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遙遠的未來，歷史會給我一個公正的評價。”
這是韓國前總統盧武鉉遺書的最後一句話。
很難想象，這樣一位以‘堅定果敢’著稱的人，是以何種心境寫下這樣一句話後憤然離去的，他拒絕了人間的審判，選擇了歷史的法庭，用跳崖自殺證明了自己的清白。
在2008年2月盧武鉉卸任時，指責他的輿論稱：“失敗的總統，失敗的政府”；而當盧武鉉真正帶着落寞離開時，韓國民眾這才意識到，盧武鉉是一位“最值得信任的總統。”
在他的遺體告別儀式上，設在峰下村的靈堂周邊5公里的交通都陷於癱瘓，50萬民眾哭泣着護送靈車離開，為他們心愛的總統鳴不平。
而韓國民眾的追悼，應證了臧克家在《有點人》中的那句：
“ 他活着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眾把他抬舉得很高，很高。”
人權律師
盧武鉉少年的經歷與魯迅先生頗為相似。
盧家祖上在朝鮮王朝時代也算是個名門大戶，但後來因為犯了錯誤而家道中落，到盧武鉉出生時家裡只能勉強維持溫飽，無力供給盧武鉉求學。
1966年，盧武鉉從釜山商業高等學校畢業，此後再未深造，最高學歷只是個高中生。雖然不上學了，但他從來沒有停止過學習，在結束了三年兵役之後，盧武鉉立刻投身律師考試中。
韓國的司法考試的難度堪稱“地獄級別”，但考上就能飛黃騰達走向人生巔峰，因此內卷程度絲毫不亞於在深圳考一個公務員。
在頂着巨大的生活壓力之下，盧武鉉連着參加了7次司法考試，終於在1975年上岸了，在兩年後成為了一名地方法院裁判官。
但盧武鉉不是司法考試次數最多的總統，現任韓國總統尹錫悅可是連着參加了9次司法考試。
或許換做任何一個普通人，在經歷過如此坎坷的考試經歷之後，都會格外重視來之不易的工作機會，而且還是法官那樣一個好職業。
但盧武鉉卻不這麼想。
他看到了在朴正熙時代的維新體制之下，法院只能一味地曲意逢迎，這與他想做一番事業的個性不符，於是在只當了8個月的法官之後，他竟然辭職了，轉而去開了一家律師事務所。
盧武鉉的律師所針對的是下層民眾稅務相關的民事訴訟，勝率常常在9成以上，很快成為了整個釜山地區最有名的律師。
那個年代是韓國最動蕩的年代，釜馬事態，朴正熙遇刺，全斗煥政變等等我們此前提到過的大事件逐一爆發，釜山成為了一點就炸的火藥桶，最終釀成了臭名昭著的“釜林事件”。
1981年，全斗煥當局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將釜山22名閱讀聚會的學生、教師、公司職員們，以涉嫌“國家保安法”為由抓捕，甚至連抓捕令都沒有。而抓捕之後，釜山當局極盡殘忍之能事，強行將涉案人員與朝鮮方面綁定，其中19人被判了1-7年的刑。
這一事件極大地觸動了盧武鉉的心弦，他決定為被告者提供免費的辯護，在法庭上義正言辭地對當局嚴刑逼供進行指責，引起了全國的轟動。
儘管胳膊擰不過大腿，這幾個被告人員仍被判刑，但盧武鉉從此走上了“人權律師”的道路，他四處奔波，為民請命。
在後來1982年釜山美國文化院縱火事件上，他再次挺身而出，收穫了不小的威望。
也正是這一時期，一名法考學霸敲響了盧武鉉律師事務所的門，他就是盧武鉉後來的終身知己——文在寅。而當時誰也不會想到，小小的一間律師事務所內竟然能走出兩位韓國總統。
初次見面後，盧武鉉這樣向文在寅闡述了自己的理想：“要做一名乾乾淨淨的律師。”
這句話讓文在寅大為感動，一種真切的“同質感”蓬勃而出。
後來文在寅這樣回憶道：“此時此刻，我與他命中注定的相遇，影響了兩個人的一生。”
