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80後」鄉村女性們，以自己的經濟功能和自由作為交換，從城市回到家鄉，希望幫孩子從教育路徑獲得安身立命的能力，過上比父輩更好的生活。但生活的複雜性，不是完全能靠教育解決的；而教育的複雜性，也不是完全能靠她們的堅持和經驗解決的。
隱秘的角落
東至縣城不大。這個位於長江中游的安徽縣城地勢平坦，如果騎著電動車走直線，一路穿過最近10年新開發的樓盤和大酒店，從城南逛到城北，大概只需要15分鐘。
王艷華靠不同的學校來勾勒這座小城的模樣。她是從農村來到東至縣城陪讀的媽媽，對她而言，首府、雅苑、國際大酒店這些嶄新、洋氣的建築物，並沒有那幾所陳舊的學校來得熟悉。王艷華能快速理清城裡學校的分布：城南邊有一所中專，周圍主要是服裝店、飾品店；城中部，東至二中、三中這兩所省重點中學和縣實驗小學，分布在馬路環島的三個方向。這是縣城裡的教育重地，也是經常擁堵的地段，學校周邊的大小菜市場、文具店、日用品商店、小作坊較多，出租房「一屋難求」；再往北邊走，還有另一個次重要區位，有東至一中、二中初中部和另一所小學。
中小學校的周圍，無一例外地聚集著大量陪讀媽媽。她們從村裡或鎮上趕到縣城，在學校周邊租下一間小屋，陪同孩子讀書。除了照顧孩子的飲食起居，不少人還會額外打一份零工，用來補貼家用，或是打發孩子去學校後自己的大把空閑時光。
最近幾年，陪讀階段不斷前置，從小學就開始陪讀的媽媽越來越多（時補法 攝於2018年7月 / 視覺中國 供圖）
最近10年，社會學研究者關注到「陪讀媽媽」群體。易卓是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博士生，從2018年開始研究陪讀現象。起初，易卓研究的出發點是農村家庭的性別分工與家計模式。打工經濟興起後，農民家庭的典型分工模式是「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裡的青壯年勞動力在外打工，老人則在家務農。這種分工模式能使家庭經濟收入最大化，也可以保持城鄉之間的良性互動。當時，農村甚至有一句口號：半工半農，一輩子不受窮。
真正介入調研之後，易卓漸漸發現，農村年輕女性發生了「逆向人口流動」——在經濟規律的支配下，人口主要從中西部流向東部。但為了陪讀，女性從務工的東部沿海城市，又返回中西部縣城。她們以「80後」為主，大多是初中文化程度，曾經在江浙或廣東一帶的工廠里打工。易卓在湖北的幾個縣城調研時發現，陪讀的比例已經達到了40%〜60%。這個結果讓他感到吃驚，「教育作為一個變數因素，竟能如此深度地改變農民家庭的勞動分工模式」。畢竟，在打工經濟下，缺少一個勞動力對整個家庭經濟的影響不可小覷。
大量陪讀媽媽湧入東至縣城後，城裡的樣子也在悄悄改變。王艷華感受到的最直接變化就是「房子」。她租下了距離兒子學校步行15分鐘的一個出租屋。出租屋在一棟四層高的自建民房裡，2013年左右建成，並不老舊，但內部空間卻像早期的招待所，每層分隔出四個30平方米左右的單間。屋裡有狹小的衛生間和廚房，王艷華擺上兩張單人床、一張餐桌兼書桌、一個柜子，基本用完了有限的空間。這個小單間的房租是每年5000元左右。王艷華記得，大概是從10年前開始，縣城學校的周邊建起了許多相似的民房，「有的像宿舍樓一樣，全都朝向一個方向，專門出租給陪讀媽媽」。
