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鍾兆雲
時任空軍司令員劉亞樓
組建過硬的翻譯班子
在毛澤東作出建立空軍先於建立新中國的決策時，劉亞樓受命擔任共和國首任空軍司令員。這除了他過硬的戰功、資歷和才幹，也與他的「另一手」有關，即留過蘇，會俄語。在新中國空軍建設離不開蘇聯援助的背景下，劉亞樓在蘇方積累的人脈和俄語專長，確實起到了很大作用。他把蘇軍的先進水平和治軍理念，洋為中用，結合解放軍的實際，創造出了一支軍政素質過硬的紅色空軍。
利用世界範圍的科學成果，或進行外事活動和軍事活動，都離不開翻譯。可以說，在空軍建設的各個階段，翻譯工作都起了很大作用。空軍有一支出色的翻譯隊伍，這個隊伍的「幕後隊長」便是空軍司令員劉亞樓。
1949年夏，蘇聯作家西蒙諾夫和著名導演格拉希莫夫來中國拍攝電影《解放了的中國》，中共中央指定劉亞樓挂帥協拍影片。劉亞樓正為籌建空軍忙得不可開交，便委託四野副參謀長蘇靜具體負責。
蘇靜和蘇聯朋友談到劉亞樓籌建空軍一事時，用上了「胸有成竹」這個成語。當時，就這個成語，急得翻譯人員滿頭大汗，不停地翻看俄文詞典，竟然把它給譯成了：肚子里有根竹子。西蒙諾夫感到莫名其妙，驚訝至極：劉將軍神通廣大，把竹子都吃到肚子里去了，有沒有生命危險呀？翻譯人員哭笑不得，滿臉羞紅。
此事作為笑柄傳到劉亞樓耳朵里後，他找到西蒙諾夫詳加講解：「胸有成竹」就是心中有數的意思。西蒙諾夫聳聳肩，還是有些不解，心中有數怎會和吃竹子聯繫在一塊兒？劉亞樓從容自如地告訴了他這個典故的由來，西蒙諾夫恍悟之後，對劉亞樓的俄語水平讚嘆不已，又說：我對你們的翻譯有懷疑，有時我講10分鐘話，他只譯三言兩語；有時我只講三言兩語，他翻譯起來卻沒完沒了，真不知為什麼。
這事給劉亞樓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說：我們向蘇聯學習空軍建設經驗，沒有俄文翻譯，就是一句空話。如同過河，沒有橋和船是辦不到的，因此，一定要下決心解決橋和船的問題。他把解決翻譯來源問題當作一項重要工作來抓。從哈外專調來了幾十名俄文翻譯，但與實際需要量相差甚遠。因為缺少翻譯，專家無法開展工作。劉亞樓分別派人去各地選調俄文幹部，還派參謀處長何廷一去新疆找賽福鼎求援。
航校開學，少不得飛行條令，有了飛行條令才能保障開展飛行訓練。為了在短時間內譯出蘇軍飛行條令，劉亞樓組建起過硬的翻譯班子，並想了個妙招，由翻譯人員與專業人員結合翻譯，請訓練部參謀長李東流擔任技術校對，請飛行員給予技術上的諮詢，邊譯邊校對，進展很快。
1949年12月，劉亞樓陪同朱德、聶榮臻以及蘇聯駐中國大使羅申等人，到北京南苑機場參加六航校（殲擊機航校）的開學典禮。參加典禮的有上百名蘇聯顧問。如此盛大的場面，面對眾多高級首長和嘉賓，中國空軍的翻譯不知是過於緊張還是水平問題，對朱德的講話譯得很不順暢。蘇聯顧問聽得不太明白，翻譯也急得滿頭大汗。這時，劉亞樓從主席台上站起，走到翻譯面前，示意他到後面去。劉亞樓笑著對朱德說了兩句後，朱德繼續講，他講一句劉亞樓準確地翻譯一句。
六航校上下一片驚訝，沒想到自己的司令員竟然有這等本領，真給中國人、給中國空軍長臉！上百名蘇聯顧問也反響強烈，他們沒想到「土八路」出身的年輕的中國空軍司令員，居然有「另一手」，敬佩之情溢於言表。
航校的翻譯千方百計要來了，可質量還是參差不齊。語言障礙成了蘇聯專家開展工作的最大困難。許多翻譯不懂航空術語，只好直譯，於是，駕駛桿譯成「一根活動的棍子」，飛機座艙譯成「飛機上的小房子」，電壓譯成「緊張」，飛機在空中做橫滾動作譯成了「圓桶在空中旋轉」……學員們聽了大眼瞪小眼，蘇聯專家急得直發火。