兩人在做“人權律師”時，始終貫徹兩個原則：
一是保持自身乾淨，做到身正不怕影子斜，廢除中介費、稅務透明公開、私生活上潔身自好，不讓全斗煥當局找到一絲把柄，連高爾夫球都要敬而遠之。
這也就導致盧武鉉這樣“名震全國”的大律師，月收入只有200萬韓元。
二是將刑事訴訟的各種規定貫徹到底。
在第五共和國時期，法律如圖廢紙，各種不按規章流程的審判比比皆是，但只要盧、文二人出庭當律師，哪怕是細枝末節的小事，他們都會揪着不放，與法庭抗爭到底。
比如要求嫌疑人取下手銬，要求法庭給予被告椅子，甚至當檢察官質詢時講話沒有用敬語，盧武鉉都會跳起來提出嚴正抗議。
1985年，盧武鉉和文在寅等共同發起成立了“釜山民主市民協會”，不少民主人士都參與其中，向全斗煥治下無視人權的政策發起了衝擊。
就在成立當天，釜山警方包圍了進出口，禁止任何人入場，盧武鉉一氣之下竟然躺在馬路中央向當局抗議，當時就有人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過激律師”。
盧武鉉則不以為然，他認為那種斯斯文文，裝裝樣子的抗爭解決不了任何問題。而在一次又一次地過激行為中，盧武鉉成了釜山當局最頭疼的律師。
1987年1月，“朴鍾哲刑訊致死事件”造成了韓國全國的震怒。盧武鉉號召起“釜山民主市民協會”舉辦追悼會，民眾高唱愛國歌曲，盧武鉉在街頭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整個馬路都被堵得水泄不通。而上次釜山鬧出這麼大的街頭集會，還得追溯到朴正熙遇刺之前。
韓國警方很快出動了，無數的催淚彈鋪天蓋地地傾瀉，盧武鉉帶領1萬多學生們靜坐示威。
警方在一夜之間4次向法院申請對盧武鉉的逮捕令，但都被駁回，最終盧武鉉在沒有逮捕令的情況之下被強行抓進去，待了50多個小時才被放出來。
同年7月，一名叫李錫圭的工人在示威時被催淚彈擊中身亡。
得知消息的盧武鉉立刻趕往現場援助，警方們看到“過激律師”盧武鉉又來了，當即捏造出了“妨礙葬禮罪”這麼一個奇葩罪名將其拘留，不給他說話的機會。
99名釜山頂尖律師自發組成了史上規模最龐大的律師團隊，跑來為盧武鉉辯護，光審判長念名單時，喊“到”的聲音都足夠讓在場每一個人震撼了。
最終，盧武鉉只被判繳納100萬韓元後就釋放了。
幾次遭遇非法拘禁給盧武鉉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聲望，他出獄之後受到了“英雄歸來”的待遇，不僅在釜山，整個韓國都聽說了盧武鉉的故事。
盧武鉉也是在這樣的歡呼聲中決定走向政治舞台。
“傻瓜”競選人
盧武鉉投身政壇的牽頭人是時任統一民主黨總裁金泳三，盧武鉉也非常有意參加到這位民主鬥士的麾下。在參與競選議員活動中，盧武鉉打出了他的選舉口號：“人活着的世界。”
這簡短又樸實的一句話，勾起了韓國民眾的共鳴，從李承晚到朴正熙再到全斗煥，沒有一屆韓國政府能真正地把民眾當成人看的，如果連基本的人權都不能保證，又何談什麼國家呢？
盧武鉉的這一口號成功團結起了底層民眾，他也順利成為了國會議員，並在調查“第五共和國”時期“日海財團”腐敗案上，一舉成為了政壇新星。
但很快，盧武鉉和金泳三也出現了分歧。
原因是盧武鉉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對“三黨合併”事件的抗議，他將三黨合併視為對民主勢力的背叛，隨後帶着剩下的統一民主黨成員跑去了金大中在野黨那邊。
盧武鉉絲毫沒有顧及跟金泳三作對將帶來的後果，本來釜山是他的主要選區，自己也有在釜
