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初期，如何在重農與輕農間抉擇？又怎樣維持農業的科學發展？

2024年12月14日14:32:04 歷史 1302

每當有代表新的生產關係的新興階級登上歷史舞台時，總會推翻舊的制度，促進科學文化的發展。

那麼，西漢文化的建立經歷了哪些改革？他們是如何在眾多發展路線中找到合適發展道路的？

重農還是輕農是歷代儒法斗爭的重要問題之一

在我國漫長而悠久的歷史上，儒法兩條路線的斗事，從來就是革新與守舊、進步與倒退 的斗事。兩千多年來，這種鬥爭雖有升沉起伏，但始終沒有停止過。

儒家，一直是守舊和倒退的代表，而法家則是代表着革新和進步。這種鬥爭在不同時期雖然內容不盡相同，但重視農業還是輕視農業、重視實踐還是輕視實踐、重視科學技術和發明創造還是輕視科學技術和發明創造，則是歷代儒法鬥爭的重要問題之一。

儒家從其祖師爺孔老二起，就一直是輕視農業，鄙視生產勞動的。孔老二，這個沒落奴隸主階級的代表，經常宣傳：“君子謀道不謀食”。就是說要當一個奴隸制的衛道士，只要用心學習奴隸主貴族的一套道理，不必去關心生產勞動。以後，孔老二的徒子徒孫們也都是如此。孟軻更是窮凶極惡，叫囂要把提倡“耕戰”的人一律處以重刑。

他說：“善戰者服上刑，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而法家則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比較講求實際，他們能在不同程度上，看到農業和農民在保障和加強新的封建經濟基礎上的作用，所以 他們主張發展農業、獎勵耕戰，而反對儒家的虛偽和空洞的說教。

戰國時期的法家傑出代表商鞅和其後的荀況，以及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和新興地主階級的傑出政治家秦始皇等等，都是如此。他們的重農理論和採取的一系列政策，對我國歷史上農業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起了不同程度的促進作用。

韓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學思想和“法治”理論，是秦始皇政治上實踐的主要理論依據之一，在他的著作中會憤怒痛斥儒家倒退復辟的論調，堅決主張採取各種措施，獎勵人民耕戰，開荒生產，用以保障和加強新興封建制的經濟基礎。他痛斥儒家的說數是“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此勸飯之說”。

意思就是說儒家的那套說教就是不講開荒生產而光講施捨、賞賜，只是說好聽的而實際做不到的廢話來欺騙人民。他在有名的《五蠹》一文中，批評當時一些國家情況是“言耕者眾，執未者寡”,只倘空談，而不去從事耕戰，這必然會造成國貧兵弱。要扭轉這種局面，也須以戰功和耕種成果作為封爵受祿的標準。

為什麼歷代法家重視農業而儒家輕視農業呢？這是由其階級地位和世界觀所決定的。法家，一般都是當時的新的生產關係的代表，其所制定的政治路線能夠反映歷史發展的趨勢，符合祉會發展的潮流，而生產斗手包括農業生產在內，從來都不是遊離於政治斗事之外的，是受其政治路線支配，並為其一定政治目的服務的。

他們一般能夠看到，發展農業在鞏固封建社會經濟基礎和統治地位上的作用，所以一般都重視農業，獎勵耕戰。因之，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就可以看到，當法家路線佔據統治地位時，農業生產和農業科學就發展快一些，而當儒家思想佔據統治地位時則相反。

西漢，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法家路線曾經佔據統治地位，那是我國歷史上繼秦之後，又一個法家路線勝利的歷史時期。所以那時的農業和農業科學就有了較快的發展，是整個封建社會比較繁榮昌盛的時期。所以研究西漢時期的法家路線和農業科學的發展是很有意義的。

西漢時期的法家路線與農業科學發展

從公元前二零六年到公元八年的214年時間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西漢時期。這一時期從漢高祖劉邦到宣帝劉詢的150多年時間，則是西漢農業從恢復到發達的時期，而自此以後，則呈現衰落現象。這裡論述的主要是西漢的前期和中期。

劉邦代表的新興地主階級，在農民起義的基礎上，戰勝項羽，而建立了西漢王朝。這時，擺在劉邦面前的形勢和斗事是很複雜、很尖銳的。奴隸制復辟的危險依然存在，六國舊貴族安圖復辟奴隸制的勢力還比較強大。

劉邦，作為地主階級上升時期的法家代表，清楚的看到這一點，意識到繼續粉碎奴隸主貴族殘餘勢力的復辟倒退活動，鞏固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度，發展封建經濟和文化，仍然是擺在地主階級面前的歷史任務。

劉邦在建立西漢以後，繼承由“千古一帝”秦始皇開創的事業，堅持法家路線，鞏固中央集權制，堅決打擊奴隸主貴族的復辟倒退活動。他採取果斷的措施，消滅新起的割據勢力，把六國舊貴族和地方豪強十萬多人遷到長安附近，以加強控制。

劉邦死後，呂后掌權。繼續執行了劉邦統一中國的法家路線。以後文帝、景帝、賈誼、晁錯的政策，也都是劉邦路線的繼續和發展。“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研究西漢前期農業較快發展的歷史事實，使我們對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獎勵耕戰，確立和鞏固以“農”為“要”的封建經濟制度，是法家路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漢高祖以後到宣帝時期，一直是如此。這可以從他們的詔書和法令看出來。漢高祖五年先後頒布了“以有功勞行田宅”和“復從軍吏卒”令。兩個法令的基本內容就是：按軍功，分等級，把大量田地和房屋獎給將吏士卒，免除他們的徭役，鼓勵他們從事封建農業生產。

