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8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開宣稱要推進「長期戰爭準備」。對此,中國外交部直接反問:從「專守防衛」到「長期戰爭」,日本是不是要重蹈歷史覆轍?
從高市上台到現在,日本的戰略走向已經不再是一個需要猜測的問題,戰後和平憲法被逐層拆解,進攻性武器列裝加速,自衛隊首次以成建製作戰力量踏上他國領土,如果日本繼續在這條路上走下去,終點在哪裡?

逐步突破的日本
日本戰後安保體制的約束,是憲法第九條與1976年確立的「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前者禁止保有戰爭力量,後者禁止武器出口。這兩條加上日美安保條約,構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框架:軍事能力被限定在防禦範疇,軍工產業被限定在國內市場,海外行動被限定在後勤支援,將日本鎖在「和平國家」的框架內。
這3根支柱互相支撐,任何一根鬆動,剩餘2根仍能維持框架的穩定。高市的策略,是在三大方向上同步施壓,讓整套制度在多個角度下粉碎。
最近,內閣允許殺傷性武器出口,這一步的法律後果很嚴重。因為憲法禁止保有「戰爭力量」,因此自衛隊的裝備屬於「專守防衛」專用物資,不得作為商品流通。高市解除武器出口禁令的邏輯後果,是自衛隊的裝備性質從「專守防衛工具」向「可流通商品」轉化。裝備性質一旦改變,憲法第九條對「戰爭力量」的禁令就失去了對應的物質載體——連裝備都可以出口了,還談什麼「不保有戰爭力量」?
此前,自民黨大會提出修憲目標,將「自衛隊」明確寫入憲法第九條。這一步的真正用意是為已經完成的制度解構提供合憲性追溯。殺傷性武器出口、防衛預算暴漲、海外派兵——這三件事在現行憲法框架下都存在合憲性爭議,但如果修憲成功,爭議自動消解:憲法本身就承認了「自衛隊」的存在,那自衛隊擁有進攻性武器、獲得全球軍火市場准入、在海外執行作戰任務,都是「正常國家的正常行為」。修憲是把已經形成的既成事實用憲法文本固定下來。
防衛預算突破9萬億日元、占GDP2%,這個數字的意義在制度層面。日本在1976年三木內閣時期確立了「防衛費不超過GNP1%」的內部約束,此後這一比例被長期視為「和平國家」的財政象徵,安倍時期開始鬆動,高市時期徹底廢除。2%是北約成員國的軍費標準線,日本達到這條線,等於在財政制度上完成了與軍事同盟體系的規範對接。
而高市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完成這些動作,是因為她的前任,已經幫她挖好了地基,安倍時期,日本通過安保法案解禁集體自衛權、建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重組軍事指揮體系,已經把戰後體制的幾道關鍵閥門擰松,高市只需要在已經鬆動的閥門上再擰一圈。
那麼問題來了:一個經濟長期停滯、人口持續萎縮、債務規模在全球發達國家中最高的國家,為什麼要如此著急地把自己武裝到牙齒?
因為日本面臨兩個不可逆趨勢:一是中日綜合國力差距持續拉大,二是美國戰略資源從中東到歐洲多線超載後對東亞的關注度波動。對中國崛起的遏制焦慮,和對美國安全承諾的信任危機,共同構成了日本「軍事自主化」的心理驅動力。

但這種焦慮驅動的政策存在一個致命的問題,高市要的是日本成為擺脫對外依賴的軍事大國,但日本軍工產業的上游供應鏈高度依賴外部市場,尤其是中國的稀土和兩用物項。今年1月中方對日實施兩用物項出口管制,稀土、鎵、鍺等上千種關鍵物資被列入管制清單,2月又將三菱造船等20家實體列入出口管控名單。
高市想要「自主」,但日本在供應鏈上根本做不到自主,一邊全力發展針對中國的進攻性軍事力量,一邊承受不起中國經濟反制的代價,這是日本安全政策與經濟現實之間的矛盾。
七國聯軍「肩並肩」並非一條心
美國想借多國旗幟分攤全球霸權成本,菲律賓想借外力增加南海爭議中的砝碼,澳大利亞在印太戰略承諾和自身利益疑慮之間搖擺,加拿大和法國更多是象徵性出席。日本就很尷尬了,它既不是聯軍主導者,卻派出了除美軍外最龐大的作戰部隊,完全暴露了自己藉機測試海外軍事投射能力的目的。
這七國聯軍大致可以分為兩類:與中國有直接經濟利益往來的國家,和沒有太多經濟利益可失去的國家。第一類國家在和平時期願意派兵參與軍演,是為了討好美國,一旦衝突升級,它們需要重新計算自己在中國市場的損失。澳大利亞約40%的出口流向中國,加拿大和法國同樣有龐大的在華經濟利益。
解放軍壓制美日菲軍演空間

面對美日菲主導的聯合軍演,南部戰區107編隊四艘艦艇,055型萬噸大驅、052D型驅逐艦、054A型護衛艦及綜合補給艦,部署在菲律賓呂宋島以東海域展開演訓。這四艘艦艇構成了一套完整的作戰編成:055提供遠程防空和對海打擊,052D作為第二火力平台,054A擔任反潛警戒,補給艦支撐持續部署。
反過來看七國聯軍,七個國家的兵力在通信協議、指揮鏈路、作戰規則上本身就存在高昂的協調成本,任何一支聯軍的戰力上限取決於其中協同意願和協同能力最差的那個環節。更根本的薄弱點在補給線,遠離本土的遠征艦隊對樞紐基地和海運節點的依賴極高,而補給線本身在戰時就暴露為脆弱的靶心。
解放軍的戰略是「以近待遠、以整待散」,依託近海持續存在能力、無需跨洋補給的內線優勢,用有限精幹兵力精準部署在對手的薄弱環節。戰略上的「幾比幾」從來不取決於參演國數量,而是取決於衝突區域離誰的家門口更近、誰的後勤線更短、誰的政治和軍事意志更統一。

總的來看,高市這時候喊出要為「長期戰爭做準備」,這恰恰說明:日本現在沒有做好準備,或者說它永遠都做不好這個準備——日本沒有資源自給的國力,沒有全球基地網路的後勤骨架,沒有在歐洲盟友間統一的戰略意志。高市的說法聽起來咄咄逼人,但其實根本實現不了。
高市如此激進的擴軍必然引來等量的反制和更深的孤立。對日本民眾來說,他們不會更加安全,只會得到一筆越滾越大的軍費賬單,和一個四面樹敵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