山長期工作的經驗，利用這一優勢選舉成為一個議員本不算難事。
但釜山是金泳三的政治根據地，從高中以來金泳三就在這裡生活，被金泳三稱為“第二故鄉”，這裡的民意基本跟着金泳三個人走，不選金泳三的民眾，甚至還會遭到街坊鄰居的鄙視。
因此盧武鉉失去了在釜山的政治根基。
這就是韓國政治最顯著的特徵——地域主義，競選者能不能在某地區獲得選票，不取決於政策，而往往取決於與地區的關係。
但盧武鉉想好了，他要跟地域主義這一根深蒂固的頑疾對抗到底，並要去釜山競選市長。
從1992年到2000年，盧武鉉四次挑戰競選釜山東區國會議員，無一例外地全部失敗，甚至還出現過“台下沒有聽眾，台上他一人演講”的景象。
收不到選票的盧武鉉淪為了當地民眾的“笑柄”，人們廣泛稱其為“傻瓜盧武鉉”。
最後還是在金大中的提攜之下，盧武鉉才得以在政府中任職。
而盧武鉉的這段經歷也出現了意外之喜，不少人被盧武鉉的勇敢堅持所打動，網絡上出現了“愛盧會”這一團體，並且迅速壯大起來，成為了後來盧武鉉堅定支持者。
他們曾集體向盧武鉉寫信，信中的一句話是這樣說的：“請你做我們的永遠公僕”。
終於，在2001年9月，盧武鉉又一次來到了釜山，這次他宣布了他新的野望，參加第16屆總統競選。
總統任內
盧武鉉宣布參選後的第一件事，並非大張旗鼓地搞宣傳，打廣告，而是抓緊時間報了個“補習班”去學習。
畢竟盧武鉉的最高學歷也就是個高中生，很多該受的高等教育他都沒經歷過。為此，他把安保、經濟、教育等幾個部門的專家召集了過來，搞了一個學習小組，通宵達旦地學習文化課。
文在寅等人則忙前忙後地去給他拉攏各種人脈關係。
在大選即將開始前，還出現了黨內候選人鄭夢准，突然不願意與盧武鉉搞單一化選舉人的狀況，撤回“失敗後將對盧武鉉進行支持”的承諾。
大家紛紛勸說盧武鉉去勸勸鄭夢准，說點好聽的，結果盧武鉉竟然呼呼大睡去了。
而當離大選日期越來越近時，文在寅愈發感受到了盧武鉉的蛻變，他回憶道：
“他的演講緊扣心弦，與過去他參選國會議員和競選釜山市長時都不一樣，完全上了一個層次。不僅是口才，他對經營整個國家的宏觀認知也不可同日耳語。”
當反對者們將矛頭對準盧武鉉的老丈人——權五石，指責他曾是左派分子、曾參加游擊隊活動時，盧武鉉從容地這樣回答：
“我結婚的時候，岳父已經去世了。在結婚之前就知道我岳父是赤色分子。然而我們生兒育女，結婚十幾年恩愛至今。
難道因為我岳父是赤色分子，我現在就要拋棄我的妻子嗎。你們要選一個拋棄妻子的總統嗎。如果你們覺得有這樣的妻子就不配當總統，那我就不當總統。
如果你們讓我做，我就認真的做。”
在他說完後，無數人為他起立歡呼，一個有情有義的競選人形象打破了人們對於傳統政客的認知，此前很多政治敏感者也紛紛轉而將選票投給了盧武鉉。
終於，2002年12月26日，盧武鉉擊敗韓國新國家黨候選人李會昌，成為新一任總統。
盧武鉉當選的消息傳來後，釜山一片歡騰，民眾們紛紛慶祝這個曾經不懈努力想當上釜山市長的“傻瓜”成功當選，盧武鉉也走上了街頭，招手向民眾揮手致意。
回憶到那一天的盛況，文在寅這樣回憶道：
“這裡是我與盧律師一起頂着催淚彈走過的街道，我們也曾高喊民主的口號在這裡倒下，現在這是一條洋溢着喜悅的街道，我多麼希望這個瞬間能夠永遠持續下去。
未來要經歷的痛苦和難關，是當時的我們還無法想象的。”
韓國民眾選擇盧武鉉的最大原因，是因為他那近乎偏執的道德感，但顯然，要治理好一個國家僅有道德是不夠的，“聖人”名號也成為了盧武鉉後來擺不脫的包袱。
從後人的角度看來，悲劇或許從他被選上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