一些原本開在村莊里的小型制衣廠、箱包廠，也追隨媽媽們的腳步搬到學校周圍。說是「廠」，其實更像小作坊，老闆租下居民樓里的套房作為場地。廠里工作時間靈活、計件結算工資，僱用的員工一般不到20人。憑著曾經在沿海城市打工的經驗，大多數陪讀媽媽能輕鬆勝任這份工作。王艷華在一家箱包廠做縫紉工，除去做午飯、晚飯的時間，每天從早上7點多工作到晚上9點多。根據縫紉難度不同，每個包的工錢從5塊到10塊不等，王艷華一個月能縫出兩三千元。
2020年7月，陪讀媽媽們正在安裝儀錶配件。邊陪讀邊打零工是不少人的選擇（王旭華 攝 / 視覺中國 供圖）
「陪讀」讓縣城有了更多生機和煙火氣息。復旦大學博士生殷晶晶曾在東至縣城做過陪讀調研，她常聽當地人說，「整個縣城賺錢就是賺陪讀的錢。」在當地也能看到，縣城裡除了一些政府公共服務部門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圍繞教育和陪讀而發展起來的房地產、教輔和服裝箱包加工等產業。而媽媽們之間流傳的說法是，「一到放寒暑假，整個縣城空了一半」。
陪讀媽媽群體雖然龐大，但在縣城裡並不惹人關注，就像隱匿在縣城角落裡的一群「海灘人」。法國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在長篇小說《暗店街》里描繪了「海灘人」的形象。他的一生中有40年在海灘或游泳池邊度過，和避暑者、有錢的閑人聊天，身穿泳衣出現在數千張度假照片的人群中。但誰也叫不出他的名字，說不清他為何在那兒，也沒有人注意到有一天他從照片上消失了。他留在這個世界的痕迹，只有沙灘上保留了短短几秒鐘的腳印。
陪讀媽媽們就這樣安靜地生活在縣城裡。白天，她們被吸納進出租屋或工廠內。中午11點半、晚上5點半，她們離開縫紉機、放下手裡的箱包皮料，從居民樓魚貫而出，奔赴菜市場、出租屋，路上留下許多匆忙的身影。每年夏天，都有一批陪讀媽媽離開出租屋，但新來的人又迅速填充了空屋子，覆蓋上一任住戶留下的痕迹。曾經打工經濟下年輕父母和孩子分離的家庭結構，現在卻在「教育」和「陪讀」的名義下得到改變。這些「80後」鄉村媽媽們，放棄了自己可能在城市中的經濟收益，回到孩子身邊，像一個樞紐，將分散的父母與孩子重新聯結起來，並承受著在城鄉夾縫間的焦慮和張力。
2019年6月25日，安徽省六安市，一位陪讀媽媽指導孩子寫作業
城鄉之間
對王艷華的採訪大多是在縫紉機「噠噠噠、噠噠噠」的聲響中進行的，不時被一些前來查貨、遞貨的聲音打斷。她的手一刻不停，這些縫紉動作像是肌肉記憶，即使分心和記者聊天，也不會出岔子。
追溯自己陪讀之路的起點，王艷華把時間定在2006年，3歲半的兒子剛上幼兒園時。正是從那年起，她結束在外打工的生活，回到家鄉，開始以孩子為中心。
「現在家裡孩子少，寶貝得很吶。」她反覆提到。1981年出生的王艷華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弟弟，小時候，靠父母打零工和耕種幾畝地，一家五口的日子過得緊巴巴。王艷華讀初中時，媽媽檢查出有心臟病，再也幹不了重活兒。家裡經濟捉襟見肘，王艷華只好在初二時輟學，即使她的成績在班上一直是靠前的。「弟弟雖然成績不太好，但男孩子嘛，初中肯定要讀一點的。」她總是強調，對於輟學，自己並不遺憾，但又忍不住添上一句，「也沒辦法，家裡條件供不起我們，那一代人都是這樣的」。
