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是如何被一步步边缘化的？（1）

【跟着《年谱》读《毛选》（008）】《必须注意经济工作》（6）

王明主导中央，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

1931年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泽东未出席这次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绍禹（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这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

1月10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派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项英，同红一方面军总部领导人会合。他向毛泽东、朱德等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苏区和红军领导的指示。

1月15日，根据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决定，项英在小布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局。随即发布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号通告，宣布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周恩来任书记（未到职），项英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等九人为委员，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同时宣布，建立由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取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

苏区中央局组织调整

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区中央局的组织调整，决定在周恩来到职前，由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以上四人组织常委）、朱德、顾作霖以及苏区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

2月17日，农历正月初一，在小布军民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迎春大会上讲话，说：

我们红军四万，只用五天时间就打败十万敌军的大“围剿”，这是红军史上第一次大胜利！这个胜利，是红军的胜利，是苏区人民积极支持红军、保卫苏区的胜利！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积极整训部队，扩大根据地，大搞生产运动，发展苏区经济，以对付敌军的下一次“围剿”。

同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总政治部的任务及红军中政治部与政治委员的关系的通令》，决定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内设总政治部，以毛泽东为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暂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的任务。

3月，中共中央致信各苏区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为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各苏区给中央的报告同时也送他们。

备战第二次反“围剿”，苏区中央局多数人反对毛泽东

4月上旬，中共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宁都青塘（叶剑英、欧阳钦同时到达），参加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毛泽东向中央代表团详细汇报了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过和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情况。

4月中旬，毛泽东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听取中央代表团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肃反问题的政策。会议着重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怎样打以及留在中央苏区打还是退出中央苏区打的问题。

大多数人根据中央三月来信关于“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的指示，认为敌军包围严密、敌我力量对比相差太远，主张分兵退敌，还提出退出中央苏区。

毛泽东提出留在中央苏区打，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军民团结破敌，不同意“分兵退敌”的战略。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这只是消极防御。毛泽东的意见只得到朱德等少数人的支持。

为此，毛泽东提议扩大范围讨论这个紧迫的战略问题。

苏区中央局采纳了毛泽东关于“先打弱敌”的作战方针

4月17日，毛泽东出席在宁都县青塘举行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作为中央局三月举行的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继续）。会上，中央代表团传达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等。

会议根据中央新的决定，经过讨论通过了五个决议。其中《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指出，对“四中全会以及全会后中央的这一切决议与工作，扩大会议表示完全的同意”。这个决议基本上肯定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路线，认为：

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坚决地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

同时又指出：从汀州会议起，“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的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

决议还认为：只是在攻打长沙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才“由开始怀疑立三路线，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

同日，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发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指出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地方武装要主动积极向敌人袭击扰乱，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应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战”的秘诀，采取“化众为零、化零为众”的方法，以完成其应有的任务。

4月18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召集扩大会议，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还有各军军长、政委、参谋长及政治部主任，专门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方针策略。中央代表团传达了中央指示，即在强敌进攻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粉碎新‘围剿’则可考虑转移”。

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

第二次“围剿”的敌军虽多，但均非蒋介石嫡系，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供给困难，官兵恐惧同红军作战。红军则打了胜仗，士气旺盛，官兵一致，准备充分，地形熟悉。根据地群众仇恨敌人，拥护红军，能积极配合红军消灭敌军。因此，红军打破敌军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好，胜利的把握更大。

会上，军队高级干部发言踊跃，坚决主张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赣南、闽西特委负责人发言，也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毛泽东关于留在中央苏区打的意见，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在讨论怎样打的问题时，有些人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垮蒋、蔡有利于红军发展。

毛泽东则指出，在进攻的敌军中，蒋、蔡比较强，过去未打过败仗，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提出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这路敌军较弱，从北方新到，表现恐惧。

经过讨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关于“先打弱敌”的作战方针，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