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賀子珍病逝前，囑託哥哥賀敏學一件事：替我轉達給小平同志

1984年，賀子珍，這位與中國革命命運緊密相連的女性，帶着她對祖國深沉的愛與未盡的遺憾，走完了人生的最後一程。在臨終前，她握着哥哥賀敏學的手，鄭重託付了一件事，這件事不僅傳遞了她的心聲，也成了她生命的最後寄望。

賀子珍，1909年出生在井岡山下的一個普通鄉紳家庭。雖然生活環境平凡，但父親思想開明，讓她與哥哥一起接受了系統的教育。年少時的她聰慧好學，胸懷天下，立志改變當時苦難的中國。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不僅是古代詩人的呼喊，也是賀子珍的初心。受到新思想熏陶，她加入了青年團，積極投身於革命運動之中。

1927年，賀子珍隨革命隊伍撤入井岡山，與毛澤東初次相識。彼時，毛澤東的第一任妻子楊開慧因革命犧牲，他飽受喪妻之痛。在井岡山上，賀子珍憑藉堅定的革命信念與過人的才幹，迅速贏得了大家的敬重。她不僅是能幹果敢的戰士，更是毛澤東身邊細緻入微的夥伴。在這段最為艱難的歲月中，兩人共同經歷了風雨的洗禮，結下了深厚的情感。

在井岡山，賀子珍既是毛澤東的戰友，也是他的助手與伴侶。毛澤東常年勞累，身體虛弱，賀子珍便四處尋找食物為他補充營養。物資匱乏，她冒險下河捕魚、尋找野菜，甚至長途跋涉幾十里為他尋醫問葯。戰鬥中，她更是毫不畏懼，曾為保護受傷的戰友，直面敵軍的轟炸，導致自己身受重傷。這些經歷，無不彰顯她的堅韌與忠誠。

然而，革命路上的艱險並未阻擋賀子珍的腳步，但感情的波折卻讓她倍感沉重。隨着革命事業的推進，毛澤東與賀子珍的關係逐漸出現裂痕。在繁忙的工作與革命形勢的壓力下，兩人之間的誤解與隔閡日益加深。1937年，在誕下女兒李敏後，賀子珍決定離開毛澤東，獨自前往蘇聯求學。

離別時的賀子珍已有身孕，她的選擇更多是情感與現實的糾葛。儘管身在異鄉，她依舊心系毛澤東與革命事業。蘇聯的生活清貧而孤寂，賀子珍省吃儉用，將生活費的大部分用於照顧毛澤東的兩個兒子毛岸英與毛岸青，兩個孩子也親切地稱她為“賀媽媽”。然而，當她期盼學成歸國再續前緣時，卻等來了毛澤東一封冷淡的信件，信中稱她為“賀子珍同志”，意味着這段婚姻正式終結。

1947年，賀子珍結束蘇聯的學業，回到中國。這時的她，已不再是那個意氣風發的革命青年，而是身心疲憊的母親與戰士。回國後的她，被安排在哈爾濱、上海等地工作和養病，卻始終未能回到北京，甚至被攔阻在北京火車站外。然而，她並未因此心灰意冷，始終默默關注毛澤東及中國的發展。

1959年，賀子珍在廬山與毛澤東再次相見。這次會面，沒有責問，沒有埋怨，只有沉默與淚水。十年的夫妻情深，二十二年的別離苦痛，盡在這短短的一次相見中化作唏噓。這是兩人的最後一面，自此，毛澤東未再登臨廬山，而賀子珍卻多次前往，只為追尋曾經的回憶。

直到1979年，賀子珍因革命貢獻，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這讓她的生命重新燃起了鬥志。然而，病魔已將她折磨得虛弱不堪。即便如此，她依然以革命戰士的姿態與病痛抗爭。1984年，賀子珍走完了人生的最後一程。

彌留之際，賀子珍握住哥哥賀敏學的手，用盡全力說出了她的遺願：“哥哥，這是我第一次向組織提要求，也是最後一次。我死後，想去北京，想葬在北京，請務必轉達給小平同志。”賀敏學含淚點頭，將這一請求如實向組織彙報。

得知消息後，鄧小平立即指示，批准賀子珍的遺願，並下令中央領導人送花圈，將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至此，這位漂泊一生的革命戰士終於回到了她魂牽夢繞的地方，與曾並肩作戰的戰友們在精神上團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