16歲，王艷華開始了大城市的打工生活。她跟著村裡人到了浙江的制衣廠。工廠生活辛苦，最初，車間里沒有空調，夏天熱得像個大蒸籠。她要從早上8點一直工作到晚上10點，一個月休息兩天，幾個手指頭都磨出了繭子。但年輕的王艷華覺得開心，「花自己掙的錢，就像現在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樣」。
《山海情》劇照
當時，比起干農活兒，這份工作顯得現代了許多。「雖然比不上教師、醫生、護士，好歹不用下地了。我們那裡有採茶葉的人，大太陽下暴晒著，我肯定幹不了。」她的技術和人緣好，在廠里「混得不錯」。有一次，工廠沒有按時結算工資，車間組長是個不愛管事的老頭兒，王艷華被同組的七八個女孩推選出來，直接去找老闆談。「老闆也沒生氣，後來我要走了還說，喜歡我這樣爽快的人。」晚上下班後，即使已經累了一天，她也要抽空看幾頁愛情小說——離工廠不遠處有一個小書店，辦卡後，租一本小說只要幾毛錢。
那是王艷華最自在的一段時光。後來，經人介紹，25歲的王艷華和同村的男子結婚，很快生了小孩。
看小說的興趣淹沒在繁瑣的生活里，她的生活陣地也從城市轉回了農村。孩子出生後，王艷華曾經外出打工一年，「我想趁他上幼兒園之前賺點錢，回來能給家裡蓋新房子」。正月十五齣門，她埋頭干到年底才回家。那一次見面，兒子不再像電話里一樣乖巧，抱著媽媽的腿哭個不停，「讓爸爸一個人賺錢就行了，你不要走，在家陪我吧」。王艷華看著小小的兒子，「很心痛，算了，在家門口打工吧」。
嚴格來說，那時的王艷華還不是一名陪讀媽媽。兒子在離家不遠的村小讀完了小學，在那6年里，即使不主動搜尋，陪讀經驗依然從四面八方湧向她。她在村裡打工，同樣做制衣工作，收入比在浙江時少了一半。坐在廠里穿針引線，王艷華常聽身邊一起工作的媽媽們熱火朝天地討論，需要提前多久租房、哪裡的房子價格更低。每到開學季，村裡的媽媽們總會「消失」一兩個，重新從鄉村進入城裡。
一切都是如此順理成章。在鄉村年輕媽媽們的心裡，「陪讀」是一條每個人都要踏上的路，區別只在於時間的早晚。
《念書的孩子》劇照
易卓調研後發現，陪讀媽媽群體快速擴大的原因之一，是父母對教育的重視程度提高了。「這一代父母，通過打工走出了閉塞的老家，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但流水線上的生活是繁重、枯燥而又壓抑的。他們吃了很多苦，已經隱約或者明確地意識到，教育是改變生活水平和家庭社會地位的一個重要途徑。」
殷晶晶同樣在訪談中感受到了年輕父母的觀念變化：一位爸爸告訴她，自己在外談生意時，會因為沒有文化而受騙；另一位爸爸做生意掙了些錢，為自己的生意頭腦沾沾自喜，不太理解表妹花了十幾年時間念書，但他後來發現，表妹一畢業的工資就比自己高出許多。「『80後』是見證學歷分化結果的一代人。他們以身邊的人為參照，發現受教育的程度不同，深刻影響了大家的人生軌跡。」
不得已的選擇
向上走，讓孩子到更好的學校去念書，成了大多數家庭的目標。一名東至縣的鄉村小學教師告訴本刊，自己入職10年，如今學生的人數比當時少了近一半。其實，村裡小學的條件在變好，每隔幾年就會有新老師入職，都是正規本科院校的畢業生。學校硬體設施也在改善，課桌椅、宿舍、多媒體設備分批次更新，「但還是留不住人，家長看別人去了城裡，都怕自己落後」。
