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昆成(華中師範大學)
一九二三年,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中寫道:「群眾,——尤其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北京的羊肉鋪前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彷彿頗愉快,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而況事後走不幾步,他們並這一點愉快也就忘卻了」。這說的是一種「看客」心態,一百年後,公元二〇二三年的今日中國,這種現象卻還始終存在著。
6月29日,蘇州一男子站在樓頂欲輕生,一名大爺站在樓下,對著樓頂男子喊罵「不跳不是人」。而後輕生男子跳下,當晚不幸身亡,該大爺沈某(67歲)也被當地警察局依法行政拘留。(7月1日 央視網)
看熱鬧的人,自己也成了熱鬧。「看」與「被看」之間,並沒有風景獨好,而是存在著一個荒蕪的精神世界。梁曉聲《看客中國》中將「看客」概括為兩種,一種「麻木不仁已無衝動可言」,一種「惟恐天下無亂」,「倒賣起血饅頭,如同稀貨販子在鬼市兜售稀貨」。無論是冷漠無情的看客,還是幸災樂禍的看客,擁有的是一種動物的獸性的感官,擁有的一種「人吃人」的精神。他們不但不去解決矛盾,反而為矛盾的激化而奔走相告。
觸犯到法律紅線的「看客」可以用道德譴責、法律懲治,但是那些藏在陰影中的更多「看客」又該如何治療呢?法律固然重要,法律的存在可以為社會規範和道德價值提供保障,法律的嚴懲可以起到威懾作用,警示公眾不能參與或助長這種「看客」行為。但法律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只是儘可能將那些觸碰到法律紅線的「看客」收入法網之中。只要生長「看客」的土壤始終存在,那麼「看客」就會有如韭菜般一茬一茬地生長。
治療「看客」在於治療國民之「愚」,治療國民之「愚」在於國民教育。「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這是魯迅寫在《吶喊·自序》中的。如果說法律是割除「看客韭菜」的鐮刀,那麼教育就是改變「看客土壤」的農藥,是改善國民精神世界的慢效葯。
在一切互聯的環境下,「看客」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劉學州、「粉發女孩」、武漢「校內碾壓致死」男童母親……他們的悲劇猶在眼前。網路時代的一些新的「看客」,自認為是福爾摩斯,彷彿擁有上帝視角,將人肉、「鍵盤俠」的本領用到了受害者的身上。其中還有一些表演正義的「看客」,由名而利,吃著新時代的「血饅頭」,這樣的「看客」較之冷漠無情、麻木不仁的傳統「看客」還要冷血。就比如男童母親一事件中,百萬粉絲大V「鄂有正能量」非但沒有安慰受害者,反而化身「鄂有惡能量」,質疑男童母親只是想要「多要點賠償」而鬧事。其中還有與其一起網暴的公眾號,在網暴受害者之後,又來表演正義指責網暴者。相較之下,「袖手旁觀」竟也可成為一種美德。
對於「看客」,譴責是不夠的,法律也是不夠的。在網暴者被禁言、被懲治之後,眾人發表一番感言之後,往往又是「一地雞毛」。很少會有人去注意在網暴之後、出頭的「看客」之後,去幫助那些受到「看客」心態影響的個體重新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我們都是中國人,「中國人不騙人」。在「看」與「被看」之間,沒有一個人能夠袖手旁觀,沒有一個人能夠置身事外。
教育,教「愚」。「愚」是在於精神性上的,而不是在於知識性上的。中國人之間沒有「看客」與「被看」的區別,沒有人天生就是「看客」。所以我們的教育堅持「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把精神與德行擺在知識的前面。我們的語文教材把魯迅的文章作為重中之重,對「看客」心態的危害進行深入解讀,並引導學生認識到這種心態對個人和社會的負面影響。
消除「看客後遺症」需要法律,需要《刑法》,需要《民法典》,更需要法律和教育兩者共同發力,需要全中國同胞們的努力和包容。一個更加包容的社會,一個能給予受到「看客後遺症」影響的個體自我改變的機會的社會,這樣的社會,「看客」勢必會越來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