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闻丨毛泽东致黎锦熙信展开注音字母讨论（毛主席书信35）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

　　邵西先生：

　　先生元旦给我的信，我的秘书处转给文字研究会去了，书也转去了，我未见，不久前才又转回来，我已看了。我同意您的推广注音字母的意见，具体解决，请向文字研究会商洽。尊恙已好些否？宜多静养，如有困难，请告知为荷。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七月廿三日

　　在1954年盛夏的北京，一封仅有百余字的书信从菊香书屋悄然寄出，收件人是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这封由毛泽东亲笔书写的信札，不仅见证着两位故交跨越三十余载的情谊，更折射出新中国初期文化建设的特殊轨迹。信笺上的墨迹虽已干涸半个多世纪，却依然清晰记录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与决策者之间独特的对话方式。

　　时年65岁的黎锦熙正致力于文字改革的探索。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他早在1918年便参与创制注音字母，这份执着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依然未改。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文字研究会”，正是1952年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前身，这个汇聚了吴玉章、马叙伦等学者的机构，肩负着扫除文盲、统一语音的历史使命。信中“同意推广注音字母”的简短表态，背后是决策层对文化普及工程的战略考量——据统计，1949年全国文盲率高达80%，推行拼音方案成为打开民智的关键钥匙。

　　细察信中文辞，毛泽东对故友的关怀跃然纸上。询问“尊恙已好些否”的温暖笔触，与三十七年前湖南一师的师生情谊遥相呼应。1915年，22岁的毛泽东曾向这位仅年长三岁的老师请教治国之道，两人在《湘江评论》时期更结下深厚文字缘。建国后，黎锦熙婉拒进京任职的邀请，却始终通过书信建言献策。这种超越身份鸿沟的君子之交，恰如信末“顺致敬意”的落款般质朴纯粹。

　　在历史的长镜头下，这封书信恰逢汉字改革的关键节点。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前夕，关于文字走向的讨论已趋白热化：是全面实行拼音文字，还是改良现有汉字？毛泽东的批示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暗含深意。他选择支持注音字母而非激进改革，既延续了1940年陕甘宁边区新文字运动的实践经验，也为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埋下伏笔。这种审慎态度，体现了决策者对文化传承与革新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

　　信笺中提到的“注音字母”推广工作，实际上开启了当代汉语规范化的先声。从1918年北洋政府颁布的39个注音符号，到1958年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的确立，四十年间数代学人的智慧结晶，最终凝聚成扫除2.5亿文盲的文化利器。黎锦熙等学者在《中国文字与语言》《国语新文字论》等著作中的理论构想，通过这样的政策桥梁转化为现实力量。据统计，1950年至1956年间，全国参加扫盲学习的人数累计达1.1亿，其中注音字母功不可没。

　　这封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的普通信函，其价值远超私人往来范畴。信纸背面隐约可见秘书处转送文研会的批示流程，折射出建国初期行政运作的独特样态；信中对具体事务“请向文字研究会商洽”的处理方式，则彰显着新型智库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当我们以今人视角重读这段文字时，不仅能触摸到历史转折期的时代脉动，更能体悟知识精英与政治领袖在文明重构中的良性互动。

　　从韶山冲走出的革命者与书斋中的语言学大家，在历史机缘下共同推动着汉字的现代化进程。这封不足两百字的信札，恰似一扇精巧的轩窗，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里，文化理想与现实政治如何交织成独特的时代图景。当泛黄的信纸在档案柜中静静沉睡，它所承载的不仅是两位历史人物的私人情谊，更是一个古老文明在现代化转型中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