城鄉之間的教育不均衡仍是現實。相比於村鎮，縣城裡的學校集中了更多資歷深厚的教師、更優質的生源。各層級學校能獲得的教育資源也是不同的。學者葛岩在論文中對2009〜2018年的義務教育財政投入數據做了分析後發現，由於經濟水平不同，不同省份之間，省、市和縣的義務教育階段經費投入明顯不均衡。在東至縣城裡，差距同樣存在。2020年的數據顯示，縣城裡的兩所重點中學獲得的財政撥款是鄉鎮中學的2到3倍。
更何況，村莊不再是適合孩子成長的環境。「以前我們也講留守村莊，但整體還是比較熱鬧，老中青三代人都有，社會交往頻繁。」殷晶晶告訴本刊，如今的情況和以前不同了，她印象深刻的是，在東至縣的不同村莊走訪時，村裡常住最多的是70歲以上的老人。「現在的留守是『真留守』。村莊的社會結構已經不完整，小孩子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會缺少社會見習和教化的過程。」
《狗十三》劇照
即使父母願意把孩子留在村裡讀書，現實條件也不一定能滿足他們。2014年底，在王艷華的兒子上小學二年級時，村裡中學因為人數太少，被合併到鎮上。「撤點並校」是我國從2001年開始的一場改革。為了優化農村教育資源配置，對生源少的臨近學校進行資源合併，讓村裡的學生集中到小部分城鎮學校。但鎮上中學離王艷華居住的村莊有20公里遠。村民們試圖「挽回」學校，幾十戶人家一起寫了聯名信遞交給鎮政府，希望不要撤學校。「去鎮上，我們只能租房子陪讀，開銷變大了。而且二孩政策剛放開，有的家庭兩個孩子年齡差距大，如果撤了學校，媽媽沒法同時帶兩個孩子，總有一個孩子要轉校。」王艷華說。
聯名信沒有起效。孩子小學畢業後，擺在媽媽們面前的選擇有兩個：讓孩子住校，或者自己租房陪讀。
和村子裡大多數年輕媽媽一樣，王艷華也選擇了後者。她不放心讓兒子住校，兒子念小學時，因為下雨天把衣服、鞋襪都弄濕了，回到家也不懂得換掉濕衣服，後來得了一場重感冒，發高燒。「現在的孩子自理能力很差，住校後老是生病，成績不就得下降？這個年紀還愛挑食，初高中正是身體發育的時候，學習不行也就算了，個子長不上去，是一輩子的事。」鎮上的初中配備了學生宿舍，卻基本空置——班級里五十幾個人，住宿人數不超過十個，到初三時只剩下四五個。
媽媽的世界
沒有公公婆婆搭把手，丈夫常年輾轉天津、江蘇等地做木工，陪讀的小世界裡，只剩下王艷華和孩子，而孩子是這個小世界的中心。
王艷華學會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找到一份能同時照顧好兒子的工作。求職時，雷打不動的條件就是靈活的工作時間。王艷華到珠寶店做過兼職賣貨，店裡上下班時間卡得緊，偶爾有客人在飯點來，也無法抽身離開。她還在鎮上的商業街擺過煎餅小攤，只不過一個月，就決定收攤了——在東至，人們把煎餅當早餐，王艷華需要凌晨五六點起床準備，這和她為兒子準備早餐的時間是衝突的。後來，王艷華有了經驗，先在電話里和老闆談妥了上班時間問題，再去見面。她在鎮上一個快遞點工作了兩年半，負責在店裡收發快遞。
她的一天被午餐、晚餐時間分割成三塊，再用家務活、工作去填滿。每天早晚，王艷華會給兒子準備好一杯牛奶。兒子不愛吃蘋果、梨，她就在網上買新上市的獼猴桃、芒果等應季水果，一斤能比鎮上的水果店便宜好幾塊錢。下班後，她先趕到菜市場買新鮮的牛肉、雞肉，有時也買土雞和鮮蝦。