為了解決翻譯工作中出現的新問題，空軍黨委及時於1950年5月30日召開第一次翻譯工作會議。劉亞樓主持會議，入情入理地談了翻譯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他深知翻譯之難，認為一個翻譯不可能什麼都懂，但不懂時應該問清後，再下筆，再開口，切不可不懂裝懂，信口開河「騙人」。他在會上特彆強調了翻譯工作在空軍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指明了翻譯人員的努力方向。他說：「翻譯人員應有一個明確的政治方向」，「要提高責任心」，「譯文要準確通順」，「要有交成品的作風，不要做半成品」，「現在翻譯同志都很年輕，是大有發展前途的」。
這次翻譯工作會議後，根據劉亞樓「翻譯人員的待遇須高一些」的主張，空軍黨委明文規定：「在航校和部隊工作的翻譯人員，在未評級前，一律按排級待遇。有按戰士待遇的要立即糾正。在部隊工作的吃地勤灶，在機關工作的吃中灶（當時團級幹部的標準）。供給制翻譯人員享受技術津貼，分五等十級（相當於當時12.5公斤至37.5公斤豬肉的金額，其他幹部無此待遇）。薪金制翻譯人員待遇，也有五等十級（最高400公斤小米，最低175公斤小米）。在外場工作的翻譯發工作服，隨蘇聯專家出差的翻譯與專家乘同等車席。」
各單位提高了對翻譯工作的認識，認真貫徹空軍黨委和劉亞樓的決定，大大調動了翻譯人員的積極性。
截至1950年底，空軍已擁有翻譯486名，但尚需補充170名才能滿足實際需要。為此，以劉亞樓為首的空軍黨委第五次向中央軍委和周恩來請示報告，由哈外專、哈工大、大連俄專等單位再調進上百名翻譯。加上空軍各有關單位自行招聘的翻譯人員，確保了增辦航校和組建大批航空兵部隊的需要。為了培養翻譯隊伍，劉亞樓提議抽調部分翻譯人員出國留學，進蘇聯茹柯夫斯基空軍工程學院深造。
既嚴字當頭，也關懷備至
翻譯隊伍的業務建設走上正軌後，劉亞樓在嚴字當頭中，對他們也關懷備至。
有名翻譯對自己的譯述很自負，聽不進同行意見。劉亞樓對他是挺欣賞的，但決心剎一剎他的傲氣。一天，這名翻譯送來了奉命翻譯的《蘇聯空軍戰鬥條令》，劉亞樓囑他坐下，然後對照原文校訂，很快就發現了問題，立馬指出幾條：原文本是「截擊」，即「截而擊之」，是反映積極戰術意識的，而在你的筆下卻變成「攔截」，「攔而截之」這便是消極的思想了。原文明明是「殲」的概念，怎麼能隨便給譯成「驅逐」這個消極的概念呢？要知道，「殲擊」是殲滅之，而「驅逐」則是趕走了事，這是要不得的，應該改正過來……看到這名翻譯臉紅了，劉亞樓意味深長地說：山外有山樓外有樓，搞翻譯工作，一要謹慎，不吃透原文，不要下筆；二要謙虛，不會就是不會，不懂絕對不能裝懂，誰懂就虛心向誰請教，科學這東西來不得半點虛假。
1954年6月，劉亞樓在空軍第四次翻譯工作會議上指出：「每個翻譯都應該具有高度的政治責任感，要有堅定的政治立場，能不能自覺地認真負責地做翻譯，是衡量翻譯人員對革命工作態度的起碼尺度。在工作中暴露出來的誤譯漏譯現象、不懂裝懂之風，極其嚴重，這是極其不負責任的政治態度，應該立即糾正。不要單純追求速度，特別要注意質量，要以主人翁的態度來對待革命工作。」
此時，部隊實行薪金制，空軍黨委原先規定的翻譯人員的技術津貼與中灶待遇因之消失。劉亞樓講話時特地關切地說：「要實行薪金制了，你們的待遇要降低。你們不必擔心，組織上會關心的。」會後，空軍翻譯人員的行政級別普遍提高了一級：正排提副連，副連提正連，正連提副營……
對翻譯工作的成績，劉亞樓看在眼裡，記在心裡。成績突出者，馬上給予獎勵晉級。他在大會上公開稱：翻譯人員對空軍建設是有大功的，要愛護他們，加強對他們的培養。
1951年秋，在選拔赴蘇深造的翻譯時，趙中和董秉虔在複查時被發現患有肺結核。空軍翻譯科長麥林提出就近送他們到長春空軍醫院治療。該院水平較高，但主要接納飛行員治療，地面人員也只接納團以上幹部。劉亞樓聞訊，二話不說，馬上破格批准，開了翻譯人員也可去該院治療的先例。1955年實行軍銜制時，劉亞樓指示各級領導在政治上要關心翻譯人員，評銜要恰當。當發現解放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翻譯人員均在大尉以下，他馬上指示有關部門要樹立幾名標杆。很快就有幾位業務過硬、政治合格的翻譯被調為少校。
