说：“见者分一半。”一边说，一边抱起了莎士比亚的剧本。

毛主席当然不甘示弱，笑着反驳：“岂有此理！”于是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开始了“争书大战”。朱光自称是“南国社元老”，有权优先阅读戏剧，而毛主席则搬出马克思，说自己身为马克思的学生，对莎士比亚作品更有“主权”。两人你来我往，青年作家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竟觉得这是一次亲切而温暖的争执。

为了“争剧本”，朱光当场模仿莎士比亚的独白，虽然口音浓重，却神情生动，引得毛主席忍俊不禁。毛主席笑着说：“待你演出《奥赛罗》那天，我一定到场！”两人最终将书平分，一笑泯恩仇。

不久之后，朱光与余修在延安举行了简单却热闹的婚礼。李富春作为主婚人夸赞二人是“才子佳人”，毛主席却幽默打断：“富春同志，别急着下定论，我还要亲自‘审查’。”他笑问朱光：“你这个土包子，用了什么法子把这位姑娘从香港哄来的？”一席话惹得窑洞内哄堂大笑。

朱光喝了一口酒，深情望向余修，慢悠悠地讲述了两人十年前在广州相识，如今在延安重逢的故事。毛主席听后连连点头：“这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啊！”掌声如雷，热闹非凡。

抗战期间，朱光跟随朱德总司令作战，担任秘书与秘书长。他不只是作战的助手，更是前线与后方联系的重要桥梁。抗战胜利后，他被调往东北任嫩江军区政委，随后开始从事地方工作。1949年9月，新中国即将成立，朱光从长春调往广州任职。临行前，他专程拜访毛主席与朱德，便有了开篇那一幕。

毛主席见到朱光，先是开玩笑地问：“你是哪一个？”待朱光答道：“我——朱光是也。”毛主席又问：“你还认识我不？”朱光一板一眼回答：“哪个不认识你？中外皆知的伟人！”毛主席笑着追问：“那你为什么先来看朱德，不来看我？”朱德也笑着接茬：“因为我们朱姓一家亲！”一时间，三人笑声连连。

毛主席邀朱光到自己住所做客，进入书房时，朱光被满屋书籍惊得目不暇接。毛主席又调侃：“你这次又想抢哪本书？”朱光连连摆手：“岂敢岂敢。”临别时，毛主席亲笔写下《长征》诗送给朱光，还写下嘱托：“到南方去，与同志们团结一致，把工作做好。”这份赠言，朱光一生珍藏。

到广州后，朱光确实没让毛主席失望。他一干就是十三年，政绩赫赫，清廉自守，甘当人民勤务员，为广州的发展倾注心血。他的名字，也因此深深镌刻在这座城市的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