在學業上，王艷華比許多媽媽付出了更多心力。兒子剛上小學時，常常聽不懂課堂上的拼音、數學應用題，回家後把練習冊擺在桌上，大聲喊她。「那個年齡段，孩子眼裡的媽媽就像超人一樣，什麼都會。」這種依賴感讓王艷華滿足。她是一個愛笑的人，尤其是聊到與兒子的互動時，哪怕再小的細節，都會忍不住笑起來。王艷華早就忘光了小學的知識，她拿著語文課本去找村小的老師，從拼音讀寫開始重新學起。「過了20年，我終於把小學知識系統地學了一遍。」每晚，兒子把不會做的作業題標出來放在桌上，晚上9點多王艷華下班回來，一道題一道題地做。弄懂以後，第二天早餐時再給兒子講解。
對學業的重視也讓她時常焦慮不安。「成績靠前的學生，老師才會盯得緊，下滑了也會通知家長。我很怕接到老師的電話，自己讀書時都沒那麼怕過。又怕老師不打電話是不重視孩子。」上了初中後，兒子的成績常常波動，有一次因為買了平板電腦貪玩，成績在班裡下滑了十幾名，王艷華「急得頭髮都白了」。
但初中的課業難度已經超出了她能輔導的範圍，「只能托給老師了」，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和兒子的交流上。進入青春期以後的男孩不再和母親親密如前，和王艷華的開朗熱情不同，兒子的性格隨爸爸，內向、話少，很少主動和媽媽談起學校里的事情。有一次，王艷華在飯桌上說到兒子的物理成績似乎比上學期下降了好幾名，他才說起自己這學期已經當上了物理課代表的事。「你看，當了好幾個月才告訴我，還是為了反駁我的批評。當媽媽的真得多主動走近孩子。」
《地球上的星星》劇照
她關注了七八個教育類公眾號，「上面常有專家發文章，教你怎麼和青春期的孩子相處」。她最驕傲的一件事是成功處理了兒子的早戀問題。那時候，王艷華在快遞收發點工作，常有學生和家長來取快遞。一來二去，她聽說「班上所有學生都在談戀愛，沒有對象的人很另類」。王艷華一下子想起來，兒子每天上學前，都要花上十分鐘在鏡子前擺弄髮型——十分鐘，對初中生來說是奢侈的。和好幾個同學打探核實後，王艷華才回家「詐他」。飯桌上，她問兒子：「班上的女生是不是都愛問你數學題？」
兒子有些慌亂，搪塞了一句：「還好吧，好像是經常有人來問。」
「那個叫×××的女生是不是也愛來問你？」王艷華開玩笑地說出了那位「緋聞女友」的姓名。
「偶爾，偶爾。」兒子漲紅了臉，只顧著低頭夾菜。
「這個時候呢，還是學習要緊。要是成績不行，以後找不到好工作，也不好意思跟女孩子說話呀，你說是吧？」點到為止，王艷華結束了話題。
母子倆都沒再提起這個話題，兒子的狀態和成績也慢慢歸於正常。王艷華對自己的這次處理是滿意的，「公號上面說了，堵不如疏，越堵越要出問題的」。她總結自己的心得時，語氣里也有了教育專家的樣子。
《小捨得》劇照
日復一日的忙碌里，王艷華也感到疲憊。她曾發過一條朋友圈：「真想把他像足球一樣，一腳踢進大學的門裡。」採訪的一周里，她只擁有過一個稍微清閑的下午。那一天，父親從村裡趕到縣城看病，王艷華請了一天的假陪他。吃過午飯，把父親送上回老家的公共汽車後，王艷華趕回家洗了衣服，終於能在椅子上坐下，放空一會兒。其實，陪讀的生活里，她也有過其他選擇。曾經工作過的工廠老闆聯繫過她，請她回工廠當小組長——再往上干幾年，就能慢慢升到工廠的管理層了。「是挺心動的。但是萬一把孩子搞砸了，掙再多錢有什麼用？」王艷華拒絕了。