在此前後，一批優秀的翻譯人員，或被送到國內院校深造，或被選拔出國留學，有的還被抽調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空軍系學習。劉亞樓的人才培養計劃一舉兩得，不僅為空軍造就了高精尖人才，也為新中國的航空航天事業培養和儲備了一批精英。
劉亞樓的翻譯秘書孫維韜喜愛文藝，所譯詩歌在《人民日報》《人民文學》上陸續刊發後，很有些飄飄然，覺得在報刊上登幾首不過癮，便組織一些翻譯人員自辦了一個油印刊物《心之歌》，不定期發表譯作。第一期油印小報出來後，孫維韜在每位首長的辦公桌上放一份，認為首長看了定會「驚喜萬分」，自己從而能「一鳴驚人」。
萬沒想到，司令部認為這些譯作有的內容不雅，有自由主義思想，認為是起「嚴重事件」。空司辦公室專門召開支部大會，會上批評的調子越來越高，有人頭腦越來越熱，竟大聲疾呼：像他這樣的人，不應該在首長身邊工作，必須立刻調離！馬上有人響應：應該叫他們複員轉業，部隊不能留這種人！劉亞樓則平靜地說：我們共產黨人不能一棒子打死人！我們不是單純為了處罰人，而是為了幫助人，我相信大家的用心都是善意的，何況他們都很年輕，主要是無知……劉亞樓的發言平息了那些過激的意見。
就在孫維韜受處分幾個月後，機關評功授獎，絕大多數人反對給他評功授獎，他本人也認為捅了這麼大個婁子，不給自己評功並不過分。此事似乎已成定局了，中途出席會議的劉亞樓卻「翻案」說：我們的軍隊之所以興旺，有一條很重要的原則，就是賞罰嚴明，有過就批，有功就獎。我認為應給孫維韜同志評功，因為他工作一貫積極，成績突出，這是公認的，怎能因為一時之錯而否定他的全部工作呢！我勸同志們看問題、看人，切不可感情用事啊！大家嚴厲批評他，處分他，我都同意，但不給他評功是不對的。我相信給他評功，有助於他更快更好地改正錯誤。大家鼓掌通過。孫維韜當眾哭了，他深深感受到劉亞樓嚴厲之中的教誨和愛護。
一年後，又是劉亞樓拍板，使孫維韜在眾多領導反對的情況下，破格成為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的翻譯，赴蘇聯參觀訪問。在蘇聯遠東最大的軍港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參觀蘇軍四大艦隊之一的太平洋艦隊時，東道主、蘇聯太平洋艦隊司令索卡洛夫海軍上將在一艘重型巡洋艦的宴會廳舉辦豐盛的宴會，其祝酒詞中除了讚揚蘇中兩國、兩軍的友誼外，也宣揚了唯武器論，似乎以後的戰爭，只按電鈕發射威力強大的導彈便可決定勝負。在座的蘇軍將領面露得意之色，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團長彭德懷同身旁的葉劍英低聲交流了一下，接著向主人提議請葉劍英作詩助興。葉劍英起身，舉起酒杯，彬彬有禮地即興詠七絕一首：「友誼深過太平洋，鞏固中蘇沿海防。縱有導彈射千里，怎如團結一心強。」
劉亞樓在一旁示意翻譯秘書孫維韜把葉劍英的詩譯成俄文。當孫維韜用口語將詩作大意譯出後，蘇軍將領都同聲稱讚。太平洋艦隊機關報《太平洋報》主編沙布洛夫上校懇請筆譯詩作，以便第二天見報。劉亞樓限定孫維韜儘快譯出。宴會接近尾聲時，孫維韜譯詩也出來了，索卡洛夫上將看後，興奮地起身吟誦，在場的中蘇將士無不熱烈鼓掌。葉劍英的詩既堅持原則，又在中蘇兩軍之間播下了友誼的種子，同時又婉轉地批駁了唯武器論的錯誤觀點。而能夠順利、準確地譯成俄語，孫維韜功不可沒。宴會結束後，葉劍英大力稱讚了空軍的翻譯。
劉亞樓與毛主席在一起
寓意深遠的「理髮」和「造屋」
1954年11月，劉亞樓針對翻譯人員譯風不正的問題，作出指示：「翻譯東西，既不該生枝添葉，自作主張，亂加一氣，更不準擅自去掉人家原來的意思。翻譯好比理髮，只該給人家梳理得漂漂亮亮，多餘的亂頭髮可以去掉，反映出真面目，而決不準割鼻子、去耳朵。」1958年1月，南寧會議批判了「反冒進」，進而又提出「大躍進」。一時間，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便泛濫開來。在「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口號影響下，軍隊內部也開展了錯誤的反「教條主義」鬥爭和批判「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運動。
