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为什么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的贵州军阀柏辉章的屋子里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卓然，李富春，刘伯承，邓小平，列席会议的有李德，伍修权，共20人。

会议中，博古作了“正报告”，他在谈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强调了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强大，强调了全国革命力量的薄弱，却不去检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周恩来作“副报告”，周恩来着重谈军事问题，他检查了指挥上的重大失误，并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博古和周恩来报告后，张闻天马上发言，他照着提纲发言，指名道姓批判博古，批判李德，人称“反报告”。

张闻天的一席“反报告”使会场群情激愤，积压多日的对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怒火迸发了。

当张闻天刚刚结束了反报告，毛泽东就发言了，他的发言用了三个“主义”概括。

毛泽东概括的这三个“主义”，颇为深刻：

先是冒险主义～指的是打赣州，“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

继而是保守主义～指的是广昌之役，阵地战，堡垒对保垒。

然后是逃跑主义～仓促突围，实行逃跑。

毛泽东讲完之后，王稼祥接着发言，他的发言很干脆，直截了当地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

第二，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

第三，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

王稼祥的发言，是对毛泽东的有力支持，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接连放了三炮，使博古和李德的地位彻底动摇了。

周恩来此时实际上是党内军队最高领导人，他是遵义会议的组织者，他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

周恩来的支持，是遵议会议上最关键的一票。

在遵义会议之后，博古下台已成定局，终于在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乡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博古结束了他的中共中央负总责的职位，张闻天取代博古做了中共中央负总责。

遵义会议结束，毛泽东骑着一匹大白马行军，被压抑了两年零三个月的激情，此刻爆发了，他期望着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

一半是由于求胜心切，一半是由于情报错误，毛泽东首战失利，土城战役失败。

吃一堑长一智，毛泽东指挥红军“回兵黔北”，于1935年2月18日19日二渡赤水，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一下子歼灭王家烈的8个团，乘胜再次攻占遵义城。

接着又痛击吴奇伟的增援部队，这一仗共歼敌20个团，成为长征以来的最大胜仗。

遵义大胜，中共中央正式恢复了宁都会议所撤销的毛泽东的军职，红军的司令员为朱德，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

3月12日，新的三人团在贵州苟坝宣告成立，即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新的三人团，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

从此，毛泽东成为红军最高首长，虽然朱德是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但朱德受新的三人团领导。

在遵义会议后的第46个年头，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遵义会议，这样高度评价：

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胜利的新局面。

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86年，美国记者索尔兹伯写道：

“遵义会议之后，一切都变了，这是分水岭，毛泽东牢牢地掌握了领导权，而且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宣布独立于莫斯科的指挥棒。

在以后的25年里，世界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独立性，但斯大林却早已把这独立性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遵义会议还标志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大联合，从此以后，他们一辈子保持了这种伙伴关系，至少一直保持到他们去世前的一两年”。

红星闪耀【第二十三期】

遵义会议旧址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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