好在兒子爭氣，2021年中考時考上了縣城裡的省重點中學。王艷華的陪讀之路又向縣城繼續延伸了一站。如今，她對陪讀生活是滿意的，即使講到自己的忙碌和壓力，也總是伴隨著一陣笑聲和成就感。兒子能考上一所好大學，畢業後回到東至縣或市區里，考一份公務員、老師等體制內的工作，這是她的全部憧憬。
選擇
並不是每個陪讀媽媽都像王艷華一樣幸運。實際上，在學者們的研究中，縣城「陪讀媽媽」這條路是付出很多，但收益不高的險路。這些「80後」鄉村女性們，以自己的經濟功能和自由作為交換，希望幫孩子從教育路徑獲得安身立命的能力，過上比父輩更好的生活。但生活的複雜性，不是完全能靠教育解決的；而教育的複雜性，也不是完全能靠她們的經驗和資源解決的。
今年42歲的陳霞已經把兒子送進大學，結束了5年的陪讀生活。兒子上的是一所省內大專院校，在陳霞看來，這是自己陪讀失敗的見證，往嚴重點說，自己是一個「不成功的母親」。她至今仍充滿了遺憾、困惑和不甘：「別人陪，我也陪；別人的孩子讀出來了，我的結果怎麼是這樣？」
2017年3月3日，安徽六安毛坦廠中學，一位送飯的陪讀媽媽蹲在校門口望著孩子來的方向。（圖｜視覺中國）
陳霞的經歷和王艷華相像。生長在東至的村莊里，初中輟學到浙江的電子廠打工，然後結婚、生子。兒子上幼兒園時，陳霞捨不得把他留在老家，自己又不願意回東至，「家裡工資太低，掙多少花多少，沒意思，想在外面多堅持幾年」。她把兒子帶到了浙江，在工廠附近的私立託兒所上學，一直到孩子上小學後，母子倆才一起回到村裡。
她同樣精心照顧著兒子的飲食起居，在學業上卻顯得無能為力，「我連初一都沒有念完，沒有能力教他做作業啊」。陳霞輟學早，對「知識」有一種敬畏感和距離感。聊天中，她不斷問本刊記者，是否知道「專科還有什麼辦法能上研究生」。小學一二年級，兒子的數學成績總是只有七八十分，聽說廠里其他媽媽的孩子能考90分，陳霞心裡干著急。她想到了補救辦法：一個遠房叔叔是退休老師，可以請他為兒子輔導數學。每周末，陳霞騎自行車馱著兒子，跑七八公里路到親戚家補課。
兒子小學畢業、陳霞搜尋鎮上中學周邊的出租房信息時，一個念頭在她的腦海里閃過：自己能不能不去當陪讀媽媽？但她很快打消了這個想法，「其他人都去陪，我不去，別人背後指不定怎麼說我呢」。丈夫獨自留在浙江打工，她有一次打電話時開玩笑地試探：「讓兒子住校，我出去打工怎麼樣？」丈夫很溫和，但也很堅定地勸她：「賺錢的事情我來搞，你把孩子帶好就行了。」
這是大多數陪讀家庭里的角色分工。陪讀媽媽打零工貼補家用，爸爸在外打工。「陪讀家庭里的丈夫常常要做更繁重、高強度的工作和延長務工時間，來彌補媽媽退回縣城後家庭收入的減少。家裡的經濟權一般掌握在媽媽手中，有助於緩解她們的不安全感，也是目前形勢下尋求平衡夫妻關係，維繫家庭完整的一種方式。」殷晶晶對本刊記者說。
《喬家的兒女》劇照
其實，即便丈夫同意陳霞外出打工，她也不敢冒這個險。媽媽們聽說過太多留守孩子學壞的故事。「某家的孩子，媽媽等到高中時才回來陪讀，晚了！每天都要到網吧里去把孩子揪出來，孩子還敢跟媽媽動手。」陳霞只有一個孩子，這是她無法承擔的風險。在調研中，殷晶晶也確實見過這樣的案例。「和以前相比，現在農村家庭未成年小孩沉迷手機的現象比較嚴重，爺爺奶奶很難監管。有一位媽媽接到老師的電話，『你要是再不來陪讀，這孩子就徹底毀了』。」