空司翻譯處也掀起了一股浮誇、弄虛作假的歪風，提出一些嚴重脫離實際的口號，什麼「譯文速度五年內翻一番」，什麼「一天要譯四萬字」，什麼「誰能突破四萬字，誰就是先進工作者」等，還把這種所謂「優質高產」的經驗寫成書面材料，在全軍中「提高認識」。許多領導幹部明知這是胡鬧，但面對咄咄逼人的形勢，誰也不敢講話。
劉亞樓看到這些材料後，把翻譯處處長找來嚴肅批評。對方卻說：「外單位有的一天已譯兩三萬字，最高的已達六萬字，空軍翻譯水平不比他們低，即使達不到六萬，譯四萬也是可能的。」
劉亞樓非常生氣，指著翻譯處處長的鼻子批評道：「好個『優質高產』！你究竟想把翻譯處引向何處去？我看你連起碼的常識都沒有！別說一天翻譯四萬字，就是叫你反覆寫『人民日報』四個字，你一天也寫不了四萬字啊！簡直是胡來，完全是弄虛作假，這是破壞翻譯隊伍！」
經劉亞樓這一批評，翻譯處馬上進行整風，在京全體翻譯人員參加。通過為期兩個月的整風會，批判和糾正了所謂「優質高產」的歪風，端正了譯風，重視了質量，使全體翻譯人員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1960年4月，劉亞樓在一次翻譯工作會議上指出：「不管寫東西，還是翻東西，都是給別人看的，一定要使別人能看懂，絕不能成心不讓別人看懂。」
就在這一年，蘇聯單方面撕毀合同，撤走專家，原來跟蘇聯專家工作的很多口譯翻譯馬上沒事幹了，大部分軍兵種讓翻譯人員改行的改行，轉業的轉業，短時間內都處理掉了。空軍主管翻譯的科研部也想仿效其他軍兵種的做法，但被劉亞樓否定了。他說：「把翻譯都處理掉，這是沒有遠見的。切不可把別人的錯誤做法當作經驗來吸收、效仿。專家走了，翻譯人員還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培養一名既懂外文又懂專業的人員很不容易，不經過空軍黨委批准，一個翻譯也不準動！」
劉亞樓不僅不讓解散翻譯隊伍，還在這年10月責成科研部舉辦英語、德語培訓班，學員均為在職俄文翻譯。他有意識地給俄文翻譯創造掌握第二外語的條件。有些人起初認為難以學好，但劉亞樓認為，「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在精通一門外語的前提下，學另外一門外語相對比較容易。關於如何學好外文問題，他有個非常形象的比喻：「學習外文，好比蓋房子一樣，單詞是磚頭，文法是水泥，只要你能有恆心，下苦功夫，把單詞牢牢記住、啃透它，靈活地佔有它，也就是佔有了蓋房子的磚瓦，就有了基礎，再弄清楚文法，一串聯起來就成文章了，也就是蓋出了房子。」
實踐證明，劉亞樓此舉是極富遠見的。
劉亞樓非常重視外軍的動向。他說：「自古以來，所有軍事家都認為，『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要想知彼，就必須充分佔有外軍材料，翻譯出來。」
一次，劉亞樓發現許多外文書籍都積壓在資料室，長期無人過問，立即尖銳地指出：「這些資料是用外匯買進來的，長期不使用太可惜了，嚴格說起來，這是一種犯罪的行為。一定要把死材料變成活材料，翻譯出來，供各級領導同志參閱使用。」在他的建議下，空軍黨委下決心組織全軍的翻譯，集中時間突擊翻譯這些材料，並分門別類徹底查清，有力地配合了後來條令、教材的編寫工作。
劉亞樓不僅在業務上狠抓翻譯隊伍，政治上也是常抓不懈。他多次強調：「向外國人隨便講我們黨內的事情和一切不應該講的事情，這並不是單純的自由主義，這是裡通外國，是黨紀軍紀所不容的，是犯罪的行為。但是，聽到外國人議論我們時，應該馬上反映，要隨時隨地反映，這是組織紀律問題，也是黨性問題。」
