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美國國務院在一份備忘錄中宣布，特朗普政府將從12月15日起對h-1b簽證申請人加強審查，此前，學生和交流訪問學者已需接受這樣的審查。h-1b簽證允許美國僱主僱用某些專業領域的外國員工。特朗普政府加大審查力度引發輿論關注。
西方輿論認為，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對科研界形成衝擊後，美國大量科研人才的外流，恰恰為中國提供了機會。中國更多年輕學者不再選擇赴美，畢業後便留在國內發展。《經濟學人》近日文章指出，這樣的人才流動趨勢，正在削弱美國在對華科技競爭中最重要的優勢之一，即失去吸引並留住全球頂尖人才的能力。
▲5月29日，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校長出席畢業典禮。
文章稱，這一轉變自特朗普第一次執政時期便已開始，在學生、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人群中最為明顯。長期以來，中國科研人員一直是美國境內最大的外國研究群體。但如今，越來越多的中國科學家和學生正在回歸祖國。
2000年至2019年，中國赴美留學生人數增長了六倍，並在2019年達到37.2萬人的峰值，佔美國全部國際學生的三分之一以上；但自此以後人數急速下降近30%。除疫情影響外，美國政策收緊及輿論敵意也成為重要因素。與此同時，美國高校在中國的吸引力明顯減弱。一些聲音認為，曾經象徵競爭優勢的「海歸光環」正在褪色。國內就業市場飽和後，中國企業僱主認為本土畢業生並不遜色於美校背景，一些在美畢業生甚至出現「兩頭落空」的困境。如今，越來越多的頂尖生源選擇直接留在中國。
類似趨勢也正在科研領域顯現。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家謝宇的研究顯示，2010年至2021年間，約有近2萬名華裔科學家離開美國，且自2018年起加速流失。那一年，特朗普政府啟動「中國行動」計劃，針對華人學者、中國企業等展開一系列調查、訴訟。此舉引發系統性不信任，造成寒蟬效應，加速了高端科研人才的流失。
特朗普再次執政以來，繼續在人才交流領域對華施壓。今年5月，美國國務卿魯比奧稱將「積極撤銷中國學生簽證」；雖然特朗普隨後又表示希望再引入60萬名中國學生，但前後矛盾的言論使美國的相關政策更顯混亂。現在，美國國會的個別委員會仍在建議加強對中國學生的限制。特朗普也在提議對新h1-b簽證收取10萬美元費用。該簽證主要用於科技企業引進技術人才，中國和印度申請者將受到最大衝擊。
▲3月2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簽署行政令，要求教育部長琳達·麥克馬洪推動教育部關閉。
《經濟學人》的文章認為，中國從美國的這些舉動中獲益良多。2021年，離開美國的中國科學家中有三分之二選擇回到中國，而在2010年這一比例不足一半。原因非常明顯：中國自本世紀初以來的科研投入（按實際價值）增長了16倍，同時多項迴流計劃持續為學者提供優厚支持。中國深知，某些行業的領軍人物的回歸往往具備示範效應，會帶來更多人才迴流。典型例子是，曾在美國任教的中國學者施一公已在杭州共同創辦新型研究型大學，目前已吸納超200名學者。
關鍵科技領域是美國下一個需要擔心人才流失的方向，尤其是在人工智慧等產業。矽谷依然聚集著大量中國頂尖人才，因為美國仍是全球ai人才的首選目的地。但中國是這些人才的最大來源地。根據美國智庫保爾森基金會2022年的一份報告，近一半的頂尖ai研究者以及在美國工作的近40%的ai研究者來自中國（以本科就讀地判定）。
上述數據表明，許多美國科技巨頭依賴中國員工的專業能力。有美國媒體稱，meta今年6月成立的「超級智能實驗室」的11人團隊中，中國人佔據了大多數。中美關係的緊張也在行業內出現「外溢」現象：比如中國學者姚舜宇今年轉投谷歌deepmind，他稱前僱主anthropic暗示中國為「敵對國家」，成為其離職的重要原因。
▲10月28日，美晶元巨頭英偉達公司ceo黃仁勛表示，美國需要在中國布局，贏得那裡的開發者。美國如今的出口管制政策使其失去全球一半的ai人才。從長遠看這是不利的，對美國自身的傷害更大。
《經濟學人》這篇文章指出，雖然美國仍是全球最主要的ai中心，但中國正穩步追趕。近80%的非美國籍ai研究者畢業後傾向留在當地工作，但迴流中國的比例已從2019年的4%升至2022年的8%。有學者認為，赴美中國人才管道正在收縮，而中國的大學和企業正在產出更具分量的ai研究。當美國越是排斥這類人才，他們在中國受到的歡迎就會越熱烈。
除了人才流失以外，西方也面臨自身創新機制的問題。《經濟學人》11月27日發表的另一篇文章寫道，中國深厚的人才儲備、廣泛的製造基礎以及龐大的市場規模，正使其在無人駕駛、藥品研發等關鍵產業進行高速創新。反觀美國許多州（尤其是民主黨執政的州）的監管機構，正阻撓或拖延自動駕駛汽車的發展；特朗普政府還對哈佛大學等高校發動攻勢，削減基礎研究經費、並對科技移民持敵視態度。
這篇文章稱，在藥物領域，隨著中國臨床試驗份額的提升，歐洲正逐漸失去優勢。歐洲的監管機構往往以犧牲冒險精神和創新實驗為代價，來追求安全。
文章提醒稱，美國等西方經濟體容易陷入對中國崛起的宿命論。然而，中國私營部門的創造力與監管機構的靈活性同樣是關鍵因素。令人擔憂的是，西方正朝著錯誤方向前行。中國的未來並非註定，但若西方希望在關鍵科技領域保持競爭力，就必須從中國崛起中汲取正確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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