但陳霞的陪讀生活過得磕磕絆絆。初中時，兒子陳孟的成績總是上不去，陳霞又一次給他報了課外輔導班，每周上兩次課，一個月花2000元，正好是她打零工能掙到的工資。陳孟對學習總是弔兒郎當，陳霞看不慣，但無論是絮絮叨叨，還是許諾成績進步能有獎勵，都沒有奏效。有一次，半夜1點時，陳霞發現兒子還在被窩裡用親戚送的一部舊手機上網。她感到「血直往腦袋上沖」，搶過手機摔在地上，又隨手抓起枕頭打兒子。壓力在那一刻全都釋放出來，「我心裡憋屈啊，沒意思。錢掙不到，孩子也沒帶好，覺得自己很失敗」。
某種程度上，孩子的學習成績是檢驗陪讀媽媽成果的重要標準。陪讀媽媽似乎成了孩子成長的「唯一責任人」。殷晶晶見過許多被這種壓力折磨得喘不過氣的母親。有一次，在湖北一所私立中學附近，一位媽媽還沒說兩句話就哭了。她的丈夫身體不好，一年只能掙四五萬塊錢。在女兒的要求下，他們花三萬塊錢讓女兒上了本地最好的私立高中，但孩子的成績卻沒有任何起色。「媽媽很無力，很煎熬，也很迷茫，生活好像沒有盼頭。」殘酷的是，大多數時候，陪讀的效果並不理想。「許多人並不懂得如何與孩子相處。成績出現波動的時候，家長會比較焦慮，更多時候還是靠說教。如果孩子對壓力敏感，反而會讓親子關係更為緊張。」
在「被逼瘋」之前，陳霞與現實和解了。她和丈夫商定，「只要孩子不學壞、走正途就行，成績的事情順其自然吧。」慶幸的是，陳孟確實是個開朗、成熟、有禮貌的小夥子。他已經是大一的學生，在學院的學生會裡負責外聯，每天忙忙碌碌。回憶起媽媽陪讀的日子，陳孟有些心疼陳霞：「挺不容易的。別人都有家長陪，如果她不來，我肯定覺得自己不受重視；她來了，又總是啰嗦，我不愛聽，就和她拌嘴。」
在陳孟高二暑假時，陳霞做出了一個和大多數人不一樣的決定。那時，村主任問她，是否願意回村競選婦女主任。這個提議讓陳霞心動。年輕時，她的一個小姐妹做過村幹部，讓陳霞十分羨慕——在她眼中，村幹部是個有編製的鐵飯碗，是有高中學歷的小姐妹才能得到的職位。但她糾結的是，自己還沒有完成陪讀的「本職工作」。這一次，她先詢問了兒子的意見。「我真心勸她回去。到這時候了，陪不陪真的無所謂，成績好賴都差別不大了。」陳孟告訴本刊，高中時自己只考上了一所中專學校，對高考其實並沒有太多期待。「反而是她，又忙又緊張，不如去做點別的事情。」
陳霞最終找到了一個折中方案：每周末，她拎著大包小包來一趟縣城，給兒子送來用保溫桶裝著的在家燉好的湯和肉，還有一些水果、牛奶。如願當上村幹部後，陳霞覺得「生活又有勁兒了」，她每天忙著去村裡、鎮上開會，去村民家走訪，像魚回到了水裡一樣自得。
如今聊到陪讀經歷，陳霞依然忍不住嘆氣、自責。她回憶，在陳孟高三畢業的那個暑假，自己幾乎不敢串門，生怕別人提起高考成績。「在做媽媽這塊兒，我真是比別人矮一頭的。很遺憾，真的，不知道為什麼付出了很多，卻好像沒什麼回報。」回村工作前，她告訴房東，自己要退租了。沒多久，房東帶著另一對母子來看房子，孩子剛剛六年級畢業，馬上要來縣城上初一。那時的陳霞看著這個溫柔、仔細地詢問房子細節的媽媽，心想，如果自己重新回到這個階段，結果會不會不一樣。很快，她又清醒了過來，「可別了，我一想到還有那麼多年，真是會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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