景帝三年也詔書全國，稱“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文帝也會下詔書，稱“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這些都表明西漢的統治階級對農業的重視。

由於秦始皇死後，以趙高為代表的奴隸主貴族，大搞復辟倒退，血腥屠殺，更加激起人民的反抗，因而戰事連年不斷，再加上大饑荒，使人口可驚的減少和土地大量荒蕪。所以增加勞動力也就成為當時發展農業生產的重要問題。漢高祖實行重農抑商政策，獎勵墾荒，招集流亡，“大赦罪人”,固定十五稅一的田租，以發展農業生產。

漢惠帝採取了獎勵人口增殖的措施。文帝提倡農耕，並免收農田租稅十二年。景帝即位後，收民田牛租。正是由於來取這些措施，耕地面積有了很大發展。西漢時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即制定了一條正確的打擊奴隸主，鞏固中央集權的政治路線，又制定了一條正確的解放勞動力，擴大耕地，減輕賦稅等具體的發展農業的政策，這就為西漢的農業生產發展提供了保證。

西漢在發展農業生產上另一個有成效的措施就是興修水利工程。“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秦以後我國水利工程事業有了很大發展。但大規模的治水，卻是自漢武帝開始。

當時主要有幾個大型的水利工程。一是開龍首渠，這是從現在的陝西澄城縣引洛河水至商顏山下以灌溉農田，但因洛河岸常崩塌，開渠不成，勞動人民就發明了開井渠的辦法，開通地下水面，深達數十丈，使井井相連。

自商顏山引水到山之東側，長十餘里，工程頗大；二是擴大涇水系灌溉系統，開六輔渠，灌溉鄭國渠過去所不能灌溉的高地；三是為解決運輸問題開漕渠，此渠自今日長安縣西南引渭水經華縣、華陰到潼關與黃河匯合，長三百餘里，可節約一半的運輸時間，並可灌溉農田萬餘頃。

在漢代對農業生產具有重大進步作用的還有新的耕作栽培技術的推廣和應用。這方面最突出的是趙過代田法和汜勝之區田法。代田法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高壟栽培，輪番利用。這樣做，既可獲得較高的產量，又利於保持土壤肥力，把用地和養地很好結合起來。

區田法則是代田法的進一步發展，可以說是我國作物栽培園田化的創始。它是採用寬幅點播和方形點播的方法。這種方式既接受了以往的寶貴經驗，並運用了當時綜合的農業技術，從而達到. 了增產之目的。

可知西漢自劉邦起就很重視農業，其措施是增加勞動力，開墾荒地，改良農具，大興水利和推廣新的栽培與耕作措施。當然，推行這一套發展農業的措施井不是一帆風順的，事實上，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長，都充滿着矛盾和斗事，即使在古代也是如此。所以盡管在西漢的前期和中期，法家路線會居於統治地位，但在具體實行過程中，仍然遭到反對，甚至是激烈的反對。

西漢中期對法家路線攻擊最惡毒的就是董仲舒了。董仲舒竭力攻擊商鞅、韓非的法家理論是“以貪狼為侶”,咒罵秦始皇“焚書坑儒”是“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還惡毒地誣衊法家思想“遺毒餘烈，至今未滅”,恨不置之死地而後快。

他向漢武帝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這也就是歷史上臭名昭彰的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反動主張。漢武帝雖然表面上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但並沒有真正實行。他采用的是汲黯、桑弘羊、張湯等法家路線。

從反映儒法兩家大論戰的《鹽鐵論》中，更可看出西漢前期和中期法家路線的貫徹不是那麼一帆風順的。公元前81年，年幼的昭帝繼承了漢武帝的皇位不久，召開了鹽鐵會議。在這次會上，以桑弘羊為代表的法家和以霍光為後台的儒家展開了激烈的論戰。

從劉邦起所推行的法家路線和在農業上執行的具體政策，井不是也不可能是為勞動人民着想的，因為他們畢竟是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他們的一切都是為了鞏固其統治地位和封建制度，作為剝削階級，他們不可能切身感到勞動人民的疾苦。

但由於他們所代表的地主階級，還是在上升時期，是先進生產關係的代表，所以他們推行的路線和在農業上執. 行的具體政策，確實是收到了好的效果，促進了西漢前期和中期農業的高度發展，使之達到了封建時代較高的水平。

勞動人民的豐富實踐和發明創造，是發展農業科學的豐富源泉，所以依賴於農業生產實踐的農業科學，隨着農業生產的發展，也有許多突出的成就。象趙過、汜勝之等一些著名農學家總結了群眾的豐富經驗，寫成了一些寶貴的農學著作。今天流傳下來的《管子》、<汜勝之書》,就是兩部重要的農業科學著作。

隨着漢代大興水利，水利工程技術也達到較高的水平。在漢代，能引水灌溉高地農田，這證明灌溉工程技術較秦以前有較大的進步。施肥、深耕和作物栽培技術，在<汜勝之書》中有了更廣泛、深入的反映和敘述。

從西漢的這段歷史中，我們看出，西漢前期和中期，由於劉邦為代表的法家，執行了正確的符合歷史發展和進步要求的法家路線，從而使農業生產有很大發展，社會經濟空前繁榮。而依賴於農業生產實踐的漢代農業科學，也因漢代農業生產高度的發展，才有巨大的進步。也才會出現象趙過、汜勝之那樣的大農學家和象<管子》、<汜勝之書》那樣影響深遠的傑出農書。

相反，在西漢後期，執行的是董仲舒那套儒家路線，農業生產走了下坡路。從這裡也清楚表明了法家對農業科學的發展是起了促進作用，儒家對農業科學的發展是起着阻礙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