一些大老粗出身的領導幹部，對包括翻譯人員在內的知識分子有偏見，認為他們思想毛病多，和小資產階級站得近，因此將他們劃入另冊。空司情報處的英文翻譯、副教授熊德威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水平很高，可由於他親叔叔是國民黨原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他父親在英國，在台灣又有親屬，社會關係複雜，空軍幹部部不敢放手用他。劉亞樓知道情況後，批評了幹部部動輒抓人家小辮子的做法，把熊德威的軍銜由副連級中尉調整為正營級大尉，并力排眾議，向中辦主任楊尚昆介紹他的情況，批准他去中共八大會上做英文翻譯。
空軍翻譯人員調動頻繁，工作流動性較大，又長期隨蘇聯專家外出工作，入黨問題解決起來較為困難。針對此事，以劉亞樓為首的空軍黨委，早在1955年6月6日下達的關於加強翻譯工作的指示中就著重提出：「各級黨委必須關心翻譯工作，設法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積極培養他們入黨。」知識分子在空軍入黨蔚然成風，和劉亞樓的關心、愛護是分不開的。
劉亞樓對包括翻譯人員在內的知識分子的愛護，還表現在密切關注他們的思想動態方面。這位素有蘇聯情結，喜歡坐吉姆車、吃麵包、觀看蘇聯文藝作品的開國上將，既努力維護中蘇友誼，與蘇聯顧問相處融洽、合作愉快，同時政治立場堅定，對蘇聯顧問不遷就。1960年中蘇關係破裂後，他馬上把一批翻譯人員召來，通報了情況，以極嚴肅的語氣說：要想做名好翻譯，首先應該成為一名好黨員，要有堅定的政治立場，要堅決聽毛主席的話，跟毛主席走，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穩腳跟。只要是為了黨的利益，赴湯蹈火也毫不畏懼，這才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本色。
1964年4月11日，劉亞樓抱病參加了空軍的最後一次翻譯工作會議（這是他連續參加的第十二次翻譯工作會議），談了有關翻譯隊伍建設的四個問題，今天讀來，仍不乏真知灼見。
「在新的情況下，對翻譯工作要採取新的措施。把翻譯劃分專業，在各個專業上搞工作。在原來的基礎上稍加調整，可劃分為十一個專業。這是一個重大措施。為什麼要劃分專業呢？為的是把翻譯工作同研究工作結合起來。應使翻譯工作同學術知識和戰術知識的研究結合起來。你們不要把『專業化』給簡單化了。分到高炮專業的，不是只知道幾個高炮方面的名詞，而是要搞清鑽透高炮方面的歷史、戰術、技術方面的知識。搞導彈的要成為導彈方面的行家。這樣，哪一個專業的翻譯都可以到一個部隊去代職，當連長、營長，甚至可以當團長，當一段回來搞學術研究，他就成了這一行的幹部，應該定下來，向各兵種、各部門講清楚。這樣搞，在軍隊翻譯中，我們可能是新的措施。專業化的道路一定要講清楚，要採取一些措施到部隊去研究戰術、技術知識，要成為這個專業的行家……
「第二個問題是：要想一些措施提高質量，首先要提高中文水平。中文水平不高的，不能起過硬的作用。看一個翻譯的水平高不高，首先要看他中文水平高不高。中文水平不高，這是當翻譯的致命弱點。你們評論翻譯水平的高低要看中文、外文、業務三個因素，最後落腳到中文上。凡是中文水平低的，都不能成為好翻譯。提高質量，屁股要坐在中文上。當了十幾年翻譯，中文還很蹩腳，是沒有發展前途的，可以改行；一輩子翻不出一本書，翻不出一篇好文章，是沒有前途的，要淘汰。但是對處理的人，不能推出不管，不能一腳踢開，不能弄得『流離失所』。他們是有功勞的，要勸他們改行轉業，提高俄文水平，擴大其他語種，採取有力措施。這是我們翻譯工作的方針……」
2011年10月，由俄羅斯文化中心、中俄友協、歐美同學會留蘇分會等單位聯合舉辦的中俄友好系列講座在北京俄羅斯文化中心舉行，中俄人士一起緬懷了劉亞樓的傳奇人生。他們中不少人正是當年的翻譯，講起劉亞樓，仍然滿懷敬重，情深意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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