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3日，人民日報「鐘聲」鄭重發文：「日本部署進攻性導彈的行為，是在將自己推上危險的刀鋒！」作為中國頂層聲音的重要話筒，鐘聲的定性，表示此事已經上升至戰略警示層面。
那麼，日本到底做了什麼？原來就在3月31日，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證實，日本已在熊本縣和靜岡縣的兩個營地分別部署遠程打擊武器，此舉可以說是將日本戰後長期標榜的專守防衛偽裝徹底撕去！
日本此次部署的兩款導彈，其射程與性能早已超出本土防衛需求。其部署的25式岸艦導彈採用的是隱身化單體設計，升級版已將打擊距離擴展至900-1200公里。而另一種超高速滑翔彈則以固體火箭為助推，可以5馬赫速度在高空機動飛行，其block1型彈的射程也約為900公里。
這些導彈的射程早已超出日本本土防禦所需要的合理範圍，能夠覆蓋覆蓋朝鮮半島全境，更對中國東部沿海以及俄羅斯遠東地區產生了威脅，這顯然不僅僅是防衛，而是希望達到一種對島外假想敵的威懾與先制。
對此，日本官方給出的理由，是周邊面臨著戰後最為嚴峻的安全環境，這話聽起來似曾相識，這種通過渲染外部威脅來助推內部擴軍的敘事手法，早已在過去的幾十年內曾被反覆多次使用。
但兩者的區別在於，這一次已經不再是漸進的政策微調，而是系統性的轉向。從2022年修訂安保三文件，將反擊能力列入其中，再到今天的導彈落地，可以說，日本的戰略轉型已經完成了從需要法律修訂再到只要裝備部署的完整閉環。
但是無論日方尋找何種借口，即使從法律層面看，這種行為還都完全站不住腳。日本此舉依舊嚴重背離了《和平憲法》第9條。也就是說，日本政府目前仍然是通過政令和解釋使修憲行為常態化。同時，日本作為《開羅宣言》和《波茨坦通告》的接受國，已經做出在戰後國際法秩序中限制武裝力量的承諾。可是，如今日本發展遠程導彈，與上述文件的初衷完全相悖。
最關鍵的是，日本國內並未就這一轉變形成真正的社會共識。據多項民調顯示，有相當一部分比例的百姓反對將自衛隊寫入憲法第9條，同時也反對擴大武力使用範圍，但政治層面的推進速度，卻遠超社會討論的消化速度，形成了法律未改，事實已變的局面。
日本此次的軍事轉向，至少帶來三重嚴峻挑戰。
第一重挑戰是地區軍備競賽的加速。日本計划到2028年前在北海道、宮崎縣等地完成更多導彈部署。目前，海上自衛隊的鳥海驅逐艦已經配備美製戰斧巡航導彈，另外還有7艘驅逐艦也將陸續列裝。25式導彈的艦載版和空射版預計在2027年前投入使用。至此，日本已獲得完整的進攻性作戰體系，而此舉必然會引發周邊國家的連鎖反應，更會將東北亞拖入到危險的軍備競賽當中。
第二重挑戰是對日本民生的擠壓。日本長期面臨人口老齡化，少子化，社會保障壓力巨大的一系列結構性難題。2026年度防衛預算已經實現連續14年增長，而巨額資金投向進攻性戰略領域，必然會擠壓醫療，養老，教育的民生支出。不僅如此，日本為籌措軍費，也就意味著徵稅或增發國債幾乎不可避免，這也將進一步加重普通民眾的負擔。
第三重挑戰也是最令人擔憂的，那就是核擴散風險。截至2024年底，日本囤積了約為44.4噸分離鈈，足夠製造出5500枚核彈頭。而在此背景下，這種核原料儲備的危險性正在被逐漸放大。一旦日本衝破無核三原則，整個東亞核安全格局將會被徹底顛覆。
對於日本的危險舉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很早指出：「日本就是在打著防衛的旗號突破戰後秩序，這一舉動極其危險！」這判斷絕非是誇大其詞，日本右翼勢力的邏輯十分清楚：通過製造危機感來推動在軍事化，再通過在軍事化帶來的地區緊張證明危機真實存在，這是一個極端危險的自我預言循環。
所以，國際社會需要形成明確共識，日本違背和平憲法和國際法，部署進攻性導彈，這已經不是日本內政問題，而是涉及地區安全的多邊事務。聯合國安理會，東盟地區論壇等多邊機構應當對此展開大討論，周邊國家也有必要加強安全溝通與協調，共同對日本的軍事擴張形成制約。
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以武力謀求安全，最終只會帶來更大的不安全，日本民眾高喊我們不需要導彈，威懾無法締造和平，這些聲音值得日本政府認真傾聽。如果日本一意孤行，他們將會失去鄰國的信任，更加失去自身發展的未來，這一次，誰也無法拯救